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文化研究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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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_文化研究论文【说明】网络发布为译者原稿，文章中涉及多处日文标题、作者、出版社名称，正式刊发时已译为中文或有所删节，为方便读者查寻和检索，现一仍其旧。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中期，此后经历了约10O多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70年代。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开拓期阶段（1900～1930）；2、发达期阶段（1930～1970）；3、现阶段（1970以来）。一开拓期的研究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包括数学、医学和天文学三个方面。在这三个领域的奠基人分别是：三上義夫(1875-1950)、富士川游（1865-1940）、新城新蔵（1873-1938）。三上義夫是日本的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也是该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三上早在1905年即开始致力于日本和中国的数学史研究，在此之后，从1911年至1919年期间于东京大学钻研哲学、数学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他的主要代表作是1、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Leipzig。2、A 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Chicago，1914。3、《文化史上より見たる日本の数学》(《哲学雜誌》421-6，1922年。1947年創元社出版了单行本)。4、《支那数学の特色》(《東洋学報》15-4，16-1，1926)。5、《清朝時代の割園術の発達に関する考察》（《東洋学報》18-34、1930）。6、《関考和の業績と京坂の算家並に支那の算法との関係及比較》（《東洋学報》20-1；22-1、1932）。7、《支那思想--科学(数学)》(岩波書店，1934)等。三上最初对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的主要动机在于日本数学是在中国数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他认为研究日本的数学史首先要搞清中国数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三上的研究不仅从数学史上展开探讨，而且进一步发展为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在上述成果中，1和2是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数学通史，3是一部从文化史角度研究数学史的科学社会史专著。4以下是三上義夫对中国数学史进行的各种具体考察，对中日两国数学内涵进行的比较研究。此外，同时期东北大学数学系的林鶴一（1873-1935）在关于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代表作有《支那ニ於ケル弧背綴術及圓周率ニ就テ》一、二，（《東京数学物理学会記事》、1909-1910）。同大学的藤原松三郎（1881-1946）也是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著名学者。藤原先后在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发表了《支那数学史の研究》1-4(《東北数学雜誌》46-48，1940-1941)；《宋元明数学の史料》(《帝国学士院記事》3-1，1944)。藤原还对中国数学给予朝鲜的影响等等进行了研究。日本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与数学史研究同样开始于19世纪末，其目的是为了解明日本医学的历史发展。明治初年是日本医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原来从中国传来的汉方医学逐渐被西洋的近代医学所取代。特别是1874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医制”，正式宣布日本只承认西洋医学。1883年又颁布了“医生开业考试规则及医师免许规则”，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开业。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日本形成了西洋医学的独尊局面。但是，与此同时，出现了研究日本医学历史演变的动向。代表人物是富士川游。富士川游是日本医学史研究的创始人，生于一个以中医诊疗的医生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中医学方面的熏陶。1881年考入广岛医学院，开始学习西洋医学科学，并开始了日本医学史的研究。以后赴德国留学，主要研究内科学等。1934年出版了《支那思想---科学(医学)》(岩波書店)。富士认为医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医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医学知识的历史，医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疾病的历史，特别是民众常见病的历史发展。此外，还有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力二ヤ書店，1932年出版，1981年科学书院出版社再版)。这是日本最初的中国医学史专著，书中介绍了汉唐宋元时代的医学发展，以及外国医学的传入、医疗制度、医书目录、医学各领域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疾病等等。作者毕业于东北大学医学专业，之后又在京都大学学习中国史，具有医学和历史两个方面的渊博知识。关于中国的本草学，即药学史的研究者有中尾万三。中尾发表了《漢書藝文志より本草衍義に至る本草书目の考察》(京都药專药窗会，1928)。《支那思想---科学(本草の思潮)》(岩波書店，1934)等论著。还有白井光太郎《本草学論考》四卷，(春阳堂、1933-1934，科学書院1984年再版)。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从天文年代学开始的，日本的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是新城新蔵。