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中几个问题的现当代文学论文.doc

会员专享推荐 · 你可能也用得上更多

开通会员，畅读全站文档

本篇文档已为你保留

本篇文档价值 ~~¥35.00~~会员免费解锁

全文不限次阅读，剩余内容即刻解锁
高速下载通道，免排队、无等待
专属客服 1 对 1 答疑，优先响应
每日赠送下载券，本篇文档免费送

有 86 篇商业计划书正在上传

下载原文档

当代文论中几个问题的反思_现当代文学论文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界曾展开过一场声势不小的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其争论之热烈，许多人恐怕都还记忆犹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场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无疑具有一种思想启蒙的意义，这意味着当代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当代文学与文论，极力要求摆脱各种外力的制约，走向自觉与自由的发展。近20年来，在中国社会变革与全球化文化潮流的影响推动下，中国当代文学迅速走向市场化、世俗化与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汇入当今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潮流之中。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文学主体性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文学的自由与自觉问题，又拓展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意义空间。两三年前，澳大利亚学者西蒙·杜林曾在他的《文学主体性新论》一文[1]中，针对当今世界文学发展潮流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并阐发了他对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看法。在杜林先生看来，随着当代文学的走向世俗化和边缘化，过去经典文学所强调的文学价值和文学使命被逐渐消解和抛弃，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重新强调文学主体性的意义，而他所理解的文学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对文学的热爱，一种以读书（及写作）为中心的生活，一种对于文学表达与创造力的追求。杜林先生的这种理解，应当说是对文学主体性最基本的要求，是从事文学事业最起码的前提，如果参与文学活动的主体连对文学的热爱或热情都没有，那还有什么文学主体性可言？然而从当今中国的文学现实来看，事实上我们的文学也同样是在走向世俗化和边缘化，过去所注重强调的文学价值和文学使命（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主体性讨论时所张扬的文学价值与使命）也逐渐被消解，一些人对于搞文学或文艺颇为热衷，甚至可以称得上狂热，但这并不一定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并非为了追求文学本身的价值，而往往是别有所图，借文学以追求别种价值，说白了是热爱文学所能带来的东西，如金钱名利以及种种的实惠，文学在他们那里完全是用来出卖与交换的尤物。面对这种实质上非文学化的活动，确实无所谓文学主体性可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林先生对文学主体性的看法，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实来说，也是切中时弊、颇有启示意义的。不过，即便同样是文学走向世俗化和边缘化，并且同样是文学主体性问题，那么在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也不仅仅是象杜林先生所说是不是热爱文学、是不是以文学（写作）为生存方式的问题，而是要关涉到更深广的方面或层面。比如即便是热爱文学，那么还有一个文学主体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来参与文学活动以及处理文学活动中的相应关系的问题，而这也许是更值得关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始终认为，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归根到底取决于文学主体具有怎样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因此，文学主体性问题至今仍可以说是一个并未过时的话题，仍然有进一步言说的必要及理论价值。按笔者的看法，虽然我们过去曾进行过一场声势不小的讨论，但对于文学主体性问题并未能形成辩证的认识，在理论上存在相当的片面性，并且在实践中也存在相当的偏向，再加上90年代以来文学愈来愈走向世俗化和边缘化，因而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当今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消极现象，可以说都与文学主体性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关。我以为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人所理解的文学主体性，似乎就是一种不需要任何规约的完全的自由性和自主性，既反对一切外部力量的制约与束缚，也拒绝任何责任与道义承当，这就使得一些人的文学活动在摆脱责任与规约和过于追求自由的状态下渐渐失重，由于意义的过于失重，便难免使文学因其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变得飘然虚无起来。90年代不少标榜自由追求的文学恰恰是处于这样一种无所依归的虚无状态。二是由于过去的主体性理论过于强调文学活动的个体性，导致一些人把文学主体性完全等同于个体性或自我性，这样就带来个体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张和膨胀，乃至形成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恋情结，因而在文学活动中只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实现以及自我满足。90年代喧嚣一时的所谓“个人化写作”乃至“私人化写作”，正是这种个体自我膨胀的文学主体性导致的结果。三是过去的主体性理论过于强调精神主体性的实现而忽视实践主体性，导致一些人把文学活动理解为可以脱离现实或超越实践关系的纯精神领域的活动，因而愈来愈远离现实，愈来愈鄙弃文学的实践品格，有些人甚至以“精神贵族”自居，满足于在文学中构筑审美乌托邦，以寻求自我的精神寄托与陶醉，在这样的文学活动中，文学所应有的现实关怀与时代精神往往丧失殆尽。