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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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摘要：先秦以来，军功集团在王朝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然而，至宋代这一现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初军功集团迅速瓦解，丧失了对朝政的传统影响。这一变化与宋朝“崇文抑武”思想方略的推动，以及统治者推行的路线方针有关，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着内在联系。它的出现，形成了宋朝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影响深远。关键词：宋代/军功集团/传统地位/政治影响作者简介：陈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及军功集团，其地位显赫，并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而到宋朝，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没有形成，军功集团也迅速在政治上瓦解。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无疑值得关注，它不仅反映了宋代统治结构的重要变化，而且对其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有专门、深入的研究①，本文特就此加以考察，以探究其形成的动因及影响。一、先秦以来军功贵族在政治上的传统地位及影响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源于早期氏族血缘巨大影响的三代，大致实行了分封的政治模式，各级世袭贵族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和统治力量，所谓“世卿世禄”。与此同时，由于早期国家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祭祀与征伐方面，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即注重血缘祭祀维系宗法统治的作用，同时依赖武力手段征伐和压制周边邦国，因此各级贵族成为军事的主角，出征将帅由公卿贵族承担，战士通常由下级贵族的士等组成。周天子左右的大臣，除了在内执政外，其对外的主要职责就是统军出征，如姜尚、周公东征等典型例证。《周礼》反映：西周时期，设置大司马一名，由卿大夫出任，小司马二名，由中大夫担任；军司马四名，由下大夫出任；舆司马八名，由上士担任；行司马十六名，由中士担任；旅三十二名，由下士承担。③即使“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时，贵族从军与崇尚军功的传统依旧，如齐国仍设21乡，其中士乡15，“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④，即齐国军队由15乡士构成，分别由国君与国子、高子统帅。而秦国则在原有与西戎融合的基础上，又部分地继承了周代的制度，尚武的贵族继续在军事活动中保持主体地位。因此，这一时期，贵族从军不仅是义务，而且也是特权和荣誉。所以，当时贵族教育的内容——“六艺”，就有“射”、“御”等军事性科目。孟子即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⑤以后王安石指出：古代士人习“文武之道”，以射术和御乘为先，其他技能倒在其后，“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⑥。由此可见，贵族与军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社会早期阶段的共性，即所谓人类“英雄”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之际，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诸侯、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随着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时间的延长、战争方式及兵种的变化，特别是各国围绕争霸图强的目的不断实施变法，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逐渐发生演变，下层民众更多地被征发从军，军功的开放又撕裂了旧贵族的专属特权，并造就出一批批的新兴贵族及阶层，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突出。秦国走“农战”的强国之路，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终于用武力手段灭亡六国。其中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的推行，引导国民发展，大批新兴军功阶层从而成为秦国主要的统治力量。秦汉时期，因为国家统一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北抗匈奴、南拓岭越，因此军功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由于军功贵族、军功阶层在秦汉帝国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遂长期占据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如现代学者研究指出：“秦之国家和社会由此完全由秦之军功受益阶层所支配和主导。”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也完全主导了西汉建国后五十多年，历经汉高帝、惠帝、吕后与文帝。此后其影响力逐渐衰减，但仍持续了五十余年，“直到武帝末年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前后影响西汉王朝超过一百多年。⑦还值得关注的是，西汉时期将军的地位极为突出，如当时大臣列名时，大将军及诸将军便在副宰相的御史大夫之前。⑧宋代陈傅良云：汉朝“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冠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⑨。由此可窥见当时将军显赫地位之一斑。东汉及其以后，在以往传统政治深刻的影响下，开国军功集团在各王朝建国后都拜官授爵，并长期占据显赫的位置，在统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东汉的南阳豪强军功集团、隋唐的关陇军功集团，都在东汉与隋唐国家前期的统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三国、十六国、北朝及五代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大小政权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更为强烈，一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军功贵族、军功集团更扮演了主导政治的角色。先秦以来，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集团长期拥有传统的重要地位，于是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随着政权的不断演进，其特权地位逐渐衰减，但其影响力仍能惯性地延续相当时间。就这一阶层、集团的角色而言，无疑具有鲜明的尚武特性。因此，在国家发展的路线设计上，他们倡导走强军强国之路，施政上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外通常采取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态度，如汉唐时代对塞外强大游牧势力的积极战略及其活动。