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暴力纠纷的情感解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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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暴力纠纷的情感解释内容提要：在暴力的情感解释路径中，暴力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化问题，而是包含了怨怼、愤恨等情感的表达性行为。此外，该路径强调在具体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系统之中理解暴力行为及其情感意涵。沿此路径，本文考察了发生在村落社会初级关系圈中的暴力事件。研究指出，此类暴力事件通常与纠纷、道义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涉及到初级关系圈中的道义、情感和权力，体现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恩怨爱恨以及对报复性正义的追求。这种凸显暴力行为所蕴涵的（嵌入在社会文化意义之中的）道德情感特质的研究路径有助于我们对暴力行为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关键词：纠纷；暴力；怨恨；情感在越轨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中，情感议题往往被有意识地悬置和摒弃。可以说，情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没有被传统社会学家所重视，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家倾向于将情感视作是非理性的、流变的东西，有刻意回避情感议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国内社会学界可谓更加明显。相比之下，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对情感的讨论相对较多。具体到越轨行为中的暴力研究，情感更是很少被提及。例如，传统的犯罪学理论通常将包含情感的暴力犯罪简单地归为“激情犯罪”，并从精神病学、生物学、心理学的角度予以躯体化解释；暴力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则基本上从社会结构、社会资本等所谓的客观性因素（变量）来解释暴力的产生，对情感和文化较少关注。鉴于暴力行为的上述研究状况，本文聚焦暴力行为背后的情感因素，以此来理解暴力行为的生产和再生产。就研究对象而言，本文考察村落社会中发生在亲属、邻里、同村村民等熟人之间涉及身体伤害的暴力事件。此类暴力事件通常不具有计划性，对风险和收益的理性衡量较少，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性的表达行为，即“表达性暴力”（expressive violence）。由于这种情感常常包含人们的委屈、屈辱、愤恨以及对报复性正义的追求，具有明显的怨恨特质，因此，本文又将表达性暴力称为怨恨性暴力。一、作为一种情感的怨恨怨恨本身是一种情感，而“情感在本质上与‘生命体验’（lived experience）联系在一起。它们扎根于个人生命的最深处，并且是双重作用的结果：一重是特殊或普遍的遗传演化，另一重是文化传承（家庭环境、社会背景、教育）……如果说，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范围，并且与人们赋予它们的意义相关，那么情感也从来不会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不会丧失其社会内涵。”[1]这也就是说，情感嵌入在个体的社会性活动之中，并且具有社会意涵，这种意涵通过社会化过程传递给个体，使个体学会如何去表现、诠释自己的情感，如何去感知他人的情感。[2]对于那些因情感而生的行动，韦伯称之为情感式行动。“情感式行动是为了满足那些直接的报复、享受、热爱、喜乐和对抒发直接感情的需要——无论它们是以何种被动或升华的方式出现——做出反应的行动。”[3]但情感式行动并不必然与价值理性行动或者目的理性行动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存在转化的可能。[4]尤其在中国社会场景中或者在中国人身上，理性与激情、利益与感情很难做一个明晰的区分。现实的情况是，理性的行动与情感式行动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5]韦伯倡导对情感性行动进行移情式（或者神入式）理解，[6]并且“我们自己越涉入以下这些情感性反应，如焦虑、愤怒、野心、羡慕、嫉妒、爱、狂热、骄傲、仇恨、忠诚、奉献和各种不同欲望以及所衍生的非理性行为时，我们越能够同情地去理解。