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化研究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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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_文化研究论文【内容提要】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史的产物，而且是文化史的产物，它是历史价值的文学形态。历史在不同程度的跳跃性、反复性、曲折性和偶然性之中，又经由历史的统合作用而获得历史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是任何时下阶段的前在规定性，时下阶段以其时代特征展开便构成此前历史的断代，断代有待统合于历史但尚未进入历史，因此也没有获得历史评价与描述的能力。以历史名义进行的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所进行的媚俗式的价值退让。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话题逐渐成为文学界热门话题。最初，是少数人士口出狂言式的经典挑战，是标新立异的经典拆解。出于自我表现目的或对关注效应的渴求，拿经典开刀是文学史上并不鲜见的招法，言之乏理也是这类招法使用者的通病，因此成不了大气候。不过，近几年有关经典的说法却日益众声喧哗起来。教科书的经典编用问题，文学史写作中经典评议问题，应和大众趣味的畅销作品是否可成为经典的问题，以及经典被“戏说”、“改编”、“大话”的问题等，经典几乎成为有箭必射的公用靶子。而这期间，又适逢“后现代”风潮奇波谲谷，“解构”经典也便脱离了先前混混们自我标举的低浅层次，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经典危机已严重地逼迫而来，非经典时代已现实地展开，并将长久地延续。经典争论成为热门话题，所由不在经典，而在于文学经典标准;而这文学经典标准又是极致化的文学标准，是被接受的实在的文学价值形态。经典争论的热闹，是文学标准或文学价值形态在当下特定时代语境中分化裂变、彼此撞击的现实过程。任何时代都是特征性的，历史的或文化的时间分段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历史差异又总见于一个个足以引起历史差异的事件，历史在历史叙事中呈现出来。问题是任何历史叙事都离不开对事件的命名及对事件的特征性描述，这一能力的获得又只能是历史的，现时并不具有这个能力。现时以其不同于先前的变化，而走出先前的历史，并成为现时，现时是生成中的历史因此它所作的历史描述也只能是生成着的描述，亦即非历史描述，现时假借历史名义进行的任何历史描述都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但问题又在于历史并不现时地描述自己，任何历史的现时描述只能是现时的，亦即非历史可靠性的，这就形成现时与历史的断代。詹姆逊在论述现代与历史、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时，曾谈到这个问题:“正是现在具有的这种强人能量，以及它强烈的自我创造力，才使它能够克服模仿者们缺乏生机的沮丧，同时赋予时间和历史以使命，若没有这一特点，这个历史时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使命。现在依然不是一个历史时期，它不具备自我命名的能力，也不可能对自己的特性作出描述。”①现时对历史的断代自然也包括詹姆逊所说的不具备自我命名能力与自我特性描述能力的现时的历史描述。现时的经典是历史给予的，是历史的现实化，而现时的经典认定或否定，却不是历史的，而只是历史的断代性判断。变动不居的现时，尤其是当下各方面价值均待重构的现时，其高昂的时代激情难免不催生一种历史的超越感，并凭借这种超越优势而对一切历史的评定予以质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的历史评价，作为历史评价的极有代表性的现实，理所当然要被置于现时质疑视野。体现着现实价值状况的现时价值评价，在文学经典的现时评断中努力地确证现时经典价值对于历史经典价值的超越，这样，现时才更称得上为现时。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经典争论乃是现时的时代性自证，每一个现时中人都会在这种自证中分享现时的超越性自由;但同时，它的非历史性评断，又使它无力否定历史。这样说来，现时诸君对于文学经典历史价值的质疑与否定，虽具有现时价值判断意义，却未必具有历史的价值判断意义，因此，也不该把现时否定文学经典的慷慨陈辞或装模作样，误认为历史评断。盗取历史名义的有关否定文学经典的宣言，不过是制造耸听效果的危言。就文学经典自身而言，其经典价值是历史生成的价值。这是经典在历史过程中与构成历史的方方面面相互作用的留痕，尽管这些留痕并未使经典本身增加或减少什么，但它们却沉积在经典价值构成中，综合为经典历史价值。经典历史价值像触手一样在不同历史文化领域非线性地延展，如在艺术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延展。这些向不同领域延展的价值触手形成了不同历史文化领域的差异性的文学经典价值和不同领域的经典价值评价。这并不是说不同历史文化领域的经典价值在其所属领域的历史过程中都体现为连续变化性或都作线性展开，这里有不同历史阶段的波折、跳跃或者断裂，也可能有多向交叉。如前苏联对于流亡作家文学作品的判断价值，对于巴赫金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的价值断判;中国历史上对于《金瓶梅》的价值判断，对于金圣叹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以及现当代对于赵树理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等。