在极端化的情况下，甚至有“穷兵黩武”的倾向，如十六国、隋炀帝及五代时期。而理性的统治者则强调武功与文治之间的配合，如深谙此道的唐太宗便概括了文武之间的关系：“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⑩即：战时军事手段和武将发挥重要作用，平时文治与建设中，文臣则居于主导地位。官僚体制自战国、秦朝形成后，虽然出现了文、武分工，但彼此并无绝对的鸿沟，因统治需要而常有“出将入相”之说。所谓“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如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相国代樊哙击燕，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迁为左丞相，以相国击燕。郦商为将军，以右丞相击陈豨”，其余如尹恢、陈涓皆以丞相出师。(11)再如隋朝杨素，唐朝李靖、徐世勣、刘仁轨、娄师德及郭元振等人，也先后因军功而入朝为相。据唐人记载：“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于是世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唐玄宗时，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12)。这同样说明军功集团在政坛上的重要影响。上述军功贵族、军功集团长期的传统影响，还对当时社会风尚产生了广泛的导向作用。三代时期，贵族因垄断军戎而造成的崇高社会荣誉自不待言。战国、秦汉时代，军功及军功爵对国人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获得军功爵不仅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而且还可以入仕为官。如秦有所谓“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13)之说，即指秦之官职爵位的高低与军功的多寡存在直接联系。汉代虽然对低爵授官加以限制，但官职对高爵者则仍然开放。(14)因此，投身沙场博取功名受到世人的追逐，从而在社会上营造了强烈的崇尚军功的意识。这种军功爵制度一直延续到曹魏时期，其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即使是世族门阀盛行的两晋南北朝之时，士族中统兵者仍不少见，军功也成为世人向往的重要目标。当时影响颇大的《颜氏家训》指出：“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15)又谆谆告诫道：“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16)如名士阮籍之谋求步兵校尉，谢石、谢玄之热衷带兵。现代学者因此指出：将军在汉代已出现“用为优崇之衔”的情况，可以加给并不带兵的文官等。到魏晋南北朝时，诸“将军”逐渐演变成由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授予的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也包括文职官员”(17)。这种原本武事性的将军称号，授于武臣之外文官的现象，也折射出军功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唐代时期，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屡见不鲜，反映出世人的价值取向。如李白勉励外甥从军：“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还。”(18)一时“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之类诗句唱响南北。中唐以后，文人还常常以投身藩镇幕府为晋身要途，自愿效力于武夫悍将，所谓“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19)。五代乱世，学子弃文从武的记载更不少见，更折射出武风甚烈的社会意识。二、宋初以来抑制军功集团的举措及其效应宋朝创建之后，在施政理念、制度建设、社会变易的推动下，传统军功贵族、军功集团的命运遂发生了重要转变，其政治影响力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宋太祖建国伊始，如同以往王朝一样存在着开国功臣，特别是协助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的一批高级将领，以及追随宋太祖的部下将官，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韩重赟、罗彦瓌、王彦升及张琼等等。于是，在宋开国仅几天后，就公布了第一批奖赏的功臣名单：石守信由殿前都指挥使迁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由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迁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自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迁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他们同时获迁更大的节镇；王审琦则从殿前都虞候迁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和赵彦徽也分别由禁军厢都指挥使升任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并都由防御使升为节度使。(20)不久，韩重赟等人也先后得到提拔。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禁军宿将对新朝采取合作的态度，对稳定时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都手握重兵在外，但因与赵匡胤关系密切，主动称臣，因此分别被提拔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点检(21)，获任禁军两司最高军职。这样，在宋朝建国初就形成了一批武人组成的军功集团，他们还代表了唐末、五代以来在社会、政治上具有强大影响的军人力量。如果依照传统习惯，他们将自然成为宋朝统治的骨干力量，并在政治上占据显赫的地位与影响。然而，唐朝后期、五代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武人跋扈。当此之时，盘根错节的各种藩镇武装势力控制了各地，不仅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而且国家秩序混乱，文官集团受到压制，皇权也走向式微。事实上，五代十国的大小帝王也大都为藩镇出身的武君。后晋时，军阀安重荣便敢于发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22)的呼声。体现出社会观念对传统君权神圣法统的挑战。这种强烈的时代背景，必然对宋初政治产生莫大的影响。因此，宋初统治者一方面急于统一天下，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思考如何恢复统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君臣探讨以往长期动乱的核心症结时，一致认为便是臣强君弱所致，其祸根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23)如宋人总结：“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24)于是，在剿灭割据政权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收兵权举措，并消弭武臣武力取天下的观念，以结束动乱、维护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的统治，这正是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在上述背景下，宋太祖首先要解决的是功高震主的功臣问题，以消除来自身边禁军高层的直接威胁。