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上理性到实践合理性 ——对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析解与批判.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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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上理性到实践合理性——对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析解与批判从形上理性到实践合理性——对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析解与批判【作者】邹诗鹏【作者简介】邹诗鹏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应当承认，20世纪哲学是以西方哲学的演进与扩散为主流的。理性是哲学的存在与表达方式，历史即将驶过千年之交，迈进一个新的世纪，此刻，通过理性的发展变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作一次总体回眸并展开一种内在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在笔者看来，20世纪哲学所经历的实际上是由传统的形上理性向现代合理性转变的种种尝试，而面向21世纪的理性哲学又必然是超越现当代西方哲学，在更加宏阔复杂的文化系统及发展境遇中向马克思实践合理性哲学的回归。一、由形上理性所主导的哲学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对于自古希腊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为止的传统西方哲学来说，这是个坚定的、不容置疑的信念。由形上理性所主导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大致表现在以下征貌上：1.抽象的本体论。形上理性首先需要建立起在其中实现自身的抽象的本体论体系。所谓本体论，就是立足于一个原点（本体）所形成的逻辑演绎系统，由以解释包罗万象的世界。本体论化是古希腊哲学的典型表现，人们试图从思维上建立起关于世界的终极的解释图式，但是，由于境遇的限制，人们又无法立足于自我寻求原因，确立信念，而是诉诸某种神秘的、不可知的东西或者是直观的外部世界。最初是神话、传说、原始宗教，然后是自然实体，逐渐以抽象实体固定下来。这些抽象实体在德谟克利特那里是“原子”；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是“数”；在巴门尼德那里是“存在”；而柏拉图的“理念论”则是本体论的典范形式。本体论哲学也是后世一切传统哲学所固有的形态，在近代，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体系、斯宾诺莎的“实体”说、莱布尼茨的“单子论”都是抽象本体论的典型，而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所展开的唯心主义体系则是整个抽象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应当说，本体论反映了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只要我们的生存境遇还被外部世界所制约、所困厄；只要在我们的认知视野内还有未被彰明的对象存在；尤其，只要我们的理想世界总还在追求着一种人文解释，本体论哲学就应该存在。但是，本体论哲学却形成了一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思维方式。其特点是：1)还原性。本体论把多元万象的世界线性化地归结为抽象的哲学本体，这就把活生生的、多样化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僵死的、单一的存在样式。2)解释性。还原性实际上基于解释性。哲学本体先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体系化的演绎解释万象世界的生成动变。除了解释之外，本体论也无力承担其它功能。3)非历史性。本体论的解释体系仅仅凭据其逻辑认知抽象地演绎出社会历史的运动变化，后者实际上在理性之外，而依沿抽象本体论所构筑的社会理想只能是乌托邦。非历史性构成了抽象本体论在社会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取向。4)异在本质性。抽象本体论反映了深达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本质主义致思取向。抽象本体的形成是追问“为什么”的结果，但是，由于这种追问从一开始就抛开主体，走向异在，因而只能以抽象本体的逻辑生成以及异在的解释循环为终结。此外，抽象本体论也缺乏自我确证性。若要继续追问，所有的传统哲学家都会作出一致的回答：神。抽象的本体论以神学为必然归宿。传统哲学无论可知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在试图把抽象本体导向神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可知论者把本体论与认识论等同起来，它被动地诉诸神；不可知论把认识论与本体论分割开来，它主动地导向神学。2.二元对立。形上理性不可避免地导向狭义认识论，它先在地设立了理性与现象的对立，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主体与客体、唯名与实在、逻辑与经验、感性与理性、现象界与自在之物、价值与事实等等。而最基本的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总体上看，由形上理性主导的哲学传统扬唯心而抑唯物。唯心主义者把物质、感性、经验、现实等等当作哲学体系加以贬斥的对象，包括唯物主义或有一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也都鄙视感觉：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贬低感性，抬高理性；伊壁鸠鲁的感觉论与其伦理学上的禁欲主义快乐论原则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经验论者洛克把感性认识视为“不可靠的认识”。