这些作品在不同历史阶段，在艺术、政治等不同领域，都因其各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受到不同待遇，时而被当做经典，时而被否认，甚至还遭受被封杀的厄运。不过，历史的统合性却能用统合的方式使经典价值形成历史延续，随着不同历史断代归入历史，经典价值也从而获得历史连贯性。经典价值历史连贯性的获得，从根本上说，乃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仅具有递代繁衍的生命延续性，更具有建构世界的精神延续性。对于每一代人，不断提升的生存需求与目的以及必然地、历史连贯性地展开的实践状况，共同规定着人的经验及理性、人的生存及实践的价值尺度的历史连贯性。人如果不能从他的前辈以及前辈的前辈那里继承有益的经验、理性乃至价值尺度，他就无法承受现实实践状况，他也就无法生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深刻地阐述这个问题:“……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着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②为此，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地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③文学经典及文学经典的现实价值，正是历史延续的价值，是被历史所预先规定并在历史的不断延续中形成并确定的价值。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它具有不同于此前的断代性，它都会把现时性不同程度地用于此前历史的否定，至少也是差异性阐释或变动;而相对于现时的话语优势，历史只能在沉默不语中固守其连续性，并沉默不语地对这种现时言说“预先规定”。所以，在任何时代，无论对历史所进行的现时言说如何奇论惊人、慷慨激昂，其实都有历史延续性在其中，就其时代的现时性而言都是历史的“预先规定”。当下不断热闹起来的文学经典的种种言说，质疑也好，否定也好，新解也好，针对的是经典价值的历史延续性，所受制的也正是这种延续性。红色经典，是时下经典言说的重要对象。由于红色经典所形成的时代语境是对于当下初去不久的语境，当下又是这初去语境的否定性展开，所以当下言说红色经典的多数人对那种语境都能拿出一些亲身亲历的根据，因此也就愈发有一种否定的自信和理直气壮。毫无疑问，红色经典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凝聚，在那个政治掌控一切的时代，出于种种原因，红色经典得以在时代漩涡的合力中被运作、被标举，它的产生具有充分的时代根据或时代必然性。当然，走出民族分裂、民族危亡、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地的全国人民，怀着巨大的翻身喜悦，对拯救他们于水火的伟大领袖、革命政治、革命政治的各层领导者充满感激之情，尊敬崇仰，信赖追随;他们深知这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人民江山换来了人民幸福，大家倾情于革命的丰功伟绩，这些曾与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共同战斗的革命者又正是现实的各层领导，这些领导者必然被现实地感恩载德;在这样的现实中大家发现自己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理想相遇，这里有大禹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有孔孟圣贤克己复礼杀身成仁之道，有屈原殉国的情怀，有岳飞的精忠报国，有文天祥的正气歌，有五四学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诚……，这样的传统凝聚为现实的共产党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这一时代的到来既是历史的“预先规定”，又是巨人的历史突进。红色经典在这样的语境中被孕育出来，它的产生有着充分的时代根据。那个无限忠诚、无限热爱的时代在全国性的严重的政治灾难中结束，红色经典的时代语境也随之消失。红色经典时代语境的消失同样是历史的“预先规定”。革命拯救的时代性无法取代民族与个人生存的历史性，感恩载德的时代情感也无法取代民族与个人发展的历史理性，政治的民族救赎的丰功伟绩，更无法在救赎之后取代生活及生存的其他方面。问题是这些无法取代在那个时代却被取代了，但就是这些取代也有其历史的“预先规定”，这类“预先规定”可以追溯到久远的祖先崇拜、宗法血缘关系，其后则是延续数千年的人伦道德、道德政治、圣君明主、封建集权、务实尚用、造反有理等等。无法取代在历史的“预先规定”中被取代，则又成为这被取代时代走向终结的“预先规定”。红色经典时代语境的消失，红色经典的时代价值也随之消失。当下，时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尤其是此前时代的否定性语境中重读红色经典，红色经典的否定性问题也就随之提出。但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历史的“预先规定”，它的时代价值虽然随着时代而消解，但它的历史价值却因它终于成为历史而持存，红色经典在其持存的历史价值中持存着历史延续性。至于哪些是红色经典的已然消失的时代价值，哪些是它在归入历史中持存的历史价值，当下的评价或言说因其仅只是当下所以就尚未归入历史，这尚未归入历史的评价或言说，则肯定不是历史的评价或言说，不管它是何等奇语惊人，慷慨激昂。