即使当感情强烈的程度完全无法拟情式理解，并且无法知性地计算情感对行动方向和手段的影响时，亦是如此。”[7]当然，韦伯所说的理解除了拟情式再体验之外，还包括理性的确证、知性的诠释，并且二者在同一个理解过程中同时出现，以把握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8]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意义的赋予以及主体对意义的解释本身是置于具体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系统之中的。就情感而言，在不同的文化脉络和社会场景中，即使极为类似的情感往往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社会意涵。“正如某种情感是否积极取决于引发情感的情境，它的价值也会因不同的社会系统而异……文化影响我们观察、表现情感的主观方式。”[9]因此，对情感以及情感式行动的诠释离不开文化情境，只有在具体的文化系统中，我们才能鲜活地理解情感的文化意涵以及情感式行动的社会意义。例如，韩国学者崔吉城对韩国的哭泣文化进行了民俗学考察，并且将其与中国、日本进行比较，发现哭泣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感情在表现幅度和流露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各自社会的制度和观念紧密相关。换言之，普遍性的情感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具有多样性的表达形式。[10]在西方语词中，怨恨的英文是resentment,法文是ressentiment,它大致包含两种含义：“1.对某些令人觉得谬误、耻辱或受伤的事务表示愤慨不快或持久的恶意……2.[社会心理范畴]由尼采（Nietzsche）提出的概念（ressentiment），用来描述一种通常由无意识产生的心态：由于个人的地位或人格处于劣势而萌发攻击性情感，往往形成各种形式的自卑心理。”[11]从词义的角度来看，与resentment表达的情感极为相近的词是spite/despite，古英语是despit，法文是dépit。这个词同样可以翻译成中文语境中的怨恨。它也包含了两层含义：“1.愤慨，愤怒，恶意，尤其指自尊心受到冒犯时的恼怒、烦恼。后来又可以表示强烈的妒忌心，且有为非作歹的恶念；恶意，反感；固定的敌意和憎恶……2.强烈的轻蔑、憎恶、轻视和恶意的感情；强烈的伤人欲望；轻蔑，嘲笑，诋毁，深怀恶意或嫉妒”。[12]在西方语境中，这两个语词具有的共通性含义是：他者的冒犯或者自身的劣势（如身体的孱弱、精神的怯弱、地位的低下）使个体遭受挫败感，如羞辱感、受伤害感、自卑感，进而引发个体的嫉妒、恼怒甚至仇恨等攻击性情感；这一过程通常包含了比较以及由比较所衍生的妒忌和不满。在西方哲学的解释体系中，怨恨与“无能”和“攀比”密切相关。其中，尼采对怨恨做了这样的定义，“这种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象中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13]由此可见，尼采所说的怨恨往往与“无能”和“攀比”勾连在一起。一方面，怨恨的主体是具有奴隶意志的弱者，他们由于自身的无能和怯懦而无法直接采取行动来宣泄对怨恨对象的不满，因而在隐忍中积蓄愤恨；另一方面，怨恨是指向他者的，怨恨者与他者之间存在一种价值攀比，但是怨恨者无法容忍自身的价值低于他者的价值，因而不惜伪造价值图表，以此对价值图式进行转换，[14]进而达到否定他者的目的。[15]此外，舍勒沿着历史社会学和现象学社会学路径重新审视了基督教道德以及现代市民伦理中的怨恨问题。舍勒认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16]这里所说的情感波动包括报复冲动、仇恨、嫉妒以及恶意等。当这些情感波动受到无能感（身体孱弱、精神怯懦或者畏惧情绪对象）的抑制时，“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17]此时情感波动开始向怨恨转化。至于情感波动中的嫉妒，它往往源于个体以及共同体无力追求某一财富或者在获取某一价值的尝试中失败而仇恨财富和价值的占有者。[18]就怨恨的程度和方式而言，舍勒认为它一般与个体的资质及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相关联。此外，一些特定形式的“境遇”本身已具有“怨恨危险”，而不论陷入该境遇的个体特质如何，如老一代与下一代、婆婆与儿媳以及次子与长子之间的关系便是怨恨生长的天然土壤。[19]在中文语境中，怨恨由“怨”和“恨”两个字组成。其中怨是一种不满、责怪的情绪，在中国的语境中常与“恩”连在一起，即恩怨，背后暗含了道德情愫。另外，积压的矛盾、仇恨称为宿怨。《现代汉语词典》指明，“怨”包含怨恨和责怪两层含义，而怨恨同样也有两种意思：一是动词，表示对人或事物强烈地不满或仇恨；二是名词，意为强烈的不满或仇恨。