休谟对经验世界的坚守实际上加大了感性与理性的裂距。康德在知性领域实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统一，但由此又形成了新的二元分离即现象界与自在之物的分离，通过知性并不能达至形而上学。康德的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通过确立科学理性以拆解传统哲学知性化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理论体系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黑格尔反对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分离，在他看来，形上理性的逻辑力量是无限的，它完全可以打通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巨藩。但是黑格尔的逻各斯体系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一种分离：即在最大程度上包容了以往一切二元分离的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并且，黑格尔还把形上理性推向了完全排斥非理性的绝对状态。3.自足性。形上理性在建构和展开本体论体系时形成了深达整个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它具有一种思维上的自足性：相信仅仅凭据逻各斯的力量就能解决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问题，但在把一切精神现象都归结于认知上的体系性和可理解性时，又排斥了艺术的、道德的、宗教的等人文理解方式，似乎人文理解方式并不具备思维合理性。从文化意义上说，形上理性不仅忽视了上述多样的人文存在方式，也忽视和压抑了生活世界中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多样化的原生领域，而当它把理性从生活世界无限提升时，实际上无视了生活世界本身。形上理性所表现的认知自足性也就是它的局限性。形上理性的自足性来自于对人类智力和知识能力的无批判性的信赖。这其实是康德所坚决反对的独断论的表现。康德证明，自足理性只是在自然科学范围内才是可能的——他由此首次成功地确立了科学的合法性即科学理性，不管是在柏拉图的认识论图式中，还是在笛卡尔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科学与理性都是处于一种分离状态。康德又进一步证明，理性仅只在科学领域有效，一旦超出科学进入形上领域，理性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说，形上理性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康德通过否认形上理性的可能性从而动摇了其自足性的话，黑格尔则通过思维辩证法重新恢复了形上理性的前所未有的自足性。黑格尔是形上理性传统的集大成者。二、现代哲学对传统形上理性的反叛现代西方哲学从不同路向上展开了对传统形上理性的对抗、拒斥和摧毁。1.人本主义对非理性的张扬。现代西方哲学，包括新黑格尔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充分张扬非理性主义并由此对抗、反叛传统哲学。弗洛伊德立足于科学精神发掘了无意识这一人类文化的未知领域，他认为，无意识、非理性乃人性的直接表现，而文明社会应当允许非理性的存在并找到控制它的方法，这就是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思想后来直接影响了结构主义的形成；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认为传统的科学解释方法牺牲了生命的冲动、直觉和想象力，只有直觉体验才是通达真理的最佳方法；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宗旨就是要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直接贯融于非理性主义之中，不管是布拉德雷，还是克罗齐，都要求理智对直觉的绝对服从；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在一个日益工业化及极权化的时代，人已经为不断专制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所控制，社会批判必须籍靠非理性的挑战和冲击。非理性主义也是深达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实用主义确立效用原则（皮尔士）、贯彻经验主义（詹姆士、杜威），把真理与事实、价值与事实、知识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之间长期分离的两端等同起来，摒弃对理性作价值之外的任何追问，在潜存的意义上也就把非理性与理性等同起来。哲学上非理性主义的主流则是肇始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以及在萨特等人那里达到鼎盛状态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叔本华看来，黑格尔借助于逻各斯的力量，肆意扩大认识论的疆域所建立的哲学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这一“梦呓”来自于自启蒙运动以来日益膨胀的形上理性传统：虚设实体；制造主客对立；迷信科学与逻辑力量；盲目乐观，看不到理性本身是被非理性的意志所支配的，意志构成世界的表象，而形上理性所建构的认识论只是外在的、非本真的认知图式。非理性的意志决定理性世界乃是人类文化无法逃避的悲剧性所在。尼采则要求把理性从人类文化中清除出去。在他看来，形上理性已随着上帝的死亡而逝去，存在的只是自我实现的权力意志。现代文化的首要任务乃“重估一切价值”，即重新评估一切被形上理性所设定、歪曲和忽视的价值。从唯意志主义所要表达的哲学意旨看，理性已经由形上本位转向了价值本位。但是，在尼采哲学中，形上理性的内容被抽干以后仍然留下了一具外壳。