正是由于在文学主体性问题上存在着这样一些片面性，并且带来了文学实践上的种种偏向，因此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探讨这一问题，深化对它的辩证认识，以重建文学的主体精神。比如关于文学的自由自主性问题。如果说在过去文学处于重重束缚之中的发展阶段上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话，那么在今天文学已经获得比较充分的自主与自由的条件下，恐怕就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强调文学的“自觉性”。费孝通先生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一文中，谈到“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民族文化的处境时，提出有必要重视和强调“文化自觉”的问题。[2]我以为当今时代条件下的中国文学恐怕也有一个重视“文学自觉”的问题。这里所谓“自觉”，就是指文学主体应当充分自觉地意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在这一整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应当担负的责任，从这一现实语境出发，认真思考和追问一下文学的目的与价值何在，当代中国文学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主体精神？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不屑于顾及或有意无意回避这个问题，然而事实上这是回避不了的。当今文学一方面是多元化，另一方面则是文学自觉意识和主体精神普遍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有必要提倡主导性的文学精神，如文学的民族精神、民主精神、现代理性精神等等，以克服过于追求审美自由而带来的失重现象。其次，关于主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我以为也需要进一步探讨以求得某种辩证认识。近来理论界讨论到一种“主体间性”理论，主张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有学者指出，现代哲学反对把人当作纯粹主体，而应当把人看成与其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或者说在一定境遇中的存在。对人作为主体的肯定，意味着同时对自我与他人和环境（客体）的肯定。现代哲学倡导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以主体间性（主体交互性）取代主体性，以主客的相互作用（生活、实践、过程）代替主客互为独立的实体。这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3]这就是说，每个人在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并且承认别人的主体地位（因为每个人站在自我的立场都可以自认为是主体，并且认定自我的主体价值），意识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应相互承认与尊重的平等关系，意识到彼此都共同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如果从“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就有可能克服两种片面性：或者只肯定自己的主体性而无视他人的主体性，象自我中心主义者那样，唯我独尊，高高在上，将他所面对的一切都视为可供其任意驱遣支配的客体与对象；或者是在他者面前丧失自我、失落自己的主体性而专事逢迎（就象某些人在西方文化面前所表现的那样）——而是真正辩证地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交往与对话，每个人在自我表达的同时，也有一分真心倾听他人的诚意；在自我关怀并期望他人关怀的同时，也对他人、对这个世界多一分真诚关怀。与那种单一的个体自我的主体性立场相比，我以为这种“主体间性”更体现了一种辩证立场，更符合当代文学既要求强化自我主体意识，同时又不拒绝与他者对话交流的现代精神，因而更具有积极意义。应当说，这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主体性。此外，针对以往过于强调精神主体性的实现而导致某些文学愈来愈疏离现实、一味沉迷于某种虚无化审美幻想的现象，也许有必要充分重视和强调文学的实践性或曰实践品格。我始终认为，文学活动虽然在基本方式上表现为精神领域的活动，但它在本质上是与人们的生活实践密切关联、双向互动的，一方面，文学主体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追求什么，要求表现和实现什么，应当是根源于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体验及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主体精神上的追求与建构，最终也还需要指向影响和介入生活实践，以促进现实变革进步，争取人的现实解放与自由发展。古往今来有生命力的文学，几乎没有不是从回应时代呼唤、表现时代精神而获得巨大艺术力量的，就是说文学的真正力量与价值是来源于它的实践品格。如果有人一味为了幻想而忘了现实，为了审美而拒绝介入生活实践，把文学之根从现实土壤中拔起来使之虚无化，其结果也只能是带来文学生命力的弱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带来文学主体性的迷失。总之，在当今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来看待文学主体性，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热爱文学的问题，除了对文学的钟情外，文学主体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来参与文学活动以及处理文学活动中的相应关系，可以说是文学主体性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更值得引起重视和探讨。二、当代文论发展：“自律”与“自觉”在对过去一个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发展进行宏观把握和总结时，理论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总体上是由“他律”向“自律”的发展推进过程，并以此作为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对此看法笔者是基本赞同的。