新城18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随后赴德国留学，1918年就职京都大学，开设了宇宙物理学课程。1929年出任京都大学校长。新城在宇宙进化的问题上，发表了“流星尘”的理论。新城在天文学方面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他在中国天文史上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新城先后发表了《東洋天文学史研究》(弘文堂、1928，臨川書店1989年再版)。《こよみと天文》(弘文堂、1928)、《支那思想--科学(天文)》(岩波書店、1934)等。新城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与知识分析中国古典文献的记载。他对《春秋左传》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考证。他从《左传》《国语》中关于岁星的记载，推定该书应该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另外，新城根据《春秋》、《史记》、《汉书》等有关历法的史料，考察了从周初到太初改历(公元前104年)构成的长历，他发现“太古以来到太初约两千年的天文学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完全自发的演变历史，丝毫看不到任何外来影响的形迹”。新城的这一论证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天文历法来源于西方的观点。在此之后，新城的学生，192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专业的能田忠亮继承了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事业，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能田根据研究发现，中国最古的天文算法书《周髀算经》的成书年代应该在东汉末年，作者是赵君卿。同时他通过研究《礼记》中记载的月令，认为书中记载的天文现象所反映的时代，属于公元前620年(前后误差百年)范围之内，这一结论直至今天仍然被很多学者所承认。他先后出版了《東洋天文学史論叢》(恒星社、1943)、《曆学史論》(生活社、1948)。能田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周密的文献考证；第二是严密的自然科学素质。缺少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能进行天文学史的研究。日本在天文学史方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像新城和能田这样的著名学者，主要原因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科的优良传统学风，以及京都大学所特有的研究中国学问的坚实底蕴密切相关。而且，当时学术界的争鸣气氛也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天文学史研究因此而不断完善。新城曾经这样说过:“我从批判者那里得到了许多裨益。当时，学习院大学教授飯島忠夫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给了我很大启发。特别是通过他对我的反对意见，我发现了自己研究中的一些弱点。”飯島忠夫也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发表了许多论著。主要代表作有《支那曆法起源考》(恒星社、193O，第一書房198O年再版)。飯島的一个主要学术观点认为:中国的天文历法是战国时代由西方传入的。新城与能田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了论争。当时，支持飯島观点的还有橋本增吉。橋本著有《支那古代曆法史研究》(東洋文庫、1943，東洋書林1982年再版)。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支是战国时代以前接受了古巴比伦天文学的影响才成立的。但是，更多的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星座与星名是中国自有的，上述新城的研究既是其中的一例。除去上述三个研究领域以外，日本学者在其它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有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小川琢治（1870-1971）《支那歷史地理研究》正续、（弘文堂1928-1929）；度量衡史方面的藤田元春（1879-1958）《尺度綜考》（刀江書院、1929，临川書店于1967年再版）；音乐史方面的田辺尚雄（1883-1984）《最近科学上より見たる音楽の原理》（内田老鶴圃、1916）；《音楽音響学》（音楽之友社、1951）。田辺190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物理系，一生致力于中国古音律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是世界上首先开始研究中国音响学史的学者。此外，这个时期关于中国建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应该提到的有：伊藤清造《支那の建築》（大阪屋号書店1929）；八木奘三郎《支那住宅志》（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1932）；伊東忠太《東洋建築の研究》上下（竜吟社、1936）；関野貞《支那の建築と芸術》（岩波書店、1938）等著作。二发达期的研究从1930年到197O年，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史研究班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把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个研究班的班长薮内清教授。薮内清192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专业，1967年出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72年美国科学史学会授予薮内清科学史学家的最高荣誉Sarton金奖。薮内清一生著書甚丰，主要代表著作有:1、《支那の天文学》（恒星社，1943）；2、《隋唐曆法史の研究》(三省堂，1944)；3、《汉書律曆志の研究》(与能田忠亮合作，全国書屋，1947)；4、《中国の天文曆法》（平凡社，1969）。另外，在中国数学史方面，薮内清还出版了以下著作:《支那数学史概說》(山口書店，1944)；《中国の数学》(岩波書店，1974)。