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想象与文化身分的建构论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文化研究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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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想象与文化身分的建构──论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_文化研究论文(一)前言：（1）历史的物质条件以前的人相信历史的循环，现在的人相信进步，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想象投射……历史的想象要透过一定的「物质」条件建立起来。博物馆、记录片、史籍、地图、小说和电影在在地承载历史，又被历史想象规约着（梁文道，8）一九九七年六、七月间的「回归」前后，香港的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的展览，分别以图像、文字、对象、录像和装置艺术等各项媒体，书写、记录和想象香港一百五十三年的殖民地历史，意图以香港本土的生活记忆与文化想象，抗衡官方属于大中华民族性的历史叙述；1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便是梁文道为这个展览写在场刊上的前言。梁文道的论述，带出两个重点：历史具有想象性的成分，而同时它又是存在于物质的建构之中。历史的存在，是基于人为书写的结果，书写的结果，是遗留下大量的物质记录和证明──无论书写的方法是文字还是图画，无论留下的记录是书本还是影像；但反过来，这些在时间历程中不断遗留下来的物质记录，又会不断成为历史延续性书写的材料，而在这种循环再造的关系中，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便是依靠人类想象力的串连、再现和建构。因此，历史是想象性的，它的想象性是它真实的基础，而它的物质存在，是其内容的承载与规范；换句话说，历史不同的物质形态，开展了不同的想象性空间，例如梁文道指出的博物馆、记录片、史籍、地图和小说等，这种种不同的物质存在，因应其各自的物质条件和特性，以及曾被赋予的书写痕迹，便会展开了不同的历史诠释和意义。当人们汲汲于追寻自身的历史意义时，不过是为了要在时间里寻找线性的叙述、在空间里寻找横切的探索，以及在这当中的个人位置，这种在历史时空里寻找个人立足点的做法，便是「文化身分」的议题了。早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间，西西在她的连载小说《我城》里，已经指出香港是一个祇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143）。西西的话语，牵引的是有关香港的文化身分问题，所谓祇有「城籍」而无「国籍」，一方面反映香港「大都会」的（cosmopolitan）形态和性格，另一方面则隐喻了香港在「九七问题」涌现之前、及「九七回归」莅临前后，政治及文化认同上的困境。对于一个祇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到底该如何重塑它的身分内容、历史发展的渊源与轨迹？这篇论文，目的就是要在这种文化身分的认同危机与历史想象的意义上，讨论两本写于九十年代的香港作品：西西的长篇小说《飞毡》及董启章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前者以童话的书写方式与寓言的结构，重塑香港自世纪初开始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图像，后者则借用对地图的阅读和考察，编写个人的历史想象。借用梁文道的话语，作为「历史」的物质建构，如地图、小说，本文的重点是要探索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如何在历史书写的循环关系里，建构香港的文化身分。（2）「文化身分」的定义何谓「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根据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的论着《身分的权力》（The Power of Identity）的解释，「身分」（identity）是一种社会角色，指向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经验的来源，是个体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逐渐达至的集体认同（6-7）。凯瑟琳．伍德沃德（Kathryn Woodward）认为，「身分」的界定，来源于多种复数的组合，包括国族的、种族的、阶级的、社群的和性别的，而每个人总又会常常在这些复合的身分角色间挣扎、磋商或妥协（7）。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他著名的论文〈文化身分与放逐〉（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之中，更直接界分「文化身分」的两个层面──首先，他认为「身分」是一项通过建构而来的产物，并非天然而生，而是经由历史、文化、社会、哲学的发展和沉淀而来的结果，是人为的思维，非自然的现象；其次，「身分」的建构，永远存在于进行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止的，换言之，「身分」的含义，存在于不断的递变与构筑中──基于这两个前提，霍尔指出「文化身分」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单向性和寻找共同性的，一是异质性和寻找变化转移的；前者建基于对共同社群的认同，例如同属于一个种族的、性别的或社会阶层的，或共同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合而为一，组成一个团体式的文化身分内容，这些人在同一个文化身分的卷标下，共同分享共有的历史、宗教仪式、社会及道德规律，这种文化身分的确订，基于「同一」（oneness）的原则，强调「本质」（the essence）(223)，例如中国人、黑人种族的国族认同，或基督教徒的社群界分等，都属此类，属于「本质性的身分」（essential identity）（225）。