一方面，上帝已被为科学理性所武装起来的人所废黜，科学理性不断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功利要求，为康德所设立的理性界线早已被突破，而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弘扬的个性自由直到此时才有可能挣脱那已经日薄西山、行将就木的理性化社会结构的羁绊，就是说，科学理性与自我意识已“进化”为“权力意志”；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征服还处于高歌猛进、远未觉醒的状态，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潜力仍十分可观，形上理性仍处于没有终结的状态。实际上，尼采只是用价值论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称为“主体性形而上学”、“最后在场的形而上学”）取代了传统的知识论形上学。就基本的哲学精神而言，存在主义与唯意志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反叛形上理性；肯定非理性；意志自决；张扬人本主义精神；存在的自我确证。但是，存在主义对形上理性的反叛更加彻底。海德格尔指出，整个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以来，直到尼采，形成并不断膨胀了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按这一模式所解释的存在只是对“在者”的解释，而真正的“在”（“亲在”，Dasein）却被“遮蔽”起来了。而要重新敞开“在”，就必须采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撇开主体性话语，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原生多样话语中，让存在“自我显现”。很明显，海德格尔确立在亲在基础上的基本本体论实际上就是要把本体论从传统形上理性的“无根”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萨特看来，传统形上学总是通过一种外在的本质主义去确认在，这种“在”只能是形上的非现实的人的在，而问题首先并不在于断言在“是什么”，而是要追问“为什么”在；人的存在”自我呈现”出本质，因此，“存在先于本质”，形上理性没有任何先在的理由。2.分析哲学运动对形上理性的拒斥。科学哲学及语言分析哲学所开辟的则是一条用科学理性拒斥形上学，以逻各斯及语言分析从内部摧毁形上理性的道路。分析哲学对形上理性的反叛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的。维也纳学派、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都认为，一切哲学命题必须在逻辑上有效才有意义，而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命题则都是经不起逻辑判定，也无法用经验证实，因此是无意义的伪概念和伪命题，必须加以拒斥。哲学不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即语言的逻辑分析技术，依靠这一技术，一方面澄清意义，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为科学奠定逻辑基础。用维特根斯坦话说就是：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无疑，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理性完全变成了科学理性。如果说人本主义对非理性的张扬所造成的只是与形上理性二元对立、势不两立的态势，那么，逻辑实证主义对形上理性的摧毁则是致命的，因为它使用的工具正是形上理性所运用过的逻各斯，有如以毒攻毒。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并没有负起形上理性所承载的意义负荷。意义标准并不仅仅来自于科学逻辑或经验主义；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都不足以确立起形而上学与科学的界限；从现象主义转向物理主义也是徒劳。后期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人工语言分析的缺陷：并非所有的人工语言（词）都有相应的所指，形而上学命题与数学命题并没有差别，形而上学既然是无意义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说它呢？仅仅凭据数理逻辑去判定形而上学的无效是不够的。由此，维氏回到了摩尔的老路，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形上理性的病根就出在对语言的误用上，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一误用并根除形而上学。前期维特根斯坦用科学理性拒斥了形上理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则用意义标准彻底清除了形上理性。科学哲学在拒斥形上理性方面表达了与分析哲学相同的旨趣，其内部也走过了一条对科学理性从崇信到反叛的道路。休谟、康德等前经验科学家确立起了科学理性；黑格尔的逻辑建构本身就是对科学精神的内在的崇拜；逻辑实证主义唯科学理性是从，把逻辑作为一切知识有效性的唯一判据；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揭示了科学理性的可错性，在反科学理性崇拜的根基上打下了一根楔子；库恩则反对波普的超时空的、普遍的合理性观，在他看来，科学理性必须纳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以解释，科学事业经常伴以非理性因素；到了费耶阿本德则全面否认科学理性的特权地位，并把文化多元主义推向极至；劳丹主张用进步规范合理性，使科学合理性导向自然化。科学合理性的探索仍是当代西方的热门话题，但从它已走过的道路看来，科学哲学仅仅在理性预设下解决合理性的努力已走到了尽头。