不过，对于学界一些关于“自律论”的理解阐释以及对上述历史进程的整体观照和判断，我以为又还是值得商榷的。所谓文学理论批评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综合理论界的各种阐释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种理解：一是从“他主”走向“自主”，从依附性走向独立性。这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批评摆脱了长期以来沉重的政治管制和束缚，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恢复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并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的学理，走向比较自觉的科学系统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文学理论批评的命运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外部力量控制，而是可以由自己来主宰；不再服从外部的律令，而是走向自我“立法”，走向自由自觉的创造。二是从“他为”走向“自为”。按有的论者的看法，过去“他律论”的文学理论批评在价值功能上是外向性的，是工具性和实用功利性的，具体表现为或是为政治服务，或是为指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服务，这被认为是以一种虚拟的文化义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本身就是虚幻的。而“自律论”的文学理论批评则是指向自身的意义价值建构，无须依附和作用于别的对象物，自身便可以生产意义并自我确证其价值，并且这种意义价值是完满自足的。三是从研究文艺的外部关系及规律转向研究文艺的内部关系及规律，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过去人们所熟知的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人生的关系，而是文艺自身的“存在”，是它的“文学性”，即文艺“自美”的特性，等等。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从“他律”到“自律”，确乎是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一种总的趋向，中外皆然。比如西方从古希腊以来即形成了“真实”、“有用”、“寓教于乐”等文学观念，以及甘为“磨刀石”给创作以帮助的批评观念，开创了他律论的文学理论批评传统。在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康德区分出功利活动与非功利活动、“依存美”与“纯粹美”以来，一方面是为文艺争得了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使西方美学与文学理论批评逐步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工具性和实用功利性，为自身争得了独立自主性。此后，从唯美主义的“纯美”论、象征主义的“纯诗”说，到现代形式主义文论与批评，应当说都一直是朝着自律性的方向发展。中国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是“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政教功利主义文学观，到梁启超主张诗、文、小说三界革命，由传统政教功利主义转变为现代启蒙功利主义，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承袭了古代文论工具论的传统，但在思想启蒙的意义上获得了与古代文论全然不同的现代性因素，不过从文论形态上说仍是属于“他律”论的。而与此同时，王国维一反传统“载道”说，首次提出艺术自主论，标志着自律论的现代美学和文论观念开始获得重要历史地位。在20世纪的前大半个世纪里，由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所制约，可以说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新工具论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而在一些僵化的文学理论批评中，既有的现代性因素也被逐渐消解了。80年代以来，“回到文学自身”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学独立的观念受到特别推崇，文学理论批评一方面极力为文学争取独立地位，另一方面自身也要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走向自主自律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摧毁了一些旧价值，也创造了一些新价值，取得了值得充分肯定的成绩。既然中外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约而同地走了一条由“他律”向“自律”发展的道路（尽管有时空位差和具体途径的不同），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发展趋向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按我的理解，这主要表现为：与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人们对文学现象的认识也总是要求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入的层次，由对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外部关系（包括工具性功利关系）及规律的研究，推进到对其内部关系及规律的研究，这显然是向新的认知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寻求建立相对独立和自主自足的理论系统，也是一门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学科体系化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他律论向自律论的拓展推进，怎样估价都不算过高。不过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仅仅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从他律论向自律论的这种推进，能不能认为自律论就是最新最先进的，而他律论就是完全悖离艺术规律陈旧过时的？有人为了肯定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创新发展，便不加分析地贬抑他律论的观念，乃至把自律论与他律论对立起来，非要把后者否定掉，我以为这是不妥的，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是有害的。