至于第二类型的「文化身分」，霍尔认为是建基于「位置」的安放与定位（positioning），强调「异质」（difference），在寻求身分建构的过程上，着重的不是单一的社群或国族认同，也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身分规律，而是人类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特性；这种「文化身分」是复数的（cultural identities）组合，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重的文化身分（224）；譬如说，一个黑人女性，站在种族的立场上，她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相对于白人），站在性别的位置上，她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站在家庭和工作的岗位上，她可以是女儿、妻子、母亲或职业妇女。由此可见，「文化身分」是相对性的，众多的异质性结合之下，形成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身分内涵（例如职业妇女与家庭角色无法的调协，黑人女性在白人男权社会双重的歧视）。这种身分的建构，比原先的那一种更要充满各样变动的可能，甚至可以说，这种文化身分恒常地处于更改、移位、涂抹、增删或重塑的过程之中，唯其如此，才可通过异质的碰撞，突显身分多项层次的意义。霍尔的论述，取向于第二类型「文化身分」的定义，当中值得注意的重点有三：第一，「身分」是经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出来的（culturally produced and constructed），而不是天然的生成（not given by nature）；第二，文化身分是相对性的，端赖是站在哪个位置来作出界定；第三，文化身分是恒常地处于浮移、变动、再造循环的过程中，因应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而蜕变。从这三个角度去看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是相当有趣的──八十年代中期升现于香港的「九七问题」，为这个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震动，在前途争议、移民潮、中国大陆与英国政府此起彼落的政制骂战中，香港人开始积极思考自身的历史与个人的身分问题，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九七回归」之间的过渡时期里，重写香港历史、重构香港人的文化身分，成为香港文化、文学上两个重要的议题。结合先前提及「历史的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的问题，《飞毡》与《地图集》，正是透过「重写历史」（rewriting history）的方案，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再造香港「文化身分」的内容，无论是西西的寓言构想，还是董启章的地图考据，这两部作品再现的，是一趟故事的演述、历史的想象，祇是这些演述和想象，及其对文化身分的理解和思考，都是建基于香港「九七问题」特有的历史因缘下，甚至可以说，是「九七问题」的历史议案，激发起香港作家对「文化身分」的探索。（二）《飞毡》的「地域性」与「乌托邦」色彩西西的《飞毡》，写于一九九五年，是她从过去的短篇作品〈肥土镇的故事〉（一九八二）发展出来的长篇小说，故事以花氏家族兴衰的过程为轴心，展现香港开埠初期至九十年代止百多年的历史风貌。全书分为三卷，卷一叙述香港开埠至四十年代的社会变迁，其中包括中西贸易与文化的交接、香港电影的萌芽（一九一三年《庄子试妻》上映）、平民生活的保守风气与手工业运作的情况；卷二写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时代景观，当中涉及本地政治及经济的转型、政府公共房屋及教育政策的厘定与施行、国共内战及中共政权成立后的难民潮、李郑屋村古墓的发掘等事件；卷三是有关香港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形态，包括「九七问题」的侧写、文化身分的争议、信息与媒介社会高度的发展等。作为长篇的历史重构，西西的《飞毡》以神话和寓言的格局，配合魔幻写实主义（Magical Realism）的手法，虚实相融，以一个家族的兴衰、变化与更生作线性的串连，书写香港殖民地的世俗生活史，而在这个历史重构的过程里，小说呈示的是一个「本位主义」和「本土意识」的取向。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讨论「本土主义」（Localism）、「全球主义」（Globalism）及「文化身分」的关系时指出，「文化身分」的追认乃建立于对「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归属，而在追认的过程中，「本土性」（locality）与「本土主义」（localism）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影响因子，那是说，个体或社群的认同建基于他／她们对某一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牵引和发展而来的血缘、生活模式、日常经验等归属性（102-103）；换言之，当一群人聚居于某个「空间」，在「时间」的进程上逐断建立或沉淀彼此共有的社会习俗、法律条文、文化历史的记忆、情感与情绪上的认同等，这个「空间」便会转移为一个「地方」，一个住着一群享有社会共识的人，这就是费瑟斯通论述的要点：透过人群日常的接触，便可把一个自然的空间转化而成一个（人为的）地方。