詹姆逊在分析普列汉诺夫的“历史陈述”时曾谈到过这类问题，他指出，认为现实所说乃是历史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陈述，那不过是“历史理解所特有的情绪，是那种伴随着精神过程的感觉”，人们凭着这样的精神过程获得对于历史事件的“仿佛第一次突然领悟”，而实际上，这样的“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像是历史的转义，像是历史理解过程的真正时间性的修辞手段，它事先假定，一种更加较为具体的具体，一种更扩大的历史沉思的语境，因此，它并非是证实对偶然的选择感不能成立，而是使之变得无法设想和没有意义。”由此，詹姆逊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历史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概念只有在事后才有效”④。从当下经典或红色经典的历史价值判断来理解詹姆逊，则可以肯定，不管这类判断被判断者们自认为或标榜为如何体现了历史必然性，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其历史意义的真正获得，只能事后为历史所证明。经典评价的历史意义尚须历史证明，经典评价的现时根据，则须现时阐释。当下，普遍性的经典重估或经典反思，实际上是文学价值标准的历史性反思或历史性否定，尽管这反思或否定尚有待历史证明。问题在于，何以出现了这种当下的反思或否定?导致当下文学价值标准发生重要变化的基本原因，在于大众文学趣味的权力化。大众文学趣味是在历史延续性中经由日常生活形态，经由文学的大众接受而历史持存的趣味。唐传奇、宋词、元杂剧、明戏曲、明清小说，这类不同历史时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并因大众喜闻乐见而繁荣而历史延续的文学样式，是大众趣味历史延续性的集中体现。前面谈到的红色经典，则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大众趣味的集中体现。此后，畅销的文学读物，经由文学脚本而制作的电视剧、小品等，又是近20多年来大众文学趣味的集中体现。一般地说，不同历史时期应合大众趣味的文学作品，在其所属时代，登不上那一时代文学的大雅之堂，它们总是被那一时代的精英文化群体所排斥（应该说，宋词是一个例外，造成宋词例外的社会原因是宋代精英群体的世俗化，而这一世俗化的原因又可以在封建统治者分权而治的统治思想那里找到根据）。与大众趣味应合的文学样式的经典化，是后来精英群体参与的结果，是事后的经典化，这种价值变化不是时代运作而是历史提升。历史提升的原因在于大众趣味的非历史性。大众趣味永远是时下的，这是因为大众趣味总与其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的现实状况、现实理想与现实追求，以其切身性及切身压迫性，形成大众现实欲望、冲动与关注。与大众现实欲望冲动及关注相关的生活内容、生活过程，也就成为大众感兴趣、乐于谈论、乐于玩味的内容或过程，而承载或展现这类内容或过程的生活样式，也就成为大众感兴趣、乐于谈论、乐于玩味的样式，大众趣味由此而来。雅斯贝尔斯在这样的大众趣味中看到了人们的文化历史感的衰退或干脆无法形成，人们“除了追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外，不想去发掘自己的能力;他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每件事情都必须立即使他满意，即便是精神生活也必须服务于他的短暂快乐。”⑤弗洛姆也曾从心理动力角度，分析大众建立在“真实感性”基础上的日常现实关系，总是从“真实感性”得以满足的角度形成各种冲动，也包括各种精神冲动:“他不断需要找到更新的办法来解决生存中的矛盾，找到更高一级的形式来与自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相结合，而这种需要就是他的精神动力的来源，也是他的各种感情、爱恋以及焦虑的源泉。”⑥尽管日常生活交往与日常生活矛盾在历史延续中不断更新或者提升——一百年前的日常生活问题与当下的日常生活问题显然已大不相同，但其求解行为与相应的精神活动，却始终与相应时代的“真实感性”相切合，也就是说，时过境迁，大众欲求及生活关注应时而变，新的欲求及关注，总是适时地把大众引向各时代的时下，在各时代的时下情境中觅得归宿。时下性是大众趣味的时间定性。正因为这样，由唐代的大众生活所育生的唐传奇，它的属于那一时代的合于大众趣味的内容与传流形式，在继之而来的宋代，由于不再有大众趣味的根据而归入历史，也不再是后来大众的趣味对象。宋词、元杂剧、明剧曲、明清小说等，莫不如此。因此，当大众趣味投向别处时，此前的大众趣味对象就构入非大众的历史，它以被此前大众及顺应此前大众趣味的某些精英所雕琢的形态而成为文学的历史形态;这种文学的历史形态作用于后来的虽不关注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大众趣味及趣味形态，却热衷于从此前的历史中寻觅、发现文学价值的精英群体，此前的大众趣味形态便获得了从此后转化为经典的可能性。从这重意义说，经典的历史提升，乃是大众趣味的历史化。大众趣味的文学形态不经由历史化而直接获得经典价值并被某种程度地指认为经典，或者，未经历史化的现时大众趣味直接构成经典评价标准，包括对于此前经由历史延续性而形成的经典直接构成评价标准，这在经典评价的历史延续性中，并非常态，而是特殊的时代状况。出现这一特殊状况的基本时代条件，便是这一时代的大众趣味为这一时代的精英群趣味所认同，或者，二者在相当程度融合为同一种趣味，亦即同一化。人以群分，这是历史之常，群分的人又异于不同文化层位，这也是历史之常，文化层位差异规定着文学趣味差异，这是文学经典标准很少在同一时代既为大众接受也为精英接受的社会文化原因。大众趣味与精英同一化，并不是趣味的超文化的自行融合，融合背后，乃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宋词，在宋代相当一段时间里，既是市井流传的低吟浅唱、娇舞长歌，也是士大夫们的雅兴雅事。“宋代最繁荣的音乐样式是曲子，一种曲词合一的抒情歌曲，曲子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钟爱，上至帝王，下至市井百姓，皆喜好唱曲填词，士大夫文人更是乐此不疲。