三、当代西方哲学重建哲学合理性的努力现代哲学对传统形上理性的反叛并不是要摧毁理性本身，理性（为与传统的形上理性有别，称为合理性更好）始终是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现代哲学在反叛形上理性时，也各自带来了一个新的理性形式：人本主义张扬了人文理性、价值理性；分析哲学倡导分析理性；实用主义展现了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及经济理性；韦伯等人提出了技术理性、工业理性；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发展批判理性，等等。只不过，这些新理性各自据守、互相抵牾，缺乏沟通。这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现代哲学，不管他们对形上理性持什么态度，但并没有彻底否认它在文化中的作用，勿宁说，哲学家们拒斥的是形上理性的认知意义，而对于它的文化意义则是肯定的。胡塞尔认为，形上理性并不能因其形上就丧失了它的重要地位，如果把它同其它理性配合起来看待，更有整合与奠基的功用①；哲学人类学本身就是超越传统知识本体论，重建形上理性的尝试；即使是逻辑实证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时，也承认了它在艺术、宗教、伦理领域的功能，“形而上学的非理论的性质本身不是一种缺陷；所有的艺术都有这种非理论的性质而并不因此就失去了它们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生活的高度的价值。危险是在于形而上学的欺惑人的性质；它给予知识的幻想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斥它的理由”②；从深刻的意义上说，科学哲学在哲学范围内拒斥形而上学，正是要把哲学导向文化、导向思想，从而促使形上理性回归人文世界并获得新的诠释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哲学与卡西尔、海德格尔的思想努力是殊途同归的。如果说，在20世纪前50年，反叛形上理性声势逼夺，那么，50年代以后则是呈现出重建合理性的态势。我们可以从奎因、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中见出这一走势。奎因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被誉为分析哲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在分析哲学的视域内也是促使形上理性重新获得理性合法性的标志。按照经典实用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至少是一种信仰，它刺激和指导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奎因则进一步指出，现代经验主义者（即逻辑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形而上学，乃是死守经验主义教条的结果。奎因证明：逻辑判断（分析命题）与事实判断（综合命题）之间并无原则差别；意义陈述并不以逻辑语词为最终凭据，在它们背后反倒是形而上学在起着支配作用；在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分，一切经验科学都有一个“本体论承诺”，形而上学就是科学。伽达默尔于60年代所完成的哲学解释学（以出版《真理与方法》为标志）则立足于理解范畴，确立起了被传统形上理性所无视的诸多人文领域（以艺术与美学领域为典范）的理性合法性。伽达默尔赞成胡塞尔通过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破除传统形上理性，但不同意其退回到先验自我的思路。他深信，只有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以及由此奠定的语言中心主义才彻底破除了旧的形上理性，并为哲学解释学的展开铺平道路。但海德格尔又通过“在”的“缺席”的思想消解了他自己的本体解释学。伽达默尔则坚持被海氏所放弃的时间性，从而达到了哲学解释学的顶点。他把“在”肯定地锚定在“能被理解的语言”之上。关于理解，他仍然坚持海德格尔方法论与本体论统一的观点，即把“理解”既看成“亲在本身的生存论的先行结构”，又看成是“内在真理的自行敞亮”。说得明白些，伽达默尔实际上是把理解导向了人生意义与生活世界的本真显示。无疑，这是一种与传统的科学解释方法不同的人文理解方法，它变更了人们关于理性仅只关乎科学的传统观点，在后来的《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他明确指出：“理性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是知识和真理的整个为科学的方法意识所不能把握的半圆状态。”③伽达默尔在其解释学框架中所注重的解释学主观性、解释偏见、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观点表明了其理性观向一切非逻辑活动，诸如体验、信念、价值、共同感、想象、游戏等一系列艺术、伦理、历史及日常生活领域的拓展。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终结已经表明，用非理性完全替代理性是不可能的。社会批判不只是对现存社会的拆解，它还赋有理性重建的使命。作为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则看到，自启蒙运动以来日益膨胀的理性在当代社会虽然显出了诸多弊端，但彻底否定理性是不可能的。当代哲学的危机事实上在于多元理性，即形上理性、理论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分析理性、规范理性、批判理性、社会理性等等之间缺乏沟通、鸿沟积深，其障碍恰恰来自于在伽达默尔那里被视为解释学条件的私人性（主体个人化）、传统偏见及意识形态。因而，哈贝马斯认为，多元理性只是新理性的条件，在语言已经取代意识成为哲学前提的情况下，新的理性就是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包含着对形上理性的内在的反思和继承，哈贝马斯旨在解放出人文理性，制约其它理性的排它性的膨胀，对抗后现代性。当代西方哲学理性观的重建在后现代主义的一片拆解与摧毁声中落下了帷幕。