2同样地，《飞毡》的历史构想，便是这种以「地域」作为伸展的本土土意识，说得实在一点，西西在《飞毡》里力图建构的，是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的从无到有──从历史的「无」到「有」、从文化身分的「无」到「有」，以达至无何有之乡的「乌托邦」（Utopia）的境界。正如费瑟斯通一再强调的，一个地域性社群的建立，源于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都市化」（urbanization）与「制度化」（bureaucratization）的进程（104）；而西西在《飞毡》中着墨最多的，也是香港在过去百多年殖民历史中，所经历的「西化」（westernization）及「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状况。说到底，《飞毡》讲述的是花氏家族及围绕花氏家族的一群人，如何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当中有外来者，如来自突厥国（即波斯）的花里巴巴，有不知打从什么时候便已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如花顺水夫妇，有从本土跑到外面去、又从外面跑回来的，如花一、花二及花初三，也有在本地土生土长的一代，如花艳颜和花可久，更有从中国内地逃难来的一群，如彩姑一家等等，汇聚而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景观，3并从而突显香港作为「移民城市」、「转口贸易港」的特性。这些形式式的人，因着各种机绿的巧合，聚在一处叫做肥土镇（即香港）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经历了各种时局的变幻、生老病死的规律，便慢慢衍出一分在血缘上或地缘上共有共享的认同和记忆。从这个角度看，《飞毡》的文化身分思考，建立于对一个特定「地域」的归属，西西对香港的历史想象，一方面从神话出发，在「虚空」、「虚妄」之中，建立「真实」和「实在」的存有，一方面从地域观念延伸，「肥土镇」既是香港的寓言，也是作者历史的缩写，演至后来，甚至成为西西个人乌托邦的寄托。关于《飞毡》的乌托邦色彩，曾有论者提出严励的批评，例如从大陆来港的黄子平认为，《飞毡》并非沉重、斑烂的「家族史」，却是「另一类平面织物」，采用「百科全书」式的风格，罗列肥土镇上小民百姓百年的生活史，但在童话式的结构与「凡事否极泰来的语调」下，对于一些宏大的主题如国仇家恨、天灾人祸等，却每每淡淡带过，甚至刻意逃避一些敏感的历史时段。另一位香港本土的小说作者关丽珊也有类近的看法，她指出《飞毡》彻底美化了香港的时空，小说呈现的是温婉的童话乐园，她说：「剔除了战争、沦陷、宵禁、股灾、大罢工、骚乱以及百年间的学生和政治运动以后，肥土镇变成一个轻盈的城市，轻至我无法适应（99）。」综合而言，这些论者认为，《飞毡》的历史图像，带有浓重的怀旧意味与美化功能，当中的地域性身分，建基于一种纯粹和谐的关系，而这种追求同化的「乌托邦理想」，却进一步抹平了现实处境中殖民地的权力关系，淡化而成一幅没有挣扎、斗争、矛盾和冲突的美好景像。4然而，重新和重头再细读西西写的百多个章节，便会发现这些论者最大的纰漏是错误地把《飞毡》当作一部「香港历史」来阅读，混淆了「小说艺术」与「历史实录」之间的分别，正如长期从事西西研究的邱心（陈洁仪）指出，《飞毡》对香港许多政治事件如「六七暴动」、「保钓运动」、「九七问题」等刻意的「悬空」，可从三方面解释：首先，这是基于小说以素淡的「风俗画」作为笔法的要求，力图表达朴实的民生为主，而不是尖锐的政治冲突；其次，《飞毡》着力描绘肥土镇的地方色彩，有助带出「身分认同」的主题，强化一种「吾乡吾土」的感情，是超越一切政治争拗与权力斗争的；最后，对照香港的现实情况，九十年代的香港前景，渐趋明朗，「回归」成为不争的事实，是时候作出总结性的回顾，而不是对前途出路的质疑，况且，《飞毡》未尝没有表现政治带来的社会变动，但祇从侧面着笔而已。5邱心的立论很有意思，她一方面反驳了黄子平和关丽珊等人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带出了阅读《飞毡》几个重要的切入点：小说创作与再现现实的关系，以及西西如何在《飞毡》里侧写香港的社会变动，并从而归结到作者对本土文化身分的认同及其「乌托邦」境界的想望。先前说过，《飞毡》强调「地域性」的身分，「肥土镇」作为小说寓言的所在地，实际上是一个凝聚身分认同的地方；费瑟斯通也指出，强调本土的文化身分，必包含强烈的怀旧意识，力图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图腾和集体记忆，寻找失去了的美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而这种怀旧思绪，又往往建基于「神话」（myth）的重构上，在家庭或本土意识的追认上，确立「集体的身分」（collective identity）；然而，这种本土的文化身分或集体意识形成的过程，却并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而无挣扎的，相反的，它必须面对和抗衡外在不断冲击的势力，整个过程充满各样矛盾、断裂的情状，同时也是因应这些外来的张力或内部的抗争，才进一步强化一个「地域」上集体身分的认同（105-110）。同样，《飞毡》的文化身分，建立在一个叫做「肥土镇」的地方，以及对这个地方的集体认同上；所谓「肥土镇」，研究西西的大部分海内外学者都会同意，指的就是「香港」；然而，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肥土镇指的是香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中的香港，这当中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小说的艺术特性，文学创作不等同政治实体，两者的关系也不能单单简化为「反映现实」的规条，因此，阅读「肥土镇」，不能把它视作历史的文献或社会政治史的教学材料，以寻求当中有关香港的历史实录。此外，「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也建立于西西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她以陌生化的艺术技巧，把她心目中理解的香港，化成小说世界中一个虚构的场景，并让她的小说人物活动其间。