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先罢免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两司最高军职。不久，又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举，剥夺了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和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的禁军帅职，令诸将各归本镇。而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两职不再除授。石守信同样被责令出镇，虽仍兼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左右，“其实兵权不在也”(25)。而马步军都虞候一职，在张令铎罢任后“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26)。此举其实只是通过经济赎买的办法，剥夺一批开国功臣统帅禁军的权力，与以往汉高祖杀戮功臣的精神一致，仅仅是手法不同而已。其次，宋太祖统治集团在完成以上举措的前后，又对藩镇势力逐步加以压制。最初，除了对反抗的李筠和李重进两大藩镇镇压外，对其余节度使则采取包容默认的态度，并不断提拔有功的将领进入节度使行列。在控制兵权之后，便采取一系列削藩举措，如利用一些旧藩镇年老、生病、故去以及犯法等机会，解除他们的节度使之衔，并终止其后嗣继任，从而结束了藩镇世袭的陋习。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再通过“后苑之宴”，集中解除了一批旧藩镇的节钺，“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27)。与此同时，实施“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28)的措施，对各地节度使的地方实权予以剥夺，在制度上逐渐形成文臣知州、知县管理地方的体制，取代了旧有藩镇属下的武臣刺史、县令，节度使遂演变为位高而无权的官衔。大致来说，在宋太祖的压制下，军功将帅及其家族享受到优厚的经济待遇，在“杯酒释兵权”过程中，赵匡胤还鼓励他们置买歌儿舞女、良田美宅，为其发财致富打开便利之门。同时，其子弟也享有恩荫入仕的权利，但却失去了以往世代把持政治大权的机会。其实就其恩荫的特权而言，与文臣高官并无多大差别。所以，他们也不能成为政坛上的垄断势力集团。最后，宋太祖君臣还动手解决长期存在的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禁止将帅干预中央和地方政治，强调文臣与武将的角色与分工(29)，并采取各种措施逐步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在体制上牵制武将势力，以便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力因素对国家秩序的危害。宋初以来，统治集团更在意识形态上予以配合，竭力恢复并强化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以维持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在社会意识中消弭重武轻文的观念，以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政权秩序。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举动，旨在向天下传递尊儒重文的信息。可以说，“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方略就此初步萌发。(30)经过宋太祖朝治国思想方略的启动、一系列制度建设和举措的推行，武人不仅远离了朝政的中心，而且军功集团也趋于瓦解，逐渐退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其政治影响力大为减弱。宋太宗即位后，继续了以往的施政路线，尤其是随着二次北伐的失败，宋统治集团将注意力转向内部，采取“守内虚外”之策(31)，从此彻底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目标，也停止了开疆拓土的活动，其军事思想转为保守，积极防御的战略被消极防御的战略所取代。据记载，当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以重臣赵普为首的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北伐行动。赵普还告诫道：小人(指武将)好战，“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特别提出“兵久则生变”的劝诫，深得宋太宗的认同。(32)基于第一次北伐期间有将领谋立宋太祖之子事件的教训，因此，宋太宗加剧了对武将的猜忌心。王船山即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33)于是追求专制皇权统治稳定和“文治”功业成为施政的重心，边防则退为次要问题。因此，“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遂得到确立，即：侧重于以儒家道德思想治国，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以求长治久安。表现出的国家发展路线便是：强调文治，重心在内，回避、放弃武功。为了防止军事将领群体干扰其主导方针，又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对武将处处设防，不断钳制打压。通过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上述举措及活动，开国军功集团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政坛上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很快被瓦解和边缘化了，军事将领仅仅成为官僚队伍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唐末五代以来强大的武人社会力量也迅速消解。到宋太宗朝，武将群体不仅地位下降，而且精神状态也呈现一派颓势，受到士大夫的轻蔑。以至于文臣王禹偁为此不平，提出了“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抑儒臣而激武臣”(34)的激进主张。位居枢密使的大将曹彬，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要做出退避让路的姿态。(35)曹彬此举颇具有象征性和示范性。宋人张演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36)也就是说宋廷对武将在经济上给予优待，但在权威、礼仪上却予以压制和歧视。此语极为深刻地道出了宋朝压制武人及军功集团的精神要点。这种以钳制、打压为根本，以优容、宽纵为表象的做法，实非偶然或一时权宜，而是出于当时“崇文抑武”思想方略与现实统治的需要。事实上，宋初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除了统治者的主动举措外，其实还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即：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中古时代的特权门阀世族至宋已经消亡，士庶区隔消失后，地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此，军功贵族失去了生存的社会环境。同时，宋朝在以往的基础上，大规模实行了募兵制度，特别是实施“荒年募兵”的举措。(37)而在租佃经济发展起来的背景下，募兵队伍主要由被土地排挤出来的破产农民组成，另外还包括充军的罪犯，因此其社会地位便低于以往征兵制下的军人，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如宋代人指出：“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38)士兵被视作“贱隶”的结果，也极大地削弱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而极端化地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自然进一步抑制了军功集团的社会影响。