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变的乡土性：内核机理与理论对话.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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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的乡土性：内核机理与理论对话摘要：乡土性的内核——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决定了乡土性的外延在不断地经历流变，由“静止型的原生态”正走向动态型的流变过程。村民同土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从直接收益走向间接收益，再走向彻底脱离，村民同乡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从经济层面脱离走向行政层面脱离，再走向社会层面脱离，村民同土、乡关系变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乡土性的流变不是“传统—现代”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不断地经历消解与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关键词：乡土性；消解；重构费孝通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葛兰言认为，“乡土是中国文明的基础，中国的文明脱胎于上古乡土的社会关系中，从它的性别关系和原始仪式中提炼出了最早的关系和礼仪”②。可以看出，研究中国社会不能不关注于“乡土性”，乡土性的研究是中国古老又常新的话题。一、文献综述现有对乡土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费孝通教授的经典论述及其后续发展，二是“传统—现代”的分析视角。(一)费孝通教授对乡土社会的经典研究与后续发展费孝通教授在名著《乡土中国》中，对传统乡土社会有过经典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代表性的有差序格局、血缘和地缘、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围绕着这些乡土性的核心内容，还有不少学者的后续研究。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这种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社会关系是按着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建构的。”③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历深刻变迁，“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利益因素的突显丰富了“差序格局”的内涵，利益原则全面渗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血缘、感情一起构成了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并且其比重日益增大④。姻缘关系和拟似血亲关系扩展了“差序格局”的边界⑤。随着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农村原有乡土社会中存在的差序格局出现了理性化的趋势⑥。血缘和地缘：“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⑦血缘与地缘是乡土社会联系的最重要纽带，但在农村社会转型中，“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亲属家庭联系的重要纽带，亲族性社会关系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会呈现出弱化的趋势”⑧。礼治秩序：“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农村社会客观上要求法治。“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程度”⑩，需要“送法下乡”。长老统治：“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11)农村社会经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维系老人权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逐渐瓦解，老人的权威地位从动摇走向消失(12)。(二)“传统—现代”的分析视角在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中，具体到乡土性的研究上，把乡土性认为是传统性，把城市性认为是现代性。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农村由封闭走向了开放，农民来到城市务工，逐渐获得现代性。周晓虹通过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证实，城市生活体验使农民的乡土主义、保守主义、平均主义、封闭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传统小农意识大大减弱，农民的人格和现代心理的现代性在快速生长。他认为“城市及城市文明应该能够赋予一个人在其间生活的最起码的现代特质”(1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对传统文化变革和现代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那些转移到工厂去的人们比那些仍留在乡村的耕田的人更加现代……工厂本身是一个有效的现代性学校……工厂所提供的组织经验一贯地促使人们发生改变，使他们在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面有资格成为更加现代的人”(14)。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强调了人口流动在获得现代性上的重要作用，郭正林、周大鸣通过对华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自然村落的剖析，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民获得现代性有巨大作用。他们指出：“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基本的途径和动力就是外出务工。”(15)蔡志海认为，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工已经开始向现代转变，包括发展能力的培养、商品经济意识的萌发、社会网络的重构、制度文化与行为规范的习得(16)。对冲破原先地缘限制的农民工来说，在城市从事的不同职业不但使他们更多地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培育了冒险精神、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而且还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社会阅历及强化了他们的竞争能力。城市不同职业的体验，“培养了他们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并因此得以在他乡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培养了他们敏锐地观察、捕捉外部信息的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多种谋生技能；扩大了他们的人生视野”(17)。这实际上是农民工竞争能力的增强以及现代性的增长，易于他们对传统观念的背弃。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乡土性的外延及其变迁，而对乡土性的内涵——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论述极少。实际上，乡土性的外延及其变迁是由乡土性的内涵决定的，深入地探讨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有助于对乡土性更加深刻、完整地理解。二、乡土性的内核机理：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演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农村人口流动实行严格的制度限制，农民被束缚在“土”上，被局限在“乡”内。