厘定了「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特性，便可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飞毡」的历史想象。小说在开首的时候说：「打开世界地图，真要找肥土镇的话，注定徒劳」（5），这句话在文本表面的意思是因为肥土镇祇是「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子地方」，即使将地图放大，亦祇能看到巨龙国（象征中国大陆），「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5）。」然而，另一方面，西西这开首的比喻，却还包含一层「潜文本」（sub-text）的意义，那便是小说结朿时「肥土镇」的消失与不存在：秋天来了，秋雨并不常至，但要来的话，也像夏雨，尽最大的力气，彷佛是对人间的暂别……这些雨，这些水，都浸浴着、溶汇了自障叶的花粉，渐渐地，肥土镇变得透明起来，随着花顺记的隐没，肥水街消失了……最后，整个肥土镇，完完全全不见了。摊开一幅肥土镇的地图，地图变成白纸，播放一卷录像带，却是洗刷后的灰暗和雪花。写故事的人的桌上，只剩下空白的书页（513）。《飞毡》结局时，肥土镇因受「自障叶」神奇力量的影响，竟逐渐的隐没，以至彻底的消失了，而整部小说的内容，到了这里，却变成了祇是叙述者「我」跟一个叫做花阿眉的人说的「故事」：「你要我告诉你的，关于肥土镇的故事。我想，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花阿眉。」（513）至此，西西利用类近「后设式小说」（metafiction）的口吻，把肥土镇的故事变成「传说」，可能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也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现实中已无肥土镇的存在了；至于花阿眉是谁？是否花氏家族的后人？与书中的主角花叶重生、花艳颜、花可久等到底有什么关系？便无从知晓了，留待读者自行的想象。《飞毡》结局的安排，显示了「肥土镇」在小说的叙述里，是一个寓言的构想，而不是实体的存在，它既是传说中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梦想的所在地，亦即是西西的乌托邦世界。《飞毡》的乌托邦色彩，很能说明「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小说第三卷的下半部，西西写「乌托邦之旅」（422-427），谈到「仿真理想的国家」，说及「桃花源」和「无何有之乡」，那是人们美丽的新世界，在那儿「过着和谐的生活，饲养山羊，栽种蔬菜和果树。他们读同样的书，吃同样的食物，互相尊敬，与大自然合而为一（427）。」西西的「乌托邦」理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见证了作者的自然观与环保意识，西西的乌托邦国度里，是一个与大自然合一融和的地方，体现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和谐与平等的境界，况且，西西不祇一趟的提及要建立一个没有环境污染的理想国，在那儿国民都有舒适的房子居住，人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病人得到医疗，老人受到照顾，空气清新，食水清洁，法律一视同仁，能自由进出及发表不同的政见；6可以说，小说的环保意识，最能表达作者理想国的模式。第二，作者在描述乌托邦的追求时，其实已侧写了香港的「九七问题」，《飞毡》的「乌托邦之旅」，无论是「仿真理想国家」、可以浑忘外间的世代和变迁的「桃花源」，还是可以避过伤害、自顾地生活的「无何有之处」，都象征了一处可以让人逃开现实景况、赖以安身立命之所，而这种意识形态，正折射了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香港人对「九七回归」的恐惧与不安，在联合声明签署的前后，民间的报章、杂志，甚至电视媒体，都纷纷提出了许多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有些提出让香港独立，有些建议英国延长租约，而更有一些异想天开的，竟希望把「香港」搬走，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重新建造「香港」；从这个背景的脉胳去看，西西的无何有之乡与乌托邦世界，并非毫无根据的，祇是她在小说虚构的基础上，隐寓了她对「九七问题」的关注和思虑，而事实上，因「九七问题」而触发的移民潮，从人类流徙的文化意义上看，何尝不也正是一群人向外寻觅乌托邦的旅程？可是，这个寻觅终究是徒劳的，因此，在第三个层面上，西西归结到「乌托邦原来就在肥土镇」，这种意识，彷佛带有经历万水千山以后回头重看自己来处的恍然大悟，任算如何风尘仆仆的寻寻觅觅，仍不及自己脚下的地方亲切；当然，西西这种透彻的体悟，一方面既来自她对现实处境的细微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源于她豁达的胸怀，所谓「乌托邦原来就在肥土镇」，浮现的是扎根于本土的文化取向。祇是，西西豁达的胸懹，仍不免带着悲情的思绪，即使肥土镇是乌托邦，但终究还是会消失的，她一再强调，没有人知道这座小岛，这块传说中飞来的土地，何时「会回到水中淹没，还是会默默地继续优悠地浮游，安定而繁荣（508）？」或许，西西也明白乌托邦是不会存在的，因此，她才安排美丽和谐的肥土镇在一切故事结束以后功成身退的隐没，而她心中香港的理想蓝图，便祇可永远以虚构的姿态和角色，存活于她的小说艺术中。《飞毡》以童话的笔法、寓言的布局、魔幻的手法，建构一个以「地域」为中心的本土文化身分；尽管西西以地方志的形式、人物风情画的笔法，描绘肥土镇的百年变迁，处处流露纯朴的民生、善良的民情，然而，在这历史沧桑演变的过程里，这个地域的认同、文化身分的成形，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中经历了许多日常生活的挣扎、社会的浮动与政治不可预测的变量。