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撰者“玄恽”之称非为避唐太宗讳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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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撰者“玄恽”之称非为避唐太宗讳考《法苑珠林》撰者“玄恽”之称非为避唐太宗讳考吴福秀【论文分类】宗教【论文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B9【期刊期数】2007年05期【论文期刊来源】《中国文化研究》(京)2007年1期第93～99页【作者简介】吴福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430079【内容提要】关于《法苑珠林》撰者释道世之称名，释道宣《大唐内典录》中均称其“玄恽”，后《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又直承前人著述，将“玄恽”之称也承袭了下来。唐人此称实系道宣个人习惯。后人对《宋高僧传》产生误读继而以讹传讹，失之考据。在释道世的称呼问题上，“时人因避太宗讳，故以字行”的说法不能成立。【关键词】《法苑珠林》/撰者/玄恽/避讳《法苑珠林》是成书于唐初的一部大型佛教类书，该书总括大藏经典、旁摭世间坟籍，历来受到初唐前佛文化和世俗文化研究者的重视。其撰者释道世(596之前—683)，俗姓韩，字玄恽①，原籍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人，祖代因官徙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曾与玄奘译佛经，后与释道宣同传律宗。道宣是南山律宗的开创者，在入居西明寺之后，道世与他一起讲经说典，使律学广为流传，为唐初佛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释道世其人，《宋高僧传》卷四称他“生且渥润，渐而聪敏”，“律宗研考，书籍钻寻，特慕上乘融明实性”。②道世少时生活在由隋入唐时期，其时社会动乱频仍，加之撰者幼年出家，又没有很多著作传世，故其生平可考资料甚少，佛典及相关著述中疑点很多。本文将对道世名讳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一关于道世的称名问题，最原始的材料当推唐释道宣的系列佛典著述。《宋高僧传》称“及为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时道宣律师当涂行律，世且旁敷，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周叔迦《〈诸经要集〉提要》亦谓道世“与释道宣同学于智首律师”③，由此可见道宣与道世关系之紧密④。道宣《大唐内典录》著录道世的作品卷数与《法苑珠林》道世自著相合，其著录当属可信。其中对道世的记载极简略，卷五称：“京师西明寺沙门释玄恽所撰。恽本名道世。律学有声慕重贤良。缀缉为务兼有钞疏注解众经。”同书亦有“唐西明寺沙门释玄恽《论观记律仪》百三十余卷”⑤之语，其称道世均为玄恽。智昇《开元释教录》卷8沿袭宣文，谓“沙门释玄恽，本名道世”，《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2亦云“沙门释玄恽，本名道世”，均将本名放置其后。至《宋高僧传》始谓道世”名避太宗庙讳，多行字耳，故时称玄恽焉”，《佛祖历代通载》卷12袭用此说，称：“恽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讳故以字行。”由于这些典籍的影响，后世学者基本上认同了这种说法：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叙录谓其“本名道世，因避太宗讳，以字玄恽行”；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以为道世“字玄恽，避太宗讳，以字行”；陈士强《佛典精解》谓“道世，字玄恽。时人为避唐太宗名讳，以字相称”等等，基本上都是在《大唐内典录》的基础上对《宋高僧传》的补充。然而笔者认为，“玄恽”之称来源于释道宣的称呼习惯和后人对前典的承袭，探讨这个问题须从唐宋避讳制度之异入手。关于释道世是否避太宗讳的问题，清李慈铭曾提出“道世之名何以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⑥的疑问。事实上，唐初避讳制度并不严格，一不讳嫌名，二不遍讳。尽管如此，唐代史籍编纂依然有许多讳字，这主要是对南北朝避讳风尚的沿袭。据《颜氏家训·风操篇》“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无憀赖焉”。又“刘绦、缓、绥，兄弟并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为照字，惟依《尔雅》火旁作召耳。然凡文与正讳相犯，当可自避；其有同音异字，不可悉然”⑦之说，可知南北朝避讳之盛。李唐建国后对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这就使得讳令之宽和风俗之盛同时并存，出现了不同著述中讳例互相抵牾的情况。据陈垣先生考察唐代碑文发现：“贞观四年豳州昭仁寺碑，用世字凡处。贞观五年房彦谦碑，有世字民字，惟书虎贲为武贲。……贞观十六年段志玄碑，文内王世充不避世字。贞观十八年盖文达碑，有‘世子’字。”⑧以上情况说明，在贞观十八年之前，没有避太宗讳的问题，盖与太宗武德九年(626)的一道诏令有关。《唐会要》载：“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总万几，下令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旨。近代以来，曲为节制，两为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诰。今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⑨可知唐初讳制系因袭《礼记》。《礼记·曲礼上》曰：“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遍)讳。”