在科学文明总论方面有《中国古代の的科学》（角川書店，1964）；《中国の科学文明》(岩波書店，1970)；《中国文明の形成》(岩波書店，1974)等。薮内清在中国科学史领域中，主要对中国历算学，即关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日本学者认为，薮内清的研究，为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及历法理论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薮内清没有把自已的研究限定在某一个领域内，而是对中国科学史的总体展开了研究，特别是对其整体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日本，首先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是薮内清。他在1970年的《朝日新闻》上这样写道:“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与年代学的研究不同，它不是历史的辅助学科，它和政治史、经济史一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代文明中，天文学一直属于高层次的科学。而且深深的染上了世界各种文明时代所具有的特色。构成中国天文学史主流的是历法的研究和以占星术为目的的天文观测。为什么这个领域得到了如此高度的发展，在这个领域里曾经进行了哪些研究，这些都是我最初感兴趣的问题。”薮内清在方法论上的一个贡献是:他认为中国天文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历法理论的研究，而应该作为中国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来把握，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历法以及所涉及的政治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革命频发的历史，革命后的新朝廷为了使民心一新，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历。改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新政权的正统性。太初改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因此，研究中国历法必须要从政治思想的深度来分析和考察。薮内清的天文学史研究领域及其广泛，从殷商到清代，同时对印度，伊斯兰，古希腊等天文学史也进行研究。薮内清在这样一个广阔的领域内，对中国天文学史的全过程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取得了为世人注目的业绩。日本学术界认为，薮内清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与他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他不仅继承了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的创始人、新城新蔵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而且研究的精密程度又超过了新城新蔵。薮内清通过一个个单独问题的分析观察，最后得到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总体的正确认识。同时，京都大学的中国学的研究方法也给予薮内清很大影响。当时，京都大学的中国学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即江户汉学、清朝考证学和法国汉学。京都大学学风的最大一个特点是重视文献考证。薮内清的学生时代，正值京都大学的全盛时期，也是汉学家辈出的时期。当时的教授有中国文学大家狩野直喜、中国史学大家内藤湖南、中国科学史方面则有小川琢冶和新城新蔵等著名教授。另外，对薮内清的研究给予很大影响的还有三上義夫，以及薮内清参加的狩野直喜主持的汉籍共同讲读班。同时，为了科学史研究，薮内清主持的科学史班先后花费了20年的时间，集体研读了《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物理小识》等相关书籍，在此基础上主编并出版了《天工開物の研究》（恒星社、1953），《中国古代科学技術史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59），《中国中世科学技術史の研究》（角川書店、1963），《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大人文研、1967），《明清时代の科学技術史》（京大人文研、1970）等。薮内清和他的研究班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业绩。此外，在中国古代日食和月食的研究方面，还有渡邊敏夫的《春秋の日食》(《現代の天文学》恒星社，1958)；《日本·朝鲜·中国日食月食宝典》(雄山閣，1979)。田坂興道的《中国における回教の传来とその弘道》上下，東洋文庫，1964)。战前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限定于各个学者研究的具体课题方面，而没有从总体上对中国科学史进行研究。因此日本学者认为这种研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科学史研究。战后，由于薮内清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空白。日本学者认为，从此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在医学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学者大多受到了江户时代考据学的影响，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生活过。岡西為人（1898-1973）就是其中之一。岡西1915年来到中国，1919年南满医学堂（后来的满州医科大学）毕业，1924年担任该学堂的药理学助手。1930年在满州医科大学医学研究室任职。1948年回国。岡西始终从事中国医学和本草的研究。1950年开始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科学史研究班的活动，先后出版了《宋以前医籍考》（中文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重辑新修本草》（台北，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1964）；《中国医书本草考》（日本南大坂印刷センター，1974）；《本草概说》（创元社，1977）。岡西的医药学史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三个方面：第一是有关医药学方面图书目录的研究。