宋词创作的杰出成就，正是在这一风气的沾溉下获得的。”⑦这种雅俗融通的趣味在宋代得以形成，总结宋代文学及文化的历史研究成果，主要是三方面原因:一是宋代统治者在内忧外困的国势下，实施高度中央集权制，皇权得到空前加强，在这一前提下，为缓解政治压力，便启动权力调解机制，给文官以更大的议政与享乐权，这便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制衡策略;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议政与享乐自由的宋代文官们，又多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⑧他们生活领域及生活情趣并不限于官僚政治领域，而是将其被授的享乐权在强烈的享乐欲望的推动下，向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出身的市俗生活领域扩张;三是官僚阶层的这种面向市俗的享乐权及享乐欲望，以其高额俸禄为经济支撑，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有力地刺激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城市文化前所未有的繁荣又以其文化强势，促成精英趣味与大众趣味的融合。这里，集权与权力制衡，享乐权及其市俗延伸，城市文化的市俗繁荣及由此形成的享乐强势，正是一个权力运作过程。红色经典的大众与精英两极趣味的融合，乃是政治权力借助于不同文化层位群体所共有的政治感恩、崇仰、追随的情智活动，经由一系列的日常政治手段和政治运动而取得的结果。当下，对于经典的重估、否定、颠覆，或者对于时下某些作品所进行的经典化，表面看来是精英群体所为，如经典的学术研究，经典的价值评价、经典的传记性或史实性解构等。但实际上，这是时下大众趣味对于精英趣味成功的权力动作。大众趣味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出现，这是此前历史所少见的，宋代的市俗文化强势，是集权制衡的政治权力在运作，因此它依附于政治权力结构，是封建政治权力支撑下的市俗强势。这一强势随着这一政治权力结构的解体而消失，便是前者依附后者的证明。当下大众趣味的权力化则不然，这不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起码，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没有到场行使权力。这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大众是市场经济的充满活力的主体，大众传媒也好，图像化也好，广告泛滥也好，网络化也好，黄金周也好，休闲狂欢也好，这都是自发的大众过程，也是大众的聚合过程。大众的市场主体性使大众成为一切功利的操作者与构成者，它可以决定任何市场品牌、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风云人物、各类商品、各种市场行为的起落生死或繁荣消亡，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大众的消费狂潮中随波逐流，这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消费的自由已经等同于自由本身了”。⑨为此，安吉拉·默克罗比在探索大众文化新时代的重要问题时，在引用了桑塔格这句关于“消费的自由”的精言后说:“理论重心转到了对消费品的选择所蕴涵的内在意义上，这意义可以为消费者创造一个新的身份，一个不同的，能够游移的身份，一个新的自我”。⑩这个已成为文化重心，因此也成为理论中心的消费者，亦即大众，在精英们的理论解释中，获得了权力身份，成为一个新的权力自我。对于文学及相关的文学产品，如影视剧，靠创意角本制作的文学与图像广告，借助歌词而传播的流行歌曲等，大众权力令人生畏。文学出版物印数排行榜，电视栏目收视率，报刊发行数，网站点击率等，这些可以让相关的文学及文论精英扬眉吐气，也足以让其就此沉没的可怕数字，都是大众趣味的具体化，同时也是其抽象化。面对这样的大众兴趣权力，经典的历史评价现时化了，精英们的价值尺度大众化了，而大众趣味则在其权力中经典化了——尽管这只是时下的经典化。而当下学术界的经典危言及颠覆经典的尝试，则不仅证明着大众趣味权力化的事实，而且也是精英标准面对大众的退缩。注释①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詹姆逊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②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③同上，第40页。④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⑤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3—174页。⑥彭吉象主编:《中国艺术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⑦⑧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绪论“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对宋代官僚结构以广大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对其科举取士人数之多与历代相比“空前绝后”，对文官俸禄一加再加，享不胜享等情况，均有所述，并有一系列的统计数字为据。见该书第1～33页。⑨桑塔格:《论摄影》，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⑩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同⑨，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