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应当说他律论虽有历史局限性，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合理；自律论固然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大推进，但如果片面地加以强调，把某些本来合理的东西强调到极端，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从西方文论的发展来看，现代派文论曾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极力要打破和抛弃他律论的传统而寻求向自律论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某些文论流派甚至发展到形式主义的极端，完全走向自我封闭，越来越暴露出理论上的弊端而难乎为继，这是人们都看得很清楚的。这姑且不论。即便如此，也仍然还有别的一些文论流派，象存在主义文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等等，恐怕就不是用所谓“自律论”所能涵盖的，因为它们至少在价值取向上并不是诉诸文学和文论自身的“文学性”，而是指向介入现实，批判社会，呼唤人的自由解放，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它更接近传统文论的功利主义观念，因而也可以说更偏向于他律论。如果要据此作出判断，说此类文论一定比上述形式主义一类的自律论文论更落后，就未必能说得通。再进一步说，西方现代文论经过一个多世纪不断自我否定式的发展，在当今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激荡之下，一度奉若神圣的自律论文论又逐渐走向自我消解，从而向文化研究转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又重新走向了他律论？这究竟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至于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如上所说，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新工具论的当然也就是他律论的文论，从梁启超的启蒙功利主义文学观到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应当说都是根源于这个时代的需要，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这些文论“始终在说着历史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它说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4]它体现了划时代的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所必然带来的现代性要求，包含着那个时代特定的现代性内涵，因此应当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至于建国后越来越走向僵化扭曲的为政治服务的文论，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他律论的，而在于它没有体现时代和人民的愿望要求，在于它失落了主体性和现代性内涵。80年代以来的文论一方面固然是形成了从他律论向自律论的推进发展，但另一方面他律论的文论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在主体自觉的条件下和在现代性的根基上进一步发展。如果要真实描述当代文论的格局，应当说既不再是他律论一统天下，也不是自律论一家独语，而是自律论与他律论构成了二元互动，并始终保持着一种应有的张力。这种状况我以为还是比较正常的。但从我们理论界的情况来看，似乎存在着一种偏向：说他律论不好则一切都不好，说自律论好则什么都好，连所存在的弊端也视而不见。我以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从他律论向自律论的发展固然是一种开拓性的推进（这一点上面已经充分肯定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发展推进的过程中显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存在着某些极端化、片面化的现象。比如说，在强调文论与批评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的时候，过于导向个体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过于追求理论的自足性，从而把自己封闭和孤立起来；在倡导“自为”的时候过于排斥“他为”，既不关心社会现实，也不关心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发展，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自我封闭，只好自说自话，或者至多在同好的小圈子内交往与对话，从而带来学术交往与价值实现上的局限性；在强调对文学内部关系和自身规律研究的时候，过于忽视其外部关系，造成在文学理论批评中缺失现实精神与历史维度，带来形式主义和审美虚幻化的偏向，等等。总之，自律论在有些人那里，确实存在着疏离现实、自我封闭、乃至陷入自恋主义的问题。文论界时常谈到所谓“边缘化”，我以为可能主要不是由于社会对文学与文论的抛离，而恰恰是文论自身过于疏离现实造成的。如果说这种“边缘化”在前一阶段是由于政治对文学的抛离，使其得以摆脱过去那种政治的强行管制而获得自由，因而对文学和文论未尝不是一大幸事，那么后来由于文学与文论自身过于疏离现实而为社会所不屑一顾，这种“边缘化”就未必值得肯定，因为我们从中所看到的是“现代性”的失落。指出自律论推进过程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否定自律论发展推进的意义，更不是主张从自律论再退回到他律论的旧轨道上去，而是提倡再推进一步，即从“自律”走向“自觉”。上面我们曾提到费孝通先生的一个思想，他主张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我们的当代文化，有必要重视和强调“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以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有一个主体“自觉”的问题。