岡西1930年在黑田源次（1886-1957）的指导下开始整理满州医科大学所藏医学书籍开始，他搜集了所有可以看到的解题、各种版本的序跋，按照种类、年代进行了编排整理。这一工作为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第二是复原了唐代的《新修本草》。第三是进行了关于中国医药学学说史的研究。对中国本草学进行研究撰有论著的学者还有：渡邊幸三《本草書の研究》（杏鱼書屋，1987）；北村四郎《本草の植物》（保育社，1985）；北村四郎《植物文化史》（保育社，1987）。二者都是薮内清科学史研究班的成员。此外，对中国传统医学进行研究的还有大塚敬节的《東洋医学史》（山雅房，1941）。该书从中医临床的角度对中国医学的变迁史按照时代进行了阐述。三木荣则在《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私家版，1955）、《朝鲜医書誌》（学术图书刊行会，1956）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医学多有论述。三木还在《西域出土医药關係綜合解说目录》（刊于《東洋学報》47、1958）一书中对敦煌医书进行了介绍。在中国食物史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还进行了许多研究。篠田统（1899-1978）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篠田统1923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化学系，后来又改学动物学，曾经留学欧洲，1928年在京都大学理学部任职，担任比较生理学等科目。篠田统也是京都大学科学史研究班的成员，主要代表作有《中国食物史》（柴田書店，1974）；《中国食物史の研究》（八坂書店，1978）；另与田中静一合编《中国食經叢書》上下、書籍文物流通会，1972），这是一部关于食物史的史料集。篠田统认为中国食物史的研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领域，是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篠田统基于生活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化学和动物学的专长，对中国古代食物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另外，在农业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192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天野元之助（1901-1980），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農業史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62，增补版1979）；《中国古農書考》（龍溪書舍，1975）等。天野元之助大学毕业后，曾经用了大量的时间对《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基本史料进行了各版本之间详细校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的农作物、栽培、农具，即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全貌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经过了春秋战国、六朝、唐宋、现代四个时期。其研究和考证的精密程度在日本都是高水平的。在农业史方面的成果还有西山武一（1903-1985）和熊代幸雄（1911-）共同校订译注的《齐民要术》（東大出版会1957）；西山武一《アジア的農法と農業社会》（東大出版会，1969）；熊代幸雄《比較農法論》（御茶の水書房，1969）。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科学史以及数学史的领域里，出现了唯物史观的新观点、新方法。这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变化，它给予日本科学史学界以很大的震动。小倉金之助（1885-1962）的数学史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小倉金之助1905年毕业于东京物理学校，1911年任教于东北大学数学系，他的代表作有《支那数学の社会性》（《改造》1，1934）；《中国数学の特殊性》（《科学》5，1938）；《数学史研究》第一、第二辑，岩波書店，1935、1948）；《小倉金之助著作集》八卷、勁草書房，1973-1975）。小倉金之助的研究受到了三上義夫的很大影响，并推进了三上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他站在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立场，认为时代特征可以在学术上看到反映，他提出了“算术的社会性”、“数学的阶级性”等观点，分析了数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小倉基于《九章算术》的记载，考察了秦汉时代的社会状况，并对西洋数学传入以前的数学内容、计算方法及其理论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的数学和数学家的特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小倉的论考，它比较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缺乏更多的实证。但是，小倉开拓的崭新的科学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还是功不可没的。继小倉之后，推进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是数学家武田楠雄（1909-1967）。武田1933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数学系。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数学。主要的论著有：《明代数学の特質》Ⅰ、Ⅱ，（《科学史研究》28、29，1954）；《東西十六世纪商算の对决》Ⅰ、Ⅱ、Ⅲ，《科学史研究》36、38、39，1955-1956）等。武田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是《数学における東西交渉の初期段階》（总531页、油印、1955年）。武田的最大功绩在于开拓了比较科学史的研究方法。他对十六世纪东方与西方的数学代表著作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中文三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发现了在东西两者之间存在类似的地方，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欧洲和中国的商业算术在质量上势均力敌，没有优劣之分。