西西在《飞毡》里写殖民地的教育，盎格鲁文（英语）、龙文（书面中文）与肥土语（广东话）之间的语言决裂，镇上民居的狭小挤拥，官僚的贪污状况，经济的危机（银行挤提，社会转型后家庭手工业的没落）等等，无不清晰的显示了这个地方不断挣扎成长的痕迹，以及西西的社会意识；祇是，西西没有采用激烈的字眼、感伤的语调来描绘这些挣扎，相反的，她故意以轻松、活泼、乐观的文字记叙，目的是要反衬小镇上这些营营役役而又乐天知命的民众，如何以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态度渡过艰难的岁月。也许，是由于西西这种以积极乐观替代怨天尤人的笔法，让不少论者轻率地误会了《飞毡》对香港历史阴暗面的漠不关注，殊不知在作者淡然处之的态度里，却处处流露机锋、处处隐现她对现实问题的批评与反讽。再者，无论世道怎样变迁，社会与经济如何转型，政治的内外冲力有什么阻挠，这个城市总有它应付的方法与适应的能力，这亦是香港百多年来经济奇迹的基础与社会民生的精神，这些都是作者刻意彰显的素质，是阅读《飞毡》时不可忽略的。（三）《地图集》的权力论述如果说《飞毡》的历史想象，是意在言外的寓言架构，那么，董启章的《地图集》便是以带有散文的论辩方式，企图通过对地图的阅读、考据和虚构，再现香港被殖民的经过和痕迹，从而展示地图的绘制与殖民权力的关系。相对于《飞毡》植根于本土地域的文化意识，《地图集》强调的是一个复合性的文化身分与殖民历史，内里充满挣扎、矛盾与权力斗争的游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讨论「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的时候指出，人口普查（census）、地图（map）和博物馆（museum），是三项最能体现殖民者权力和想象的机制（163-164）。安德森甚至进一步指出，在历史上，尤其是殖民时期，地图的绘制，一方面宣示了殖民者对领土的管治权，同时又彰显了侵略者对殖民他人的空间性想象（164），地图与权力（power）是互相联盟的（173）。对安德森来说，「地图」是一个富于象征性的符号，用以「规划」王者的版图，而这版图，所论是实践性的还是想象性的，都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体现，而权力体现的结果，是土地、人口、资源的拥有。董启章的〈想象之版图──写在《地图集》之后〉说得更明白清晰，他认为「地图是多么虚妄，但又是多么的具体而实在地塑造着我们对空间／版图和时间／历史的想象」，首先，地图是「一种符号的运作，它和领土的观念是不能分割的，它「并不是客观事实的证据，也不单是记录领土划分的工具；地图的绘制本身就是把土地领属化的行为」，因为地图「在一开始就是统治者权力实践的有效方式。」董启章这种对地图与权力关系的理解，体现于他的《地图集》之中。《地图集》是一本难于界定文类的作品，尽管书的副题标明是「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报告文体，更何况副标题上已呈现一种矛盾不协调的对立关系：「考古学」讲求的是实地的发现、实物的发掘、实证的考察，试问这又如何可以发生在一个「想象的城市」身上？同时，一个「想象的城市」是子虚乌有的，试问又从何考古呢？从这个矛盾并立的标题看来，《地图集》是一本虚实相间、真假互混，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之间，重构香港历史的故事。正如董启章所言，地图是一种想象，体现的是权力的分布与伸展，那么，《地图集》一书的撰写，也是从地图的想象出发，在展开一幅一幅过去或存或殁的地图之余，重新再现香港殖民地历史的风貌。《地图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篇」利用各种地图学的理论，重构香港的地理位置，并从阅读一些十九世纪的地图，寻求理解「香港」是怎样被塑造存在的；第二部分「城市篇」，通过各类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再现香港的城市结构，例如以西方神话中「半人马」（the centaur）半人半马的体态，阐释香港中区街道名称中西混杂的特性；第三分「街道篇」，从街道名称源流的追寻与考据，勾划香港空间的「殖民性」（coloniality），以及当中的民风民情，例如〈雪厂街〉，写这条街道如何因美国输入天然冰块以供居港洋人消暑和冷藏食物之用而命名，或如〈爱秩序街〉，写这个地方如何因城市的填海工程而消失等；第四部分「符号篇」，纳入文化分析的角度，尝试想象香港目前及未来发展的蓝图，例如〈赤蜡角空港〉把香港新机场设想为千禧年之后人们逃避灾难的管道。在《地图集》全书合共五十一篇文字叙述中，董启章反复强调的是地图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身分的建构、地图对空间的诠释及其虚构性质、街道的命名如何成为殖民权力与本土文化角力的场所等等议题。董启章在他的〈想象之版图〉说：对香港这个经历了割让、租借和回归的地方来说，地图的物质交换性尤其显著。当年道光皇帝以「土名裙带路之处」为荒岛不毛之地，双手奉送变夷，固然以地图的规划为协议的一部分，今天香港「回归」中国，地图的标识亦随之改为「特别行政区」。国界和主权的推移，莫不需要通过「准确」而「科学」的地图绘制加以确立。作为英国殖民地产物的香港地图，亦将成为历史论述随意挪用的符号和物质材料。董启章这段话，可看作是阅读《地图集》的补充论述，因为它说出了地图与香港殖民地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权的易主、移交及再收回，端赖地图的改制来确立，诚如安德森所言，殖民权力的取舍、伸缩，犹如绘图者在地图上任意或刻意的着色（coloring），或如殖民者在参予拼图（jigsaw）的游戏一般，随意或故意移取任何一片在地图上可以分割的土地。7从这个比喻来看，香港当日之所以成为殖民地，以及今日需要重新「回归母体」，彷佛都是两个权力大国在同一张地图上进行着色及拼图的游戏，而在游戏的过程中，「香港」不过是一块因应政治权力消长而被推移的地图碎片或空间符号，不但无权主动参予决策，而且祇被置放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上。这种通过地图而来的权力运作，在《地图集》的篇章〈转易地transtopia〉中，有更精确的阐述，作者指出地图是权力易转最轻省的体现，而香港百多年殖民历史的兴替，其实便是地图在一八四二、一八六一、一八九八和一九九七这几个年份，一趟又一趟的被涂抹和改写（50）。