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TLGH)研究综述(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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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TLGH)研究综述(三)6结论性述评6.1结论性述评TLGH作为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一直是研究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对国外TLGH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主要存在以下三点特征：(1)从方法论上看，随着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完善，相应的研究方法被逐渐应用到旅游经济学研究中，不仅极大拓展了TLGH研究的理论深度，同时也给国家或地区为引导经济增长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就TLGH研究而言，从最初的某一截面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一直到多维截面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这期间伴随的不仅仅是我们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理性客观认识，尤为重要的是，整个旅游经济学研究核心框架的逐步完善。追溯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对TLGH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研究，从历史和目前的现实来看，都显得极为重要。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尽管无法从旅游学的角度来有力质疑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经典认识，但是从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这一关乎旅游产业存在性意义上讲，这绝不是离经叛道式的主观辩驳，而是对旅游产业发展价值存在的客观正名。(2)从研究内容上看，尽管我们聚焦的是TLGH是否存在这一理论命题，但纵观文献细查可知，却得到了不尽一致的研究结论。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种状况虽然有些出乎预料，但观察事实，却又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结果。姑且不论研究方法不同所导致的结论差异情况，正如前文所述，诸多异质性因素在其中起到“干扰”作用，例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地理区位与时间演变都会对TLGH存在方式产生影响。其中还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尽管上述外生性因素会发生作用，但旅游专业化程度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线性持续效应呢?大量研究文献显然只关注了TLGH是否存在，而忽视了对此问题的本体论思考。对此问题的回答，仍需回到旅游发展的产业属性特征逻辑起点。旅游产业本身所欠缺的创新溢出功能与其知识创造能力不足，可能会随着旅游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过程，愈发暴露在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持续性方面。当然，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解析并非妄自菲薄，而是提供对TLGH研究的另外一种观察视角。顺及这一研究思路，我们还需从另外一方面探讨，倘若研究对象旅游产业结构变迁与转型升级符合理想预期，旅游产业发展路径与经济增长战略指向相互耦合，我们有理由相信，旅游产业发展的滞后效应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3)从研究设计上看，国外研究文献给我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研究策略框架，在对TLGH经济理论研究内容上也在不断加深，例如，从之前单纯判断TLGH是否存在，一直到发现TLGH存在性可能具有非线性特征。基于这一目的发散开来，鉴于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机制的复杂性，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可能还受到某些相关变量的调节作用，比如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从而更有利于旅游市场的培育成长，显然，制度环境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之间便会起到一种正向调节作用。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在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估计模型中要适当引入旅游发展与其他相关变量的交互项，通过考察其估计系数，以此判断相关变量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方向与大小。单就这一点来看，国外研究文献并没有对此进行有效说明。6.2启示与国外研究文献相比，中国对TLGH存在与否的研究还具有一定差距，研究内容主要仍是停留在对TLGH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庞丽，等，2006；杨勇，2006；柳思维，吴忠才，2007；武春友，等，2009；瞿华，夏杰长，2011)，而就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的动态面板估计以及两者异质面板协整关系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鲜有文献对此进行论述(王良健，等，2010；赵磊，2011)。对中国TLGH面板数据实证文献研究发现，在具体实证研究设计上，仅是分区域考察了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却忽略了前文所述的“异质性”因素在分组子样本中的存在形式，仅就此而言，这显然不能充分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非均衡性程度较高的复杂经济体内所存在的TLGH时效性。循此逻辑，借鉴国外既有实证研究策略，我们在详尽考察异质条件下子样本之间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的同时，也可将在中国情境下的TLGH研究结论与国外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其中异同。我们再回到对国外研究文献述评阶段，在当前中国各地区将旅游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一致诉求前提下，旅游专业程度的逐渐提高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过程中会出现Adamou&Clerides(2009)所指出的非线性U形结构吗?这显然是一个我们需要迫切回答且无法避免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转型思路。从更深的层面思考，具体到中国实际情况，作为新兴加转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整体而言，政府意愿对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干预作用，那么政府意愿所付诸实施的宏观产业形态、发展模式与制度供给会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吗?这仍需要理论界进一步去研究解读。从实证检验上看，在前文中已认识到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由于联立性、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的缘故，都将会导致模型内生性问题，而内生性将会导致最小二乘估计有偏且不一致，尽管固定效应估计(FE)能够剔除非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从而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有效地解决最小二乘估计以及随机效应(RE)估计无法处理的遗漏变量问题，但固定效应估计的一致性要求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无关的假定由于内生性可能并不能成立。这就要我们为旅游发展变量寻找相关工具变量，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克服这种内生性，而在大样本条件下，增加工具变量通常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估计结果(Wooldridge，2002)。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与模型残差项的无关性，其二是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但是考虑到工具变量的不唯一性以及随机误差项的不可观测性，现实中找到一个严格符合上述条件的工具变量是困难的。