在同时期，日本学者还开始了珠算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山崎与右衛門、户谷清一、铃木雄合著《珠算算法の歷史》（森北出版、1958）。这部书的内容不是专门论述中国珠算的历史，但是其中涉及中国珠算的内容很多。除此之外，关于中国的地图学、建筑学、音乐学、气象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需要介绍的成果。在地图学领域青山定雄（1903-1982）、鲇泽信太郎（1908-1964）的研究最为著名。青山是中国地图学的奠基人，主要代表作有：《明代の地図について》（《歷史学研究》7-11、1937）；《元代の地図について》（《東方学報》東京8、1938）；《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図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鲇泽信太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上。代表作有《マテオリッチの世界図に関する史的研究》（《横浜大纪要》18、1953）；《マテオリッチの两仪玄覽図について》（《地理学史研究》1、1957）。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方面村田治郎（1895-1985）和竹島卓一（1901-）的研究引人注目。前者的代表作有《東洋建築史》（彰国社、1972）；《中国建築史論叢佛寺佛塔篇》（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85）。后者有《中国の建築》（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0）；《営造法式の研究》三卷、（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0-1972）。在中国音乐学方面有瀧遼一《支那古代の楽律についての私見》上、中、下（《東洋音樂研究》1-2、1938-1940）；石井文雄《声律の算法について》（《田辺環暦紀念東亞音樂論叢》、1943）。在气象学方面有田村专之助的《中国氣象学史研究》三册、淡路書房新社、1973-1977）。三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薮内清以后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中，主要代表学者是吉田光邦(1921-1991)和山田慶兒（1932-），他们都是薮内的学生，但是研究的风格与薮内有明显的不同。吉田1945年毕业于京大宇宙物理学专业，1949年就任于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出任研究所所长。吉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主要成果有：1、《煉金術-仙術と科学の間》(中央公論社，1963)；2、《星の宗教》(淡交社，1970)；3、《中国科学技術史論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4、《中国の構図一现代と歴史》(駸駸堂，1980)；5、《日本と中国--技術と近代化》(三省堂，1989)。现在日本的一个新研究方法及其理念就是通过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察，来观察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本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虽然早在开拓时期就已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当时尚未形成一个很大的规模。在发达时期，薮内清等对于技术史的具体研究投入很大的关注，但是当时还没有出现把技术史与科学史分离开、专门进行研究的学者。吉田光邦则是第一次把技术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来考虑的学者。吉田的研究方法是：第一、以各种具体的技术作为考察对象的纯技术史研究；第二、作为文化史的技术史研究；第三、作为经济史的技术史研究；第四、与周边地域以及异文化之间的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吉田的研究业绩主要集中在纯技术史、技术文化史、比较技术史三个方面。因为技术史研究领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领域，因此在解明各种技术时，吉田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所运用的解析方法主要是金属技术、制陶技术、炼金术（化学技术）等自然科学的知识与理论。山田慶兒1955年毕业于京大宇宙物理学专业。之后，研究生时代改学西洋史学，1959年毕业。1970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89年开始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山田在科学思想史、社会史方面著作甚丰。主要代表作有《混沌のへ中国的思考の構造》（筑摩书房、1975）；《朱子の自然学》(岩波书店、1978)；《授時曆の道》(みすず书房，1981)。《The Formation of the Huang-ti Nei-china》ACTA ASITICA No.36，1979。此外还主编了《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中国古代科学史論》(京大人文研、1989)；《中国古代科学史論續篇》（与田中淡合编、京大人文研、1991）等。山田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与中国科学相关的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研究，即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第二是与中国医学相关的学说史研究。山田认为: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借用生态学的词汇来说:不仅要搞清生存在这片森林里的各种生物共同体，更要搞清包括无机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我们一边要学习历史学和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问；一边还应该把握那些支持人类各种活动、并且同时又作為人类活动一个领域的科学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的研究意图首先是：第一、考察历史对各个时期的科学家给予的社会地位及其评价。