8《地图集》的「街道篇」，是写得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引人入胜的原因不独是由于作者大量铺演林林总总、充满神秘及传说意味的街道故事，还在于在讲述故事之余，揭示了香港被殖民化的经过。例如〈东方半人马〉一篇，溯源香港中环区街道名字的由来，指出中环区的街道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英文命名的：「例如以第一位总督Sir Henry Pottinger命名的砵甸乍街、以早年驻军总司令Major General D’Aguilar命名的德忌笠街、以一八四零年代英国外相Lord Aberdeen命名的鸭巴甸街等（85）。」在在显示香港被殖民的痕迹，因为以殖民者的名字命名一个空间的所在，既能通过象征的符号实践了统治的权力，同时又能把这种殖民权力长久（甚至永久）地嵌入历史的档案之中，而无法消解。然而，另一方面，董启章在这个篇章之中，又指出「自上环太平山一带以西，街道却多用中国名称，如普庆坊、普仁街、永乐街等。据文献记载，在建筑方面，城市也以砵甸乍街分野，中环一面是英式楼房，上环一面则是中式屋宇。从海港眺览，必然察见双歧并存的形态(85)。」在这里，董启章展示的，是西方殖民权力与本土中国文化角力的景观，所指的「歧异并存」，并不是所谓「混杂」模式的和谐共处，而是被殖民者（the colonized）在殖民者（the colonizer）殖民化（colonization）的过程里衍生而来的文化异质，当中并没有「大同」或「同化」的美好图像，而是存在权力角逐的张力，以及挣扎求存、力图抗争的痕迹。这种文化身分的复合生与异质性，即既有殖民他者外来文化的移植，也有原有文化的承传，同时更有两者之间在互相融合、冲突或消解后得来的异种形态，最能显示香港文化的特性，而在《地图集》的另一个篇章〈诗歌舞街〉，对这个问题有更具体而深刻的探讨。〈诗歌舞街〉一篇，详述这条街道名称的来源：根据惯常的说法，诗歌舞街的命名，来自「Sycamore」一字的音译，原指「无花果」植物，但因与中国传统「开花结果」的兴隆祝愿相违背，因而以音译取为诗歌舞街，以收歌舞升平之效云云；但董启章却对这个说法提出异议，指出英文的「Sycamore」究竟指陈哪一种树木，根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音译街名之说不可确立；相反的，他从《九龙地区口述历史研究》记述的传闻，找到了另一项较合理的解释，指出诗歌舞街附近一带，在十八世纪时原是各样本土文化的聚居地，宗庙、书斋和戏班，分别负责祭祀、教育及娱乐各项社会职能，后由一个秀才根据《诗经．毛诗序》，取名为「诗歌舞」，及至二十世纪初，这个地方没落和废弃了，曾一度沦为秦楼楚馆的集中地，后英国人开发这个地区，把街道以其音似译为Sycamore，作者认为，此乃「漠视华人传统、淡化本地文化气息的举动（135）。」在这里，「诗歌舞街」的命名，是一趟殖民化的过程，英国人给街道赋予英文的名字「Sycamore」，不但反客为主，使后代的人误以为中文的「诗歌舞街」的街道名称，源于英文翻译，同时亦把中文原名所带有的本地民间文化色彩彻底的淡化，甚至隐灭无踪。董启章从古代文献、口头历史和民间传说考据，目的是要突显他对香港街道历史殖民意识的批评，而事实上，「命名」（naming）也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命名者与被命名者的关系，一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都是处于不平等的从属或附庸的模式，而街道命名的过程，也是一个治权角力和确立的程序。作为「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地图集》以地图的阅读做基础，透视作者的历史想象，当中的历史重构有虚有实，甚至有时候看似茺诞不经的传说却更具有真实的凭据，而看似证据确凿的史料却存在疑点，但作者论述的重点，不在于「考古」一个城市的「真实」，而在于发掘、塑造一个历史阅读的角度，这个角度，为内化了的殖民意识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一个城市的身分建立，并非天然而生的，或固定不变、约定俗成的，而是经过历史悠久的塑造、文化长期的沉积，而这在塑造与沉积之间，充满了各样政治权力的角逐、文化的对抗和社会意识的周旋。董启章在他的〈多种历史〉也指出：「香港其实并不缺乏历史，相反，香港潜藏着太多种多样的历史。而这多种历史不单指英国人和中国人立场的历史，也不单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学史这些传统的区分，而是指由不同的权力或非权力重心发展出来的历史（39）。」董启章对「历史」的思考，总是连结「权力」的机制，到底由谁来写历史？站在哪个位置上来写？写给谁看？而《地图集》便是以日常生活的对象──地图，还原它牵连权力机制的种种历史想象。（四）结语：本土意识VS国家论述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同样都是作者的历史想象，同样都是在历史的物质条件上，再现香港的文化身分，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一个地域性的本土意识，后者却力图拆解单一的历史叙述；两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对「日常生活政治」（everyday life politics）的关注，而这种着眼于日常生活细微事物的书写，正反映了两位作家在香港后过渡时期的历史转折里的政治取向，那是强调本地身分、本土文化、个人历史和日常经验的确立，这种微观的（micro-）视野，正是为了抗衡官方的（official）、宏观的（macro-）、或国族历史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 of national history）而来的。自从「九七问题」升现以后，中国大陆有不少学者前呼后涌的争相撰写香港的历史和文学史，但这些史书，不是资料不足，造成误差，便是刻意隐瞒事实，删去香港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段，9尤有甚者，更是强行把香港的历史纳入国家的论述中，不是肆意地抨击香港的殖民状况与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个城市说成是罪恶的深渊、祗有商业经济而无文化艺术，便是轻率地把香港的成功与成就归入中国文化承传的影响或中共政权的引导。