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黄腔源流研究综述戏剧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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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黄腔源流研究综述_戏剧论文摘要：四大声腔之一的皮黄腔，对我国戏曲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音乐学术界对皮黄腔的研究、探讨十分活跃，其中关于皮黄腔源流的研究是焦点之一。大量的研究成果以及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地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皮黄腔；西皮腔；二黄腔；皮黄合流皮黄腔是我国戏曲中表现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声腔之一，众多学者对该领域做了一系列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其中关于皮黄腔源流的研究是焦点之一，体现出成果丰、分歧大、争论多的特点。近30年来，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有大量真知灼见，但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学习和梳理，对皮黄腔源流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一、依文献史料论证皮黄腔的来源1.西皮腔的来源关于西皮腔的来源，在搜集到的文献中，主要引用和提出了如下一些说法：(1)《鞠部丛谭·序》说：“西皮产于黄安黄陂，以黄陂居黄安之西，故名西皮……”(转引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古今中外论长庚》)。

(2)周贻白先生关于西皮调的产生，如是说：“按地之地域，(秦腔)实系由陕西从白河经襄阳而入武汉。

(3)张九《关于西皮腔的起源与发展》认为，西皮腔产生的年代和地域，“是清代乾隆、嘉庆之际……最先在湖北的荆州、襄阳和湖南的常德、澧州这一地带唱起来的。”(4)欧阳予倩在《谈二黄戏》中说“西皮也出于吹腔，受了秦腔的影响，便成了今天的形式……”综上述，西皮腔的来源地集中于湖北、安徽及陕西等地。

2.二黄腔的来源自古以来，二黄腔的来源问题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学者们争议的焦点更多地在于对历史文献所持的不同看法，而所引用的古文材料以及提出的观点有如下一些：(1)乾隆中后期关于二黄的记载：李调元《雨村剧话》，檀萃《杂吟》以及李斗的《扬州画舫录》。

(2)清代王梦生在《梨园佳话》中说到：“徽调者皮黄是。皮为黄陂，黄为黄冈，皆鄂地名，此调创兴于此，亦日汉调。介两黄之间，故曰二黄。”(3)欧阳予倩在《谈二黄戏》中所说：“二黄发生于湖北……”(4)于华连《戏曲丛谈》：“二簧者，安徽安庆之戏也，安庆旧有枞阳腔。后名有石碑腔。即所谓吹腔也。吹腔之曲，必用双簧拖腔，故名二簧。”(5)另有根据声调来寻宗流，即因为江浙一带及宜黄的“宜”与“二”的读音相近，故取其谐音将“宜黄腔”说成“二黄腔”。

(6)著名学者齐如山在其戏曲论著《齐如山全集》(台湾版)中曾用五六处的文字提到：“盛行全国的京剧，并非京中故有产物，亦非常人所云出自安徽(徽班)、湖北(汉调)，其真正的来路系起自陕南汉水流域的土二黄。

学者们对于二黄腔的来源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包括江西说、湖北说、安徽说以及陕西说等等。

3.“皮黄合流”关于皮黄合流，一般都会想到“徽汉合流”形成的国粹“京剧”，而学者们所引用的材料和得出的结论又有如下一些：(1)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了庆贺乾隆皇帝八旬寿诞，两淮盐务组织徽班进京献艺，领衔的演员是高郎亭……经乾隆末叶到道光末年约五十年的历程，在北京形成徽调、汉调合流，产生了容二者之长的“楚调新声”，铸成京剧皮黄声腔的基本形态。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迨魏长生还四川，高郎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日‘三庆’”。

(2)《中国音乐辞典》关于“皮黄腔”这一词条的解释则说到：西皮二黄合成为一个声腔剧种当始于湖北汉调；而且凡认为皮黄合流早于徽班进京的，大多数的戏曲史学家都认为皮黄合流是由汉剧艺人完成。