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刚性制度被不断废除，农民可以来到城市务工，但离真正自由的人口流动还有很大差距，城市社会对农民是“经济接纳、社会拒斥”，形成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改革开放至今，市场的发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但离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而且市场还存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之分(18)。现有制度与自身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务工村民绝大多数是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演变。(一)土：直接收益、间接收益与彻底脱离从一个长时段的纵向历程来看，土地与村民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可以分为直接收益、间接收益和彻底脱离三种类型。1.直接收益。在没有外出务工以前，土地在村民的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土地是命根子”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村民从土地中获得直接的收益，土地是村民的衣食父母，是植根于土上的生活。土地对于村民的收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土地为村民提供各种生活资料。土地是农民最基本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民在土地上种植各种农作物，用以满足家庭的温饱需要，如水稻和棉花等。就连农民盖房子用的土砖，也是直接源自于泥土。可以说，土地给农民提供了吃、穿、住这三样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土地对农民极为重要，离开了土地，村民的基本需要都无法满足，生存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第二，土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在传统中国，农民与种地几乎是一个同义词，农民种植庄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务农是务“正业”，不无农的人是游手好闲，是“不务正业”，处于村民评价体系的底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古就是对农民常态生活场景的描述。土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没有土地的农民，就没有劳作的对象，就会成为“流民”，过着悲惨的生活。第三，土地为农民提供有限的货币收入。传统乡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但自给自足并不是表示没有一点点的市场交换，市场交换一直都存在，只是程度高低不同而已。在传统乡土社会，农民的绝大多数生活用品都是以自给自足的方式满足，但毕竟还有少部分生活用品和部分生产用品需要从市场上购买，从市场上购买需要支付货币，货币从哪里来，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货币的最主要来源是来自于土地，来自于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在满足家庭的需要之后，把剩余的拿到集市上去卖，从而换回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家庭的生产生活用品。土地为农民提供了货币收入，虽然货币收入很有限。土地的拥有量对一个家庭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家庭的温饱问题能否解决。2.间接收益。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被逐渐打破后，农民开始大规模外出务工，农民历史上第一次把双脚从泥中拔了出来。由于田地数量的稀少和农作物价格的低廉，外出务工的收入总体上远高于在家务农的收入，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村民，大部分都不会在家务农，形成规模庞大的民工潮。土地对大部分村民的重要性在下降，由原先的直接收益变为间接收益。间接收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外出打工的一条退路。年轻村民从学校毕业后，几乎都是外出打工，在城市赚钱养家糊口，不会在老家种植庄稼。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村民来说，在现有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双维作用下，很难有把握说永远在城市打工下去。城市社会是充满变数的，市场竞争也是暗潮涌动，存在风险，在村民的观念中，往往是打一年工算一年，赚一年钱算一年，对未来，很难有非常确定的、稳固的预期，当他们在城市遭遇风险时，就会很自然地退守到农村，土地因而成为他们在外打工的一种退路。在2008年遭遇全球经济危机时，城市企业大批农民工失业，但是对中国社会并没有造成外界所预料的巨大冲击，城市与农村仍然在整体上很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发挥着“托底”的功能。这些失业的农民工，并不是一无所有，他们在失业之后，可以暂时回到农村，有了田地，不会差到饿肚子的地步。第二，作为年老时的一种保障。外出打工的村民，从整体上看，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中年人，城市市场体系的残酷竞争性，本身就是一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过程，等到五十岁以后，对于没有技术、也没有什么文化程度的村民来说，在城市打工已经不具备竞争优势，他们很可能在城市已经无法找到工作。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在五六十岁以后，不适合在城市打工时，就又回到农村，继续耕种田地，以补贴家用。同时给子女们照顾小孩，出现众多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现象。土地成为村民在年老以后不适合打工时的一种保障。第三，土地的恒久性和增值功能。土地是不动产，不会移动和消失，有恒产者有恒心，土地的恒久性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即使现在不能带来直接收益，也是一种储存的财富。村民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眼界大大开阔，他们从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看到，土地是一项潜在的财富，土地还可能由于价格上涨而具有增殖功能。正是由于土地对村民具有间接收益，是一种退路、保障和潜在财富。因而村民在打工的过程中，即使全家都不耕种田地，也不会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往往是选择把田地暂时转让给别人耕种，或者直接把田地抛荒。这在另一个层面上，不可避免地带来土地效率的低下和资源浪费。3.彻底脱离。随着外出务工实践的不断发展，在城市社会的历练中，有极少数的村民，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精明的头脑和难得的机遇，终于在城市社会站住、站稳了脚跟，成为农民工中的“成功人士”。他们中有人成为企业的中高级管理者，是企业的终身员工，年老以后可以享受各种退休的福利待遇；有人在城市社会开办了自己的工厂，成为私营企业主，有了自己稳定的事业和经济基础；有人通过做各种生意而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可以在城市社会生活无忧。这些极少数的成功人士，要不已经把户口从农村迁出，在城市落户，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市民；要不虽然户口还在农村，但已经举家工作生活在城市，成为事实上的市民，只是没有迁移户口而已。他们已经不再从土地中获得收益，也不再把土地作为一种退路或说保障，而是真正地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农村，扎根城市社会。土地在他们眼中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种记忆，这部分村民已经同土地是一种彻底脱离的关系。通过外出打工，加速了村落社会的转型，土地同村民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直接收益、间接收益和彻底脱离成为其中的三种典型状态，村民或许处于其中的一种，或许同时兼有两种，以某一种为主。“土”同村民关系的改变，导致了乡土性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