唐孔颖达《正义》云：“‘不遍讳’者，谓两字作名，不一一讳之也。孔子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者，案《论语》云‘足则吾能征之矣’。是言征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⑩据此则其时“世”、“民”单字出现并不为讳，避“世”、“民”单字的讳例主要出现在太宗之后，如“显庆四年大唐纪功颂，王世充俱作王充”，此为缺字之例；“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引‘生民以来’，俱作生人”，此为改字之例；“乾封元年于志宁碑，‘世武’世字作卅”，此为缺笔例；“仪凤二年李勣碑，本名世勣，因避讳但名勣。而王世充世字特缺中一笔，未去世字”(11)，此为缺字、缺笔共存之例。宋人周密说：“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胃、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时，改民部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讳’”(12)。陈垣先生亦云：“高宗即位，始避太宗讳”(13)，这是符合实际的。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显庆四年(659)，避太宗讳例稍多。然据《礼记·曲礼下》孔颖达《正义》云：“世子贵不得同，则与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子前，已为名，而君来同之，此是君来同己，不须易也。”(14)孔颖达(574～684)是唐初人，《礼记正义》完成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其说基本反映了唐初官方对避讳的观点。道世生于隋末，早在唐太宗登基之前其名已定，绝无后来因避太宗讳又更改之理。而且唐显庆五年正月一日有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抄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15)之前所有文书未讳之字亦不须更改，嫌名亦不避讳。衍此及佛教，则寺庙、经文、佛家著述，僧名讳令之宽自不待言。有必要说明的是，自魏晋以来沙门是否应用俗礼一直争议颇大，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的佛教产生影响，不过这是另一问题。唐代佛教与世俗礼仪的相互影响，以及当时讳制或严或否的阶段性另待他文阐说。从总体上看，唐初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二名不遍讳等多种情况(16)，足见唐初避讳制度之宽。回答李慈铭提出的问题，唐初的避讳制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二针对李慈铭提出的问题，陈垣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说：“唐时译经不避讳，僧名仍避讳。”即以为李慈铭是未见《宋高僧传》中“名避太宗庙讳，多行字耳”一语。唐译经不避讳，此乃深契时代之语，然僧名避讳之说值得商榷。就世俗文献中的讳例来看，有时嫌名亦讳，如唐太宗之讳就有改“世”为“代”或“系”、或省去“世”字、或缺笔，从“世”之字将其改为从“云”，或改从“曳”；“民”改为“人”或“”、从“民”之字改从“氏”；太子弘讳例将“弘农县”改“恒农”、“弘静县”改“安静”；武后讳例将“诏”改为“制”，“李重照”改名“重润”；玄宗讳例将“隆州”改“阆州”，“大基县”改“河清”等等(17)，则知唐时世俗风尚既避帝讳、太子讳，亦避嫌名，如果僧名亦如世俗避讳的话，那么这些嫌名亦在应避之列。然笔者从《大藏经》中摘出唐代近七十个僧名来看，至少有弘忍、弘等犯太子讳(18)；肇基犯玄宗正讳(19)。当然，前面已论及唐代避讳制度之宽松，则僧名避讳亦不会十分严格。称字，既是两人关系的体现，又是时代风气使然，道宣《大唐内典录》中的“玄恽”之称即与其二人关系有关。道宣与道世同在少年出家(前文已述)，后又同学于智首律师，同居西明寺助玄奘译经，彼此之间应十分熟悉。古人在相互熟悉的情况下，称字更能表达尊重之情，朋友之间尤为如此。唐李翱在其《答朱载言书》中说：“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师之名门人验也。夫子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平仲(20)。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验也。”(21)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称字示成人之贵亦不乏其例，如清人王应奎在其《柳南随笔·续笔》卷四中说：“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则贵其所以成人，于是乎命以字之。字之为有可贵焉。《春秋》以书字为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志数十篇，标题概称官阀，惟李元宾、柳子厚、樊绍述称字，以见其人不必以爵位为重，是亦所以贵之也。”(22)道宣称其字而不呼其名，一方面是表达对其尊重之必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两人关系之密切。从另一角度说，如果道宣有意避太宗“世”字之讳，其《大唐内典录》卷五下“沙门释玄恽”、卷十上“唐西明寺沙门释玄恽”之称也就成了避太宗讳最好的例证，然同书卷一中却有“沙门安清字世高”(23)之语，直犯太宗之讳。同一部作品，为何于太宗讳或避或否呢？此其一。其二，在道宣的其它作品中也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单看《续高僧传·玄奘传》一文，就出现“世”字十三次，“民”字两次，直犯太宗之讳；另“弘”字二十次犯太子讳；《续高僧传序》中亦出现“世”字四次，“弘”字三次。为什么道宣作品中不避“世”字，惟独在称道世“玄恽”时就避讳了呢？考《续高僧传》中所录之人有至麟德二年者，则知此书最早成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24)，而《大唐内典录》成书于麟德元年(664)，前后相差只有一年，期间并没有诏令云此后不避太宗之讳。