三、宋朝军功集团消失的影响宋朝开国以来，在前述一系列方针、举措的推动下，军功集团迅速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往长期存在的军功影响政治的传统因此发生变化。而这一结果的出现，对宋朝政治及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的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加速了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在政坛的崛起。如上所述，在唐宋之际社会巨变的过程中，宋统治者代表以地主为主的有产阶级的利益，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缓急盗贼窃发，边境骚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39)。自然也要依靠他们的支持。而人数众多、分散各地的地主，是无法像以往对待少数贵族、世族那样都给予政治特权，只能通过选拔或流动的办法，由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组成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于是科举制度迅速发展，必然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随着宋初抑制军功集团的措施和“崇文抑武”方略不断发挥效用，大致到宋太宗朝后期，武将势力在政治上已逐渐处于配角的地位，科举官僚则居于统治集团的核心，随后其影响力日益扩大，至宋真宗朝以后则完全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通过《宋史·宰辅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宰执大臣基本由科举出身构成的事实，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其中仅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在所有的宰相中，竟无一人出身武臣。(40)南宋时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6人出身太学生，其他4人出身恩荫，1人出身武臣。(41)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宋朝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策和机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机关中科举出身的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宋真宗朝“澶渊之盟”后，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枢密院。到宋仁宗朝，武臣很快就从枢密院退出，直到北宋灭亡，枢密院都几乎是文臣掌管。(42)南宋时期，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往往成为定制。再从各地军事统率组织来看，大约在“澶渊之盟”后出现了文臣参与统军的现象，到宋仁宗时代遂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制度，如宋哲宗朝人所说：“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43)因此，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坛的位置而言，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44)北宋中叶人即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45)南宋时期，大致延续了这一格局。如此一来，宋朝科举文官集团长期执政，武将群体受到压制，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失衡，并产生巨大的鸿沟，使得宋朝以前盛行的“出将入相”现象消失，从而极大地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构成，形成了典型的文官士大夫政治。其次，对宋朝国家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军功集团在宋朝政治上的消退，制约了尚武力量对王朝施政的影响，文官大臣的主张更容易付诸实施，特别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与边防方面，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活动遂受到遏制。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文臣张齐贤便上疏反对用兵：“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46)到第二次北伐失败后，文臣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用兵行动。赵普认为：“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47)端拱(公元988-989年)初，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宰相李昉“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48)。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战争议题，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认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次讨伐辽东，人不堪命。因此“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文臣的这些意见，最终都影响到宋太宗的态度。如宋太宗接受了宰相吕蒙正的意见，表示：“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49)“守内虚外”遂成为重要的治国之策，并被作为祖宗之法为后世所沿袭。如：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当有将领反映西夏“颇不遵守誓约”时，宋真宗询问宰相王旦道：“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则说服道：“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50)由此历史上高度重视和依赖军事武力的传统发生了转变，强军强国的发展路线逐渐被追求文治和稳定的思想取代。就政治理想而言，宋儒们追求的是“圣王”之道，而不是秦汉以降的“霸道”。如力主改革的王安石也劝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汉唐盛世，而应当直追三代、“法先王”(51)。宋朝主流意识从理论上否定汉、唐“盛世”，便意味着反对追求“霸道”和武功，对开疆拓土从价值上予以否定，文治昌盛成为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第三，对社会价值观与风尚的深远影响。宋初以来，随着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退，以及“崇文抑武”方略的推行，科举制度与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响力持续高涨，逐渐形成了文尊武卑的价值观。