换言之，通过那些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古代科学家的个人经历，来重新看中国科学历史的发展。第二、研究科学家的活动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制度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不是通过对个别的学科史或学说史的研究来完成，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人文活动的科学历史来看待。山田基于上述认识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他在《朱子の自然学》一书中通过宇宙论、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山田在《授時曆の道》一书中阐述“科学与国家”基调的同时，在读者的眼前再现了代表中国天文学最高水平的元代授時曆及其古代官僚制下的科学以及科学家集团的历史场面。山田的这两部著作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中，是最早的涉及思想史、社会史方面的专著，受到了很高的评价。此外，山田在中国医学史方面的研究也具有独到之处。中国的古典医书的编纂方法一方面延用前代的文献和成果，一方面增加了新的知识与认识。所以，中国古代医书中有很大部分是前代文献的引用。这使医学知识的继承与传播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编纂方法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对医学理论的传承以及相互关系的阐述。这样就造成了对唐代以前的医学著作的成书年代以及医学发展的传承关系理解上的困难，特别是判断医书中记载的各种医学技术的出现年代更属不可能。直接与中国医学形成有着重要关系的三国时代以前的医书经典的记载方法也是如此。因此，山田首先对中国医学的形成阶段进行了研究。促使他开始中国医学学说史研究的契机是马王堆医书的发现。山田在《伝統医学の歷史と理論》(《東洋医学入門》讀賣新闻社，1991)中这样写道:“汉代以前编著的医学书乃至有关医学方面的文献一本也没有留下，因此如何认识中国医学起源的问题，始终是一个谜。但是，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医书终于为我们带来了一线光明。于是，中国医学的起源也随着一点点出现在我们眼前。”山田将马王堆出土医书与《黄帝内经太素》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关于中国医学史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在战国末期，正式出现了鍼疗法。到了汉代，则进一步形成了以鍼疗法为中心的医生集团和学派，在两汉之际，中国的医学体系基础正式形成。随着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药物学也建立了。东汉末期张仲景将药物疗法应用于临床医学并使之系统化，撰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山田在中国医学的起源和形成方面做出的研究为这个领域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山田调离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以后，田中淡继续组织了中国科技史共同研究班，开始了涉及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方面的研究。田中淡的代表作主要集中在古代建筑史方面：发表了《中国の传统的木造建筑》（《建筑杂志》1214、1983）。《中国建筑史の研究》（弘文堂、1989）等论著。田中淡的研究先后受到东京大学太田博太郎的近代建筑史学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林巳奈夫文献实证的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现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研究者的数量大为增加；二是研究题目的多样化。它反映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日本的中国学以及中国史学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导致这一繁荣局面出现的原因与发达时期的研究积累和李约瑟以中国科学为中心的文明论研究的影响密切相关。其中，在将李约瑟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日本的过程中，学者们翻译了以下的著作：薮内清、東畑精一监译《中国の科学と文明》11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7vols,Cambrdge,思索社、1974-1980）。山田慶兒译《東と西の学者と工匠》上下（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Cambridge,河出书房新社、1974-1977）。橋本敬造译《文明の滴定》（The Grand Titratie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t West,London,法政大出版会、1974）。牛山輝代译《中国科学の流れ》（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Hong Kong,思索社、1984）。现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有很多人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近代以前的科学知识的历史分析来看中国文明的本质。这些研究主要偏重于医学和历算学方面。在对中国医学的思想史研究以及预防医学和养生学方面主要有以下的一些成果：村上嘉實《汉墓新発現の医書と抱朴子》（《東方学報》京都53、1981）。村上嘉實《“黄帝内経太素”と道家思想》（《東方宗教》71、1988）。村上嘉實《黄帝内経太素の医学思想》（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京大人文研、1989)。吉元昭治《道教と中国医学》（《道教2》平河出版社、1983）。加納喜光《中国医学の誕生》（東大出版会、1987）。石田秀實《気·流れる身体》（平河出版社、1987）。林克《黄帝内経における陰陽説から陰陽五行説への変容》（《大東文化大学汉学会誌》30、1991）。高橋胱正《漢方の認識》（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69）。丸山敏秋《黄帝内経と中国古代医学》（東京美術、1988）。