这里所谓“自觉”，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跳出文学理论批评的圈外，在新的时代精神的高度上，清醒地看到“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以及对我们形成的挑战，看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潮流、特点、所提出的时代课题以及向当代文化（包括文学）所发出的呼唤，从而充分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先进文化（包括文学）的前进方向，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这一整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应当担负的责任，从这一现实语境出发，认真思考和追问一下“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何为？”以及需要一种怎样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等问题。而另一方面，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自身建设的范围内，也需要有充分自觉的意识，有比较宏阔的视野，以现代理性精神，对已有的各种文学理论成果和传统资源加以观照、辨析与融汇，在此基础上实现综合创新发展。我想这其中就理应包括：充分意识到文学理论批评中他律论与自律论各自的长处和局限，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二者的关系，在现代性的基点上寻求彼此的互动性和互补性的综合创新发展。在当今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学者们都比较强调要注重“学理”。我理解“学理”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从研究对象本身存在着的内外关系出发，以逻辑的和历史的观点去把握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作为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对象，文艺的存在本来就包含着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因此对于文学规律的把握，无论是本体论还是价值论，也都必然包含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规律。以一些人所厌谈的他律方面而言，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文学的存在事实上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社会现实，因而在文学的各种关系中就回避不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其中当然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管过去在这方面有过多少教训，不管多么不堪回首历史，我们都不可能因此而抹去这些关系。当今所需要的不是去遮蔽这些关系，而是在主体充分自觉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这些关系（比如有学者提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应是后者依附、服务于前者，而可以是召唤与应答的关系），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学如何回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真正有理性有血性有良知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不应无视现实，不应拒绝时代和人民的召唤，不应拒绝介入现实以促进现实的变革进步，因而也就不应一概拒绝“他为”的立场。总之，要说文学理论批评的“学理”，理应包含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学理”，以他律遮蔽自律，或以自律否定排斥他律，都不能说是合乎学理要求的。但是在当今的一些学术研究中，往往不是从研究对象存在着的关系出发，而是从研究者主观设定的学术理念出发，如果其主观的学术理念是定位在自律论方面，那么其他方面的东西恐怕就难以进入他的学术视野，或者容易在情感上予以屏蔽拒斥，这样所观照阐发出来的“学理”也就很难说是全面和科学的了。所以当今提倡学术研究走向自觉，也许需要从审视、反思和端正我们的学术理念开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为了解决学理上的矛盾，提出将文论（诗学）与批评区分开来，认为理论研究主要寻求“价值自律”与“意义自足”，而批评才关注创作与欣赏以及相应的关系，意思是说理论应该是自律的，批评可以是他律的。我以为这样的区分未必能够成立。姑且不论文论（诗学）是不是有可能完全拒绝他律而维持自律，仅以理论与批评的关系而言，事实上20世纪以来恰恰是理论与批评互动，理论批评化，批评理论化，既然如此，他律与自律当然也就是互渗互动的，如何能将二者截然划分开来？总之，在全面观照和思考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创新发展时，一方面当然要看到从他律论向自律论的拓展推进，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自律论本身所存在着的问题与局限。当今特别需要提倡的是走向“自觉”，只有在主体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以高度的现代理性精神，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他律论与自律论各自的合理性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在彼此通约的学理基点上相互参照和互动互补，实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综合创新发展。[1][澳大利亚]西蒙·杜林《文学主体性新论》，《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2]费孝通《“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3]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理论分析——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学海》2000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1年第2期。[4]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文艺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