北宋中叶人田况引用当时人的话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52)从“文”遂成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标，所谓：“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53)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54)。投军则很难受到世人的赞许，如著名理学家张载年轻时，面对爆发的对夏战争，“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55)。南宋初，抗金形势异常紧张，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议者以为自兵兴以来，士大夫一入军中，便窃议而鄙笑之，指为浊流。”(56)可见即使在国家用兵之际，这种观念仍然在产生影响。与以往相比，宋代社会风尚发生重要的变化，军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士人、文臣通常不愿投笔从戎，政坛还形成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即文官不愿转换为武职。(57)而作为领风气之先的文臣学子的这一行为，又无疑对当时社会风尚产生重大的影响，造成以从军为耻的观念，社会精英遂远离军伍，从而使传统的“尚武”精神显著衰减。最后，对边防产生直接的影响。如前所述，由于传统的军功集团及其政治倾向在宋代受到遏制，宋太宗以来又奉行“守内虚外”之策，被动、消极防御的战略主导了国防，并为其嗣君所继承，将帅对军队的指挥受到各种钳制。因此，虽然宋朝军队数量庞大，但边防却不免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通览宋朝历史，不难发现自宋太宗北伐失败之后，统治集团便实施全面防御的军事部署，积极主动的军事主张及活动通常受到压制，将领往往处于束手束脚、无所作为的境况。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58)，致使边防出现被动挨打的状况。史称：“及乎贼众南驰，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是汉家郡县，据坚壁，囚天兵，待敌寇之至也。所以犬羊丑类，莞然自得。”(59)宋真宗登基后，在消极防御的祖宗之法影响下，北方和西部战线频频告急。“澶渊之盟”订立后，宋统治集团又进一步视议和为解决边患的“良药”，边防建设更得不到足够重视，军队少有积极行动。如宋人所说：“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君臣安于现状，回避边患问题，“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60)。到宋仁宗时代，由于统治者对边防缺乏远见，依旧固守原有的部署，于是在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之下，军队士气和战斗力低下的情况更为严重，至宋夏冲突爆发后，脆弱的防御体系立即暴露无遗。所谓：“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61)以后，宋朝虽然在个别阶段对军事部署有所调整，但其主体宗旨却从未改变，可以说，宋统治集团继续了排斥武功的传统，满足于维持内部的稳定，重大边防战争不到不得已通常不为之。诚如朱熹所指出：“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62)南宋时期，大致延续了北宋的做法，虽然长期处于外患的巨大压力下，要求抗金的呼声不断，但在长期惯性思维与制度的推动下，主和仍然成为朝廷的主流意识，不敢也不愿主动用军事方式收复北方失地，而满足于偏安江南。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杀害岳飞之举，实施第二次“收兵权”，压制主战派和一度抬头的军功集团力量。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政坛上长期存在的军功贵族或军功集团，至宋代迅速瓦解，传统的军功的重要政治影响力也随之衰亡。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宋代的统治结构，而且对其政治、军事以及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释：①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子健：《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载《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载《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版)、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主要从武官的地位变迁及构成等方面论述。在本文关注的主旨问题上，还缺乏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②《左传》成公十三年，《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2页。③《周礼》卷四《夏官司马第四》，四部丛刊初编本。④《国语》卷六《齐语第六》，四部丛刊初编本。⑤《孟子》卷五《滕文公上》，四部丛刊初编本。⑥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页。⑦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3页。⑧《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39页。⑨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东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三章第一节《大将军(附各种武官)》，在对秦汉时期武将的设置情况进行叙述的同时，充分肯定了高级武将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其中特别是大将军至前后左右将军的地位相当高，而大将军、骠骑将军的权威甚至在宰相之上，车骑将军、卫将军等也位比三公，在九卿之上。⑩李世民：《帝范》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汉初诸将官》，四部丛刊续编本。(12)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7页。(13)《韩非子》卷一七《定法第四十三》，四部丛刊初编本。(14)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当多成果，参见漆侠《二十等爵与封建制度》，《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9页。(15)《颜氏家训》卷上《勉学第八》，四部丛刊初编本。(16)《颜氏家训》卷下《诫兵第十四》。(17)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35页。(18)《李太白文集》卷一四《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之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旧唐书》卷一三八《赵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78页。并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20)《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页。另，张、赵二氏无传，其事迹略见于《宋史》卷二五○《韩重赟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23—8829页。另《宋史》卷二五○将韩、罗及王氏传与石守信等并列，亦为佐证。(21)《宋史》卷二五一《韩令坤传》、《慕容延钊传》，第8833、8834页。