以德里达、利奥塔德、福科等干将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拒绝理性重建使命：他们“解合法化”（理性合法化）、“去中心”（逻各斯中心及语言中心）、“打破在场”（形而上学的在场及最后在场）、“摧毁整体”（体系化的总体哲学）、“弃绝假定”（实体主义），不仅要彻底动摇和彰明形上理性在后现代社会本不可能的唯我独尊的地位，而且也要摒弃一切潜在理性权威的出场，“怎么都行”。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表明试图通过人本主义及语言哲学重建理性的破产；从深刻的文化与时代背景上，它又展示了人的存在的当代境遇，即在一个世纪末情绪笼罩而全球性问题日益迫近的时代人的存在的当下窘迫与彷徨状态。这种深刻的无奈又表明，确立面向新世纪的理性哲学已迫在眉睫。四、导向实践合理性哲学：回归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确立在实践思维方式之上的理性哲学。“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文化开放性与自我批判性是这一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典型特征。它既要求从思维方式上超越传统哲学外在的、二元分立的、抽象神秘的、自我封闭的形上理性观，导向直面生活世界与主体现实要求的多元、系统、开放的现代合理性哲学。又要求立足于：(1)生存论意义上的主客体统一关系即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2)现实活动中的主客体即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3)历史与逻辑相同一的关系，从而展开理性批判、理性自觉与理性范导。人、社会、自然之三位一体的整体系统的和谐、进步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实践合理性哲学所要表达的真切意涵。建立面向21世纪社会发展实践的理性哲学应该是向马克思实践合理性哲学的回归。纵观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着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现当代哲学对形上理性的拒斥与反叛、对本质主义及二元分立思维的批判；对非理性的弘扬；对生活世界的凸现、对人文与价值的重视、对晚期资本主义矛盾的揭示，以及语言哲学的转向，都可看作是马克思实践理性观的深化的结果。这些成果也是建立面向新世纪的理性哲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要加以消化和吸收的当然成果。另一方面，现代及后现代哲学远远没有马克思实践理性观的历史及文化厚度，他们往往只是抓住了实践观的枝节片叶，或加以固守，或加以拆解：人本主义哲学拓展了人类文化中非理性的层面，但又把现实的人的活动局限于非理性活动，把非理性与理性对立起来，走向反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还过分强调主体的个体性存在，用“我”的存在排斥作为社会活动的人的本质性存在以及自然的对象性存在，导向了个人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主体实践活动的过于意志化与非理性的理解，整个现当代哲学陷入了人与自然、主体性哲学建构与生存论回归以及理性批判与理性重建的严重分立：人类中心主义与无视社会发展的自然还原主义互不相容；大多数哲学家的哲学建构无法切入生存论及主体的现实关系（或者只是做哲学之外的旁及）；非理性的批判与社会批判无法导向理性的重建，而理性的重建与解释又常常缺乏理性与社会的前提性批判。分析哲学运动使哲学的载体由意识转向语言，并通过这一转向有效地拒斥了形上理性。但是，语言是否就承载了所有的意义？或者，意义的标准是否仅仅只是由语言分析技术所裁定？回答是否定的，这一点对于一个中国学者是不言自明的，奎因对经验主义的批评、海德格尔对“在”的缺席的分析以及德里达对“语言法西斯”的拆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语言只是承载意义、表达存在的可能的工具，并非根基本身，通过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可操作性去裁定意义，实际上是对意义的阉割。哲学解释学试图把理性重建的任务确立在理解的层面上，它有效地摒弃了西方哲学在追思理性意义时的先验定势，展开了理性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但是，如同语言并非全部意义的承载体，理解也并非理性确立的根基。要确立起理性及意义，贯彻真正的哲学理解，就必须彻底穿过语言，回归于主体历史实践活动这一坚实“大地”，并把对现存世界的社会批判活动作为理解的当然前提。说到底还是人在“言说”，即处于实践活动之中的人在“言说”，理解也只能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内在展开。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主体及语言的拆解与摧毁表明了20世纪西方哲学重建哲学理性的失败。从深刻的意义上说，这种拆解与摧毁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化及西方中心主义的清算。这种清算与马克思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后现代主义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抱负，它无意于对抗任何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也就无力超越现代主义。它所表明的只能是一种世纪末的无望情绪。挥去这一情结，面对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共同性问题以及21世纪令人向往的辉煌，必须籍助于马克思的理性之炬。注释：①参见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知识出版社，第16页。②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第223页。③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3页。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