[20]在《辞海》中，“怨”的解释非常丰富，除了怨恨、责怪之意外，还有怨仇、怨家的意思，如《礼记·儒行》云“儒有内者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另外，怨字也可以通“蕴”字，意为蓄积、蕴藏。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似乎某些特定的群体更具有怨恨气质，比如年长而没有配偶的成年女性称为怨女，[21]伤离怨别或者被丈夫冷落的妇人称为怨妇，[22]不和睦的夫妻被称为怨偶，[23]仇人冤家又可以称为怨家，[24]等等。在唐诗宋词中，诗人们描写了宫廷嫔妃的幽怨，如卢照邻的《昭君怨》，崔国辅的《怨词二首》，王昌龄的《西宫春怨》；妻子对征夫的怨思，如王勃的《采莲曲》，杨炯的《有所思》，沈佺期的《古意》，王昌龄的《闺怨》；征人的怨情，如王之涣的《凉州词》，李欣的《古从军行》；被男人背弃的女子的哀怨，如杜审言的《赋得妾薄命》，刘希夷的《公子行》；官场失意的怨愤，如宋之问的《明河篇》，张悦的《幽州夜饮》，孟浩然的《自洛之越》、《留别王维》，等等。从这些人物形象的怨恨中，我们大体能感受到一种因所欲求的幸福生活和状况没有实现而导致的失落和不满，这种情绪与他者的不体贴、不道义有关。除了怨妇包含了对丈夫的新欢存有妒忌的含义之外，其他情境中的怨并没有明显的嫉妒之意，更多的涵义是，别人的德性、错误、伤害影响了自己对所欲求的生活的追求，表达了对他者、对时局甚至是对命运的不满，对自己处境的慨叹。[25]对于怨的态度，儒家倡导“以直报怨”。至于怨恨中的“恨”字，表达了一种更为普遍的情感，[26]其含义更为复杂，通常是对错误、敌意行为的长久不满和愤慨，包含了悲痛、后悔、妒忌等多种意涵。[27]在《辞海》中，“恨”有三层含义：怨；懊悔、遗憾；仇视、仇恨。那些失意抱恨的人被称为“恨人”。对怨恨的理解通常离不开与怨恨相关联的情感，如“怒”、“愤”、“忿”、“气”等。其中怒根源于“个人的怨恨或由于‘不合理的’（illegitimate）阻碍和侮辱而受到刺激：蛮横，冤枉，冒犯，谴责，恶习，猜疑，非难，谎言，暗讽，虐待，争吵等等。”[28]而怒本身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如果怒的发生符合怒者的身份，顺其自然，那么这种怒便是正当的，符合德性的，如果怒者逾其本分或者怒的程度过度，那么这种怒便是邪恶的。因此，对“怒”本身要有一个辩证的认知，正所谓“血气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29]与怒相比，“愤”表达的情感更为浓烈，包含的道德意涵也更为明显。中文的词汇如义愤便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正义感。通常不公正的对待、违背情理的言行、有意冒犯或者使人格受辱都会激起人的愤怒之感。愤怒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警醒和抑制相应的失范、越轨行为。那些具有正当性声称的愤怒可以称之为“忿”，即忿是一种具有明确的道德意涵的愤。[30]与其他情感词汇相比，“气”更为口语化，在日常生活中常被用于解释人们的心理状况以及社会行动，比如气性、血气、赌气、斗气、撒气、负气、忍气吞声、人活一口气，等等。“从中国儒家文化的大传统来说，（血）气尽管是人的生命力的基础，且具有自尊自强、富于勇气的心理含义……但还不是人格的至高境界，需要靠志（伦理或良知）来引导和提升。”[31]应星认为气可以推动个体摆脱生活困境、维护自身的尊严和人格，并且气并非一概是激情的、非理性的，而是融会了人的本能与理性思量、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当然中国主流的文化是倡导“以忍御气”，对气进行控制和疏导。[32]基于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在中西方语境中，怨恨都是表达一种不满、埋怨和责备之意，怨恨以及与其相近的情感都属于攻击——对立范畴，都是对个体的内在平衡与社会和睦造成破坏，都是社会道德系统驯服、驾控的对象。[33]但是西方语境中的怨恨更多地包含嫉愤、妒恨因素，而且常常是个体在与他者比较（攀比）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劣势、缺陷而生发的一种恶意情感。而在中国的语境和文脉中，怨恨虽然在特定的群体和境况中具有嫉妒含义，但它更多地产生于他者对自己的伤害或者不公正、不合理的对待，致使自己正常的生活遭受破坏，人格、社会尊严受到辱损，具有较强的道德意涵，而且本身存在正义与否的区别。如果说中文语境中的怨恨也存在比较的话，那么这种比较并不主要是个体与他者的比较，而是侧重于个体的付出与回报的比较（如辜负、失望、忘恩负义）、个体所欲求的生活状况与现实境遇的比较（如时运不济、壮志未酬、受冷落、独守空闺），等等。二、怨恨性暴力的特质就当下中国社会的怨恨情绪而言，成伯清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不公极易引发怨恨，如贫富差距悬殊，底层民众的相对被剥夺，社会没有为个体的价值实现提供相对畅通的途径以及“体制性迟钝”难以有效回应民众的不满和伤痛，在此状况下，群体性事件、恶意犯罪以及怨恨批评在整个社会中弥漫。