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玄恽”之称只能是出于一种称呼习惯而不在避讳之列。在称名的问题上，道世本人亦不避讳，他在《珠林》卷百《传记篇》中说：“皇朝西京西明寺沙门释道世字玄恽撰。”(25)此外，“玄恽”之称非为时人避太宗讳还有另一佐证，即唐陇西李俨的《法苑珠林序》，序说：“属有西明寺大德道世法师，字玄恽，是释门之领袖也。”此外，他在《金刚般若经集注序》中亦称：“时有长安西明寺释道世法师字玄恽。德镜玄流道资素蓄……”(26)前后称呼基本一致，即首称“道世”，“玄恽”只是一个补充。前书成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而后序则被道宣收入《广弘明集》(按：《广弘明集》录唐玄则《禅林妙记》序两篇，而《禅林妙记》成书于麟德二年，即665年。道宣卒于公元667年，则《广弘明集》当成书于665～667年间)。道宣《大唐内典录》成书于664年(前文已详)。据此则《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成书相差不过二、三年，如道宣避讳之说成立，则与唐初时代政治和讳令制度格格不入，由此则道宣称“玄恽”系其两人之间的一种称呼习惯而非因避讳为之。除以上关于道世的相关记载外，唐代另有两部作品著录，其一是释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其二是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然“《开元录》诸传，实采自皎、宣二家之书，智昇所自撰者无几也”(27)。此说非虚，且看关于道世名讳的记载：京师西明寺沙门释玄恽所撰。恽本名道世。律学有声慕重贤良。缀缉为务兼有钞疏注解众经……沙门释玄恽。本名道世。律学高誉慕重前良。缀缉为务兼有钞疏注解众经。西明创居召为大德。显庆年中读一切经。钞诸要事撰成一部。名《诸经要集》。余如《内典录》载。除后面稍有补充外，智昇基本上是采用道宣的相关材料，而圆照更是照搬智昇之作：沙门释玄恽。本名道世。律学高誉谟重前良。缀缉为务。兼有钞疏注解众经。西明创居召为大德。显庆年中读一切经。钞诸要事撰成一部。名《诸经要集》。余如《内典录》载。书籍著录前后相袭，将道世以“玄恽”相称的做法也沿袭了下来，在后人看来，终唐一代似乎都称其“玄恽”而不呼“道世”，这就形成了后人避太宗讳的认识。就现有唐代避“世”之讳的例子来看，主要是采取改字，缺字，或缺笔的方式来完成的，“玄恽”之称如是避太宗讳的话，后世学者该是省略“世”字或缺笔、或另改字，而不是在前面称字之后又署上“本名道世”。凡此种种，除了唐时讳令宽松之外，还说明唐时佛教相关著述并不十分避讳。三唐人并未言“玄恽”是避太宗讳而改称，最先这样提出来的是宋代的赞宁，他在《宋高僧传·道世传》中称其“名避太宗庙讳，多行字耳，故时称玄恽焉”(28)。尽管如此，他并不否认李俨等以“道世”相称的个别性，只不过“玄恽”之称更多而已。然而后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佛祖历代通载》称其“以避太宗偏讳，故以字行”(29)，俨然“道世”之称没有个例。此后《法苑珠林校注》叙录称其“因避太宗讳，以字玄恽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三说其“字玄恽，避太宗讳，以字行”，《全唐文》称“道世字元恽，避太宗偏讳，以字行”(30)，“道世，字玄恽。时人为避唐太宗名讳，以字相称”(31)等等，无一例外地都否认了唐时首称“道世”的情况，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宋高僧传》的误读和对其权威的盲信。赞宁《宋高僧传》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据陈垣先生称“宋人避讳之例最严”，时人洪迈亦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32)另《宋史》亦云：“嘉定十三年十月，司农寺丞岳珂言：‘考国朝之制，祖宗旧讳二字者，皆着令不许并用。’既而礼、寺讨论：‘所有钦宗、孝宗旧讳，若二字连用，并合回避。’”(33)又有因避讳改音之多而窜乱文义者，致使“宋人苦于避讳之苛例，欲为改读之法，以救改字之失……乃至曲解汉法以护其说”(34)，此乃宋人避讳苛刻之弊。避嫌名讳是宋代讳令严格的另一个方面，据《日知录》载：“《礼部韵略》凡与庙讳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讳匡允，十：阳部，去五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晋切，十一字皆不收。它皆仿此。朱子《周易本义》姤卦下以故为姤，作故为遇，避高宗嫌名也。”(35)此外，宋代避讳以字相代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如《宋史·王子融传》说：“(融)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反，请以字为名。”(36)另《宋史·艺文志》职官类有《蔡元道祖宗官制旧典》三卷，蔡元道本名惇，避讳称其字。同书别集类有《司空文明集》一卷，司空文明本名曙，亦避讳举其字。包幼正本名佶，避徽宗讳称字。李泰伯本名觏，避高宗讳亦称字。称字避讳之风不仅贯穿有宋一代，而且也影响到后世。如《元史·程钜夫传》说：“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庙讳，以字行。”(37)据赵翼考证，元帝后皆不讳名，元制不全用御名亦不须避讳，他说：“元代帝后生前皆无徽称，臣下得直呼其名，盖国俗淳朴，无中国繁文也。”(38)而程钜夫生于宋代，入元后犹受宋世遗风影响。再如《新唐书·刘知几传》：“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39)《新唐书》系宋人所编，以为彼是唐人避嫌名讳而改，殊不知事实上唐人对此并不苛求。他们断言刘氏因避讳以字行，与赞宁说道世避太宗讳一样，皆是以今比古之失。宋代严格的避讳制度也直接影响到佛教的相关著述，据笔者从《大藏经》中摘出宋代五十余僧名来看，没有类似犯讳(包括嫌名讳)，由此可见宋代僧院佛寺亦为时代讳风所左右。在当时这种环境下，赞宁得出“玄恽”之称系避太宗讳也就显得合情合理，殊不知，赞宁之理与唐初的讳风已相差了整整一个时代。