(3)《南北皮黄戏史述》从剧目、声腔(以及演员)、地方剧种中皮黄腔的状况等方面作了论证之后，认为“皮、黄合奏始于和皮黄戏形成于徽班进京以前”，并且阐明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即“皮黄合奏之最适宜的环境和土壤，该是扬州；合奏的时间，该是在乾隆中”。

(4)据《程长庚与皮黄合流》一文，“皮黄腔在原始状态下，就是西皮、二黄紧密结合，甚至是互相渗透的”，丁汝芹对于西皮、二黄作为两个声腔“合流”，则产生了疑问，并认为，从一开始西皮、二黄腔就并非独立存在的“。而在这一问题上，束文寿的结论更为明确，认为作为京剧主要声腔的西皮二黄同源于陕西的二黄戏。二、从音乐本体论证皮黄腔的来源对于来源问题，也有学者主张从音乐本体出发来展开论证。譬如刘正维运用音乐形态学的方法来追溯皮黄腔的起源，从音乐的本体特征包括词格、结构、调式、腔式等因素一路论证，二黄腔源自鄂东北的罗罗腔，又称“哦呵腔”。

关于西皮腔的来源，刘先生同样从音乐的本体特征入手，并与秦腔在开口腔、旋律音列、伴奏乐器的定弦、腔式特征、终止音、主干音、板式变化、调式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得出西皮腔是“继承与发展了北线梆子的音乐特征”；论证出西皮腔与秦腔在对称性的唱词结构、基本调式、眼上开口而分开尾逗词的基本腔式、具有散慢中快散的板式变化体结构，以及八板为主的基本过门和乐器定弦等方面无不近似。此外，刘先生还通过西皮男女分腔的论证，得出西皮腔脱自北线梆子的结论。三、皮黄腔的发展轨迹与历史贡献从最初南北曲昆腔所用的弦索、吹管乐器作为伴奏乐器，到弋阳腔的锣鼓节拍，再到梆子、皮黄诸腔的拉弦乐器，无疑是可以映证出伴奏乐器伴随着戏曲声腔的各个发展时期，对其声腔风格的极大影响及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皮黄腔为例，伴奏乐器(拉弦乐器)亦是依附于皮黄腔，与西皮、二黄同时发展的，因此，从伴奏乐器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追寻到皮黄腔发展的轨迹。正是由于拉弦乐器有着更益于音乐戏剧化的表达，更适应各种板式腔调的多变性，以及更接近人声演唱等等特点，才使得皮黄腔更具有戏剧表现力。皮黄声腔及其伴奏乐器在发展过程中的高度融合与相辅相成，使得以皮黄腔为代表的我国戏曲音乐向着更纵横的方面深入发展。

徐烨《论皮黄腔在戏曲声腔发展史中的贡献》一文谈到：皮黄腔融合了南、北方音乐的风格，形成了新的音乐结构形式，并且解决了男、女分腔的问题，使得皮黄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流传开了，也使得皮黄腔中的京剧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剧，足见皮黄腔在我国戏曲声腔发展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四、相关问题的思考纵观皮黄腔源流之研究，是几代学人智慧的结晶。这些成果，为皮黄腔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给予了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由此，笔者也想提出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对皮黄腔的源流进行论证中，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文献的分析，来论证西皮腔、二黄腔的宗源。且不说结论、观点对错与否。就其仅从字面的含义推断，抛弃了“音乐本体”这一戏曲音乐研究的重要要素，这样的方式是否妥当?这样的结论是否科学?就是值得考虑的。文献史料的成文，必然要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作者的文化背景及其个人观点等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文献记载与客观事实的偏离。固然，研究源流问题，必然要运用史学方法(文献分析法)，但既然是音乐的历史，当然须与音乐本身相关。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若能使文献史料与音乐本体两者互为参照，则方为实证，更具说服力。另外，在戏曲音乐源流问题的研究中，似乎还应结合表演、观众以及艺人口碑等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