10这些官方叙述，完全忽略了香港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同时也看不清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生活内容，以及在过去百多年殖民历史中演化而来的文化意识。从这个角度看，便可见出《飞毡》与《地图集》难能可贵的地方，正如董启章所言，香港的历史是断裂的，是在一八四一年突然从中国历史分歧出来的，缺乏直接的可溯性，然而，香港史的书写，「还有待于历史论述中跟中国建构更曲折复杂的关系，而不是让大延续史观中的单向递属关系抹去其主体面貌。我们必须批判地辨识往大叙述寻根的虚幻，转而在历史的断层上书写我们的过去（53-54）。」所谓「香港的历史是断裂的」，因为唯其断裂才可见出这个文化身分高低不平、矛盾混缠、驳杂不纯的面貌，也是因为它的断裂，才更不轻易地被融入大一统的政治意识里，而《飞毡》与《地图集》书写的，便是一个殖民城市如在这些历史的断层里，摸索并建构独立的文化身分。注释：（1）香港艺术中心展览部总监何庆基在《九七博物馆》的场刊中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当殖民统治时代徐徐落幕，新政正式上场的时候，也是香港人抚今追昔的最佳时机──什么是我们想要从以往割弃的？又有什么是我们想要极力保存的？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着回归而更丰盛？香港的文化又会不会渐渐没落消失，继而融入了中华文化大家庭内，最后消失殆尽？」何庆基的提问，重点是在「九七回归的议程上，香港的「本土文化」（local culture），如何吞灭于「国家民族历史」（national history）的论述中？有关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识如何抗衡国家论述，将在下文讨论。（2）费瑟斯通的原文是：“turns the location of their day-to-day interaction from a physical space into a‘place’.”p.103.（3）所谓「清明上河图」式的景观，是指西西类近长卷式的美学风格、一套属于开展式的叙述结构，利用视点不断的转移、跳跃，让小说的人物与生活风貌徐徐呈现。详细的论述，可参考何福仁：〈《我城》的一种种阅读〉。（4）我在第一次阅读《飞毡》的时候，也持有相同的观点，那是因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把「肥土镇」完全等同为「香港」，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寓言特性，同时也由于要为研讨会写论文，忽略了手上看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文献；一年后重读《飞毡》，竟又是另一番理解，至少是把它还原为一部文学作品，而不单单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所以才有目前这篇论文的改写。这篇论文的初稿，即是我对《飞毡》的第一趟阅读，发表于由香港岭南学院主办的「香港文学研讨会」上，一九九八年四月。至于目前这篇论文的改写，却记录了我二次阅读《飞毡》的看法──两趟阅读同一部作品而得出迥异的结论，一方面反映了这部作品的可读性与可供发掘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让我反思了文学阅读与学术研究之间的问题。（5）邱心：〈西西笔下的《飞毡与肥土镇系列》〉，同时，亦可参考陈洁仪：〈寻找「对话」的可能──西西小说研究反究反思〉，黄继持、卢玮銮等编：《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研究方法与评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出版，一九九九年，页一八七至二零六。此外，可参考陈洁仪对西西小说专论的著作：《阅读肥土镇──论西西的小说叙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6）在这里，西西是以反问的口吻，叙述她的理想国。（7）安德森在页一七五的原文是：“The second avater was the map-as-logo.Its origins were reasonably innocent-the practice of the imperial states of coloring their colonies on maps with an imperial dye.In London’s imperial maps,British colonies were usually pink-red,French purple-blue,Dutch yellow-brown,and so on.Dyed this way,each colony appeared like a detachable piece of a jigsaw puzzle.As this‘jigsaw’effect became normal,each‘piece’could be wholly detached from its geographic context.”（8）一八四二年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的年份，香港岛被割占；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室再将香港的九龙半岛割让英国政府；一八九八年，清政府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九龙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区及二百三十五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九十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归还。