(22)《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02页。(23)《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条(第49页)记载宋太祖云：“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24)范浚：《香溪集》卷八《五代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5)《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庚午，第50页。(26)《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七月甲戌，第620页。(27)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八《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8)《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第50页。(29)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6页。(30)参见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载《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70页。(31)参见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载《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32)赵普的议论，见于《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第8934—8936页、《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第614—617页。第一次北伐期间，曾发生了部分将领试图拥戴宋太祖之子称帝的事件，宋太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此事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33)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页。(34)《长编》卷三○，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第673页。(35)《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82页。(36)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官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7)参见邓广铭《北宋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3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第7页。(39)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引《枢廷备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40)《宋史》卷二一○至二一二《宰辅年表》，第5416—5531页。(41)据《宋史》卷二一三、二一四《宰辅年表》(第5543—5655页)记载，可知57人出身情况。其余沈该、曾怀、钱象祖、留梦炎和吴坚等5人出身背景，则考诸其他史籍获知，见陈騤《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7页；《宋史》卷三四《孝宗纪二》，第653页；陈耆卿：《赤城志》卷三三《人物门·本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史》卷四三《理宗纪三》，第830页；陈騤：《南宋馆阁录·续录》卷八《官联二》，第308页。(42)陈峰：《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43)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卷六五《百官门》，《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4页。(44)参见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45)蔡襄：《端明集》卷二二《国论要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6)《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第9151—9156页。并见《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第484—485页。(47)赵普的议论，见于《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第8934—8936页；《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第614—617页。第一次北伐期间，曾发生了部分将领试图拥戴宋太祖之子称帝的事件，宋太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此事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48)《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7页。(49)《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传》，第9147页；《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第758—759页。(50)《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癸卯，第1672页。(51)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第2页。(52)田况：《儒林公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3)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三《科举》，《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99页。(54)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55)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载于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绍兴六年十一月戊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7)参见陈峰《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58)杨亿：《武夷新集》卷一○《李继隆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9)《长编》卷三○，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第667页。(60)曹彦约：《经幄管见》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1)《苏轼文集》卷三七《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50页。(6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51页。责任编辑：楚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