结论从宋赞宁《宋高僧传》称道世“名避太宗庙讳”开始，后来的相关撰述多沿用其说(前文已详)。让笔者不解的是，今人整理出版的《法苑珠林》影印本和校注本都无一例外地重申这一观点。事实上，释道宣《大唐内典录》中所载“玄恽”之称系其个人的称呼习惯，在他的其它著述中并不避“世”之讳；与道世同时代的李俨为道世所作序文中均称其“道世法师”而不言及讳。后释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又直接承袭了道宣的撰述，“玄恽”之称亦随之沿用。宋赞宁之时代讳风严格，遂以为“多以字行”是避太宗之讳，说明他也注意到了其它著作中首称“道世”的问题。后人失察，不能站在历史角度“以古还古”，甚至对前人相关论断产生误读，继而以讹传讹，失之考据。经多方求证，笔者认为，在唐人关于释道世的称呼问题上，“时人因避太宗讳，故以字行”的说法不能成立。笔者不揣谫陋，愿陈管见以就教于大方。注释：①《建仁寺两足院藏书目录》作“玄煇”，见《昭和法宝总目录》第973页；《东域传灯录》作“觉晖”，《释氏稽古略》作“玄晖”，分别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第1162页；卷49，第819页。②〔宋〕赞宁《宋高僧传》卷4，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7页。③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④《佛祖统纪》说：“西明寺沙门道世，宣律师之弟也。”考道世俗姓韩，其先伊阙人。而“释道宣，姓钱氏，丹徒人也，一云长城人。其先出自广陵太守让之后。”见《宋高僧传》卷4、卷14，是《佛祖统纪》记载有误。⑤以上分别见道宣《大唐内典录》，《续修四库全书》12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93页。⑥〔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北京浙江分会发行，戊集，第19页。⑦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⑧陈垣《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⑨〔宋〕王溥《唐会要》上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52页。⑩孔颖达《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1页上、1251页上中。(11)陈垣《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12)〔宋〕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页。(13)陈垣《史讳举例》，第43页。(14)〔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第1257页上。(15)〔宋〕王溥《唐会要》，第452页。(16)〔宋〕周密《齐东野语》，第59页。(17)陈垣《史讳举例》，第147—148页。(18)《通志·氏族略》：“弘氏避唐明皇讳，改为洪氏。”陈垣按：“《元和姓纂》一，弘氏避高宗太子弘卒谥孝敬皇帝讳，改为洪氏，非避唐明皇讳也。”此为避太子讳例。(19)肇基死于玄宗朝之前，但玄宗朝之后相关典籍不改“基”名，亦说明唐时讳令之宽。(20)孔子未接乎国侨、晏婴，此言本《史记》，原是司马迁误读《左传》，李氏因之。(2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11页。(22)〔清〕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203页。(23)〔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大正新修大藏经》55卷，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4页。(24)此书原序称终于贞观十九年。汤用彤据此书记载比原序多出150(一说180)余人，认为现本乃经后人揉入。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页。(25)〔唐〕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本《法苑珠林》，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84页。(26)〔唐〕道宣《广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52卷，第259页。(27)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页。(28)〔宋〕赞宁《宋高僧传》，第67页。(29)〔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49卷，第583页。(3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9502页。(31)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8页。(32)〔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41页。(33)〔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10页。(34)陈垣《史讳举例》，第10页。(35)〔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36)〔元〕脱脱《宋史》，第10186页。(37)〔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15页。(38)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5页。(39)〔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19页。^（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