有关香港割让英国的历史，可参看丁新豹：〈历史的转折：殖民体系的建立和演进〉。（9）王宏志的〈消失了的三十年〉指出，中国大陆出版的香港历史不但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对香港的影响故意隐而不述，而且更往往喜欢把五十至七十年代三十年里的香港史实略去不提，目的是为了淡化香港政治身分的功能，同时否定英国殖民者对香港经济繁荣的贡献。详细论述见王宏志的文章。（10）由大陆学者刘登翰编着的《香港文学史》写道：「无论从地缘辖属──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还是从文缘的承传──香港文学秉承着中国文学的文化传统、文体范式和文学精神等方面看，香港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毋庸多论的（21）。」刘氏更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学传统对香港作家并没有太多太大的影响，「相反的，倒是在几乎所有的香港作家身上（不论他来自何方），都可以找到深层的中国人文传统，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基因和精神（59）。」刘氏的论调，既抹除了香港文学文化中西混和的复杂面貌，同时又过分简明地把香港的作品纳入「中国」文学的统一体系里，忽略了它的地方色彩。类近的观点亦何见于许翼心的《香港文学观察》，许氏认为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甚至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拥护。通过文学交流促进大陆与台港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了解与联系，为振兴中华，繁荣民族文化而共同努力，便成为这一历史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完全彻底是官方的口吻，把对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确认，归功于中国大陆的开放政策，而忽略了这两地文学数十年来独立发展的特性。引用书目：英文书目：Anderson,Benedict.“Census,Map,Museum.”Imagined Communities.New York:Verso,1991 revised edition,pp163-185.Castells,Manuel.The Power of Identity.Oxford:Bluckwell Publisher,1997.Featherstone,Mike.“Localism,Global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Undoing Culture:Globalization,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5,pp102-125.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Jonathan Rutherford ed.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90,pp222-237.Woodward,Kathryn.Identity and Differen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中文书目：丁新豹：〈历史的转折：殖民体系的建立和演进〉，王赓武主编：《香港历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页五十九至一三。王宏志：〈消失了的三十年〉，香港：《信报．文化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西西：〈肥土镇的故事〉，何福仁编：《西西卷》，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页六十八至九十一。西西：《飞毡》，台北：洪范书店，一九九六年。何福仁：〈《我城》的一种阅读〉，何福仁主编：《西西卷》，页四零二至四一二。何庆基：〈前言〉，《九七物馆：历史、社群、个人》展览场刊，香港：香港艺术中心主办，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十二日，无页码。邱心：〈西西笔下的《飞毡》与「肥土镇系列」〉，香港：《信报》，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版二十四。梁文道：〈如何记住我们的过去──神话、历史、博物馆〉，《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展览场刊，页八。许翼心：《香港文学观察》，广州：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黄子平：〈「百科香港」、「童话」香港──读西西的长篇小说〈飞毡〉〉，香港：《星岛日报》，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董启章：《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董启章：〈想象之版图──写在《地图集》之后〉，原载香港：《明报．世纪版》，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至十七日，后收入董启章：《同代人》，香港：三人出版，一九九八年，页一五四至一六零。董启章：〈多种历史〉，《同代人》，页三十八至四十。董启章：〈香港史的断裂性〉，《同代人》，页五十二至五十四。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关丽珊：〈彻底美化了的时空〉，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八月，页九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