针对这一问题，动态面板数据SYS-GMM由于其较高的估计效率，显然为中国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模型估计客观性提供了有效保证。注释：①这方面最早的文献要追溯到McKinnon(1964)的贡献：旅游发展为地区经济带来外汇收入，以便购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投入要素，从而增强目的地的产品生产能力。②就理论研究而言，Lanza&Pigliaru(1995)首次将卢卡斯两部门外生增长模型应用到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中，为TLGH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紧接着，Lanza&Pigliaru(2000)的研究证实，旅游资源丰富且市场规模尺度较小的地区发展旅游能够显著拉动其经济增长效率。③Chang等(2011)通过构建一个包括旅游发展拥塞效应和入境旅游征税福利效应的动态最优化宏观经济模型，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旅游税收收入用于补偿社区居民，由于福利效应，旅游发展的“资源诅咒”效应并未显现；倘若旅游税收收入被服务业占主导的地区用于制造业生产部门，则会产生旅游发展的“资源诅咒”效应。Holzner(2011)则对Copeland(1991)和Chao等(2006)所推崇的旅游发展“资源诅咒”假说进行质疑，利用全球134个旅游依赖型国家(tourism dependent countries)1970年～2007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旅游发展可能会在中短期出现“资源诅咒”现象，而在长期则并不会出现此现象。④Hazari&Ng(1993)主要是针对入境旅游而言，他们认为入境旅游主要从以下三点产生“福利漏损”效应：一是入境旅游消费抬升了旅游目的地的一般价格水平，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传统性贸易行业；二是入境旅游者旅游消费通过“示范效应”对旅游目的地的国内传统消费模式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实质上，即增大了地区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三是旅游目的地为了迎合入境旅游者旅游需求，可能会形成市场垄断力量扭曲的局面，从而引致福利减小局面。⑤无论是Tosun(2000)所着重强调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CPTDP)，还是Reid等(2006)构建的社区旅游自我评价工具(Community Tourism Self-Assessment Instrument，CTAT)，理论分析上均认为旅游发展与社区居民之间由于经济利益、文化资本以及管理体制所形成的两者强制性耦合关系都将弱化旅游发展对社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甚至会导致旅游发展的正反馈式“反向排斥”效应，这一论点主要来源于Haywood(1988)和Inskeep(1988)有关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体系(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Planning，CPTP)的研究。⑥此方面的经典文献以Eugenio-Martín等(2004)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分别以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为解释变量和因变量运用面板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发现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只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在高收入国家并不存在。⑦Cortés-Jiménez和Pulina(2006)在一篇工作论文中，分别利用西班牙和意大利1960年～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对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假说(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ELGH)和TLGH是否存在进行了重新验证，他们拓展了Durbarry(2004)进行此项研究所构建的标准生产函数模型，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与出口或入境旅游两变量纳入到协整检验、ECM与多元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发现ELGH在两国均存在；TLGH在西班牙存在，且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支持了Balaguer和Cantavella-Jordà(2002)研究结论，但TLGH在意大利并不存在，相反的是，经济增长是入境旅游的单向Granger原因。⑧Chang等(2009)对包括东亚、中亚、南亚、太平洋、加勒比海、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北美、南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91年～2008年数据进行门限面板估计结果为：旅游专业化程度低于14.97%(区间1)或高于14.97%且低于17.5%(区间2)时，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关系；旅游专业化程度高于17.5%(区间3)时，并不存在任何显著关系，并由此得出，旅游发展并不总是促进经济增长。⑨为了进一步验证沿海子样本检验结果的稳健性，Cortés-Jiménez(2008)又单独对地中海沿岸地区样本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证实了这种稳健性。此外，也对内陆子样本入境旅游估计系数结果给出了相应解释，主要原因在于，内陆地区主要以吸引国内游客为主，因为它们并不具备开拓入境旅游市场的能力或潜力。作者简介：赵磊(1984-)，男，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参考文献：[1]Adamou A,Clerides S.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ourism-led growth: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R].RCEA Working Paper,2009:1-15.[2]Alper A,Muhittin K,Ferit K.International tourism demand for Turkey:a dynamic panel data approach[R].MPRA Working Paper,2008:1-13.[3]Andrea S,Melville S.Determinants of inbound tourism to South Africa[J].Tourism Economics,2008(1):81-96.[4]Arellano M,Bond S.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c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2):277-297.[5]Archer B.Importance of tourism for the economy of Bermuda[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4):918-930.[6]Balaguer J,Cantavella-JordàM.Tourism as a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factor:the Spanish case[J].Applied Economics,2002(34):877-888.[7]Belloumi 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receipts,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unis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0(5):550-560.[8]Blundell R,Bond 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1):115-143.[9]Boehmer E,Megginson W.Determinants of secondary market price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syndicated loans[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0(5):1517-1540.[10]Brau R,Lanza A,Pigliaru F.How fast are small tourism countries growing?The 1980-2003 evidence[R].FEEM Working Paper,2007:1-13.（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