[34]在另一项研究中，成伯清指出，虽然舍勒对怨恨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怨恨的生成机制有着深刻剖析，但其论述并没有挖掘怨恨背后的社会原因，而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怨恨生成机制中的）无能感的成因。[35]对此，成伯清基于霍耐特（Axel Honneth）的“社会承认模式”,[36]认为无能感是社会蔑视（即没有获得社会承认）的结果。具体到中国的社会情境，成伯清强调，情感支持的弱化、法理权威的残缺、社会内在凝聚机制的缺失、社会荣誉分配的混乱以及权力规制的薄弱极大地损害并扭曲了社会成员所欲求的承认，进而引发社会怨恨。另外，对于怨恨生产机制中的价值攀比，成伯清指出“中国式的平等”（即别人不能比自己强）使中国民众乐于将自己同他人进行比较，但“实质性的等级”又使大多数人实际上不堪相比，由此导致的一个状况是，怨恨内嵌于中国文化之中。鉴于此，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那些远离权力中心、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是怨恨的高发群体，如工人阶级、下岗职工。[37]对中国情境中的怨恨的另一项研究是刘能将怨恨作为一个变量来解释集体行动，认为中国社会的怨恨生产场域在扩大、生产频率在加快，怨恨情绪已经积压到极易引发集体行动的临界水平，并且农民和工人成为集体行动的主要参与者。就怨恨的解释过程而言，刘能将其分为“对原生怨恨的认知和标定”与“对次生怨恨的认知和标定”。前者如社会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对低位的下降和利益受损，或者他者群体的获利途径不被社会认可。后者则将怨恨归因于公权力对原生怨恨处理不当或无效，引发公众对公权力不满，进而衍发次生怨恨。[38]于建嵘分析的“泄恨性暴力”便属于此种类型。于对泄恨性暴力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即“行凶者心中对社会有诸多不满，但却没有‘合理’的明确仇恨；他泄愤的目标不是侵犯他的人，也不是公权力，而是更柔弱者”。[39]在他看来，公权力的失范、社会规则的不明确会给个体带来恐惧感和焦虑，强者可以通过控制规则的制定权来排解这种焦虑，而弱者只能压抑此种焦虑，在绝望中通过暴力等破坏性行为来宣泄愤恨，反抗强者。对于这种因焦虑、愤恨所引发的暴力，徐昕等提出“暴力源于不信任”这一命题，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惯例是人们安全感、信任感的重要基础，但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破坏了生活世界中的常规、惯例，进而损害社会的信任感，由此引发暴力行为，即通过暴力行为来消除不信任所导致的焦虑、紧张。[40]具体到村落社会场域，与这种焦虑、紧张勾连在一起的是“熟人社会”的逻辑（如面子、人情）被市场化的理性算计逻辑所替代，致使农民的血缘观念淡化，核心家庭越来越原子化。[41]可以说，委屈、仇恨隐忍成怨恨，积蓄的怨恨再以暴力的方式发泄出来，这种从怨恨角度对泄恨性暴力进行文化解释构成了西学中暴力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路。毋庸置疑，西方哲学的这套怨恨解释体系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中那些与焦虑、愤恨勾连在一起的暴力现象提供了诸多洞见，尤其对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无明确目的、无特定对象的恶意犯罪、集体行动颇有解释力。但就我们所研究的村落社会中具有明显的怨恨特质的表达性暴力而言，它与纯粹的泄愤性暴力有所区别：首先，它属于“冤有头债有主”式的怨恨，其愤恨感有理有据，且行为对象明确。其次，这类表达性暴力所包含的怨恨与西方哲学话语中的怨恨有所不同，其逻辑起点并不是或者并不主要是攀比和嫉妒，而是源于他者（纠纷事件中的另一方）“欺负人”、“不道义”，使自己蒙受委屈，或者将自己的家庭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影响到自己和家庭过正常的日子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其源起和演变嵌入在乡土社会的草根伦理以及社会场域之中。在特定的情境中，暴力是对这一状况的纠正，或者说，暴力是获取一种德性生活的手段。因此，我们需要将村落社会初级关系圈中的怨恨现象以及怨恨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放置到村落社会具体的场景以及地方性的文化意义系统之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具实践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