坂出祥伸《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同朋舍、1983）。坂出祥伸《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總合的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坂出祥伸監修《中国古代養生叢書》（谷口書店、1988）。另外，从事中国的历算学思想史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有很多。中国古代经学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历算学，最早涉及这一研究的学者是薮内清。此后，川原秀城在薮内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扩大，从分析历算学的角度开始研究经学，先后发表的成果有：《三统曆の世界----經学成立の一侧面》（《中国思想史研究》1、1977）；《戴震と西洋曆算学》（《中国思想史研究》12、1989）。川原的研究搞清了经学规范对历算学的制约以及历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经学所产生的影响。使用同样研究方法的还有堀池信夫《汉魏思想史研究》（明治書院、1988）；武田時昌《緯書曆法考》（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長谷部英一《魏晉南北朝の暦論》（《中国哲学研究》3、1991）等。关于历法方面的研究还有小川晴久《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地転（動）説の成立》（《東方学志》23、24，韩国延世大学校国学研究院、1980）。中岛隆蔵《何承天と祖冲之》（《集刊東洋学》35、1976）。新井晋司《曆法の発達と政治過程》（《東方学報》京都62、1990）等。此外，在科学与思想方面进行的研究也有不少，具有代表意義的论著有：寺地遵《沈括の自然研究とその背景》（《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27-1、1967）。水上静夫《中国古代の植物学の研究》（角川書店、1977）。東条荣喜《中国物理論史の伝統》（海鳴社、1983）。小林清市《陸疏の素描》（《中国思想史研究》9、1987）。小林清市《斉民要術における五穀と五木》（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现在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以下三位学者的成就引人注目:中山茂（1925-）的代表作有：1、A History of Japanese Astronomy;Chinese Back and Western Impact,Harvard,1969.2、《消長法の研究》ⅠⅡⅢ（《科学史研究》66、67、69、1963-1964）。3、《符天曆の天文学史的位置》（《科学史研究》71、1964）。橋本敬造的代表作有：《梅文鼎の曆算学》（《東方学報》、京都41、1970）；《椭円法の展開》（《東方学報》、京都42、1971）；HsüKuang-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Osaka,1988)；《崇禎改暦の正当化と望遠鏡の位置》（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宫島一彦的代表作有：《中国人の惑星觀·序論》（山田慶兒編《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元史”天文志記載のイスラム天文儀器について》（《東洋の科学と技術》同朋舍、1982）；《大衍曆の五星計算法》（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王錫闡“曉庵新法”の太陽系モデル》（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續篇》、京大人文研、1991）。除此之外，斉藤国治在《“晋書”の中の天文史料》（《科学史研究》145、1983）一文中，对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根据计算逐一的进行了考证。大崎正次在《中国の星座の歷史》（雄山閣、1987）一书中，对中国的星座的名称、分类、特色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其它还有内田正男《元嘉暦法について》（《東京天文台報》16-2、1973）。大橋由纪夫《後漢四分暦の成立過程》（《数学史研究》93、1982）等。在数学史研究方面有児玉明人编《十六世纪末明刊の珠算書》（富士短大出版部、1970）。大矢真一译《九章算术》（《中国の科学》薮内清编、中央公論社、1975）。清木達雄《中国数学の古典---九章算术》（《数学ゼミナー》1-15、1975-1976）。川原秀城译《刘徽注九章算术》（《中国天文学·数学集》薮内清编、朝日出版社、1980）。川原秀城《中国の数学》（《数学の歷史》Ⅱ伊東俊太郎编、共立出版社、1987）；川原秀城《中国の無限小解析》（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武田時昌《“九章算术”の構成と数理》（《中国思想史研究》6、京大人文研、1984）等。关于中国医学史方面，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的成就有：宫下三郎《宋元の医療》（薮内清编《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大学人文研、1967）；宫下三郎《本草から見た五臓六腑》（《漢方研究》、1979）。赤堀昭《新出土資料による中国医薬古典の見直し》（《漢方の臨床》25、1978）。赤堀昭《神農本草経に記載された薬効》（《日本医史学雜誌》241、1978）。赤堀昭译《五十二病方》（山田慶兒编《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年）。赤堀通过新出土的马王堆医书、武威医书和医经的比较研究考察了中国医学的建立过程。赤堀推定《黄帝内经素问》成书于西汉中期以后，《神农本草》和《名医别录》成书于东汉中期以后。赤堀还论证了武威的处方是基于神农本草的医效而产生的。接受赤堀的学术影响在中国医药学方面研究作出成果的还有樱井謙介的《新出土医薬関係文物について》（山田慶兒编《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年）和《“黄帝内経素問”王注に記された五臓像について》（《漢方の臨床》、1991）。樱井在后一篇文章中，经过考证认为唐代已经出现了人体解剖。另外还有小曾户洋监修的《東洋医学善本叢書》8卷（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小曾户洋与真柳誠合编《和刻漢籍医書集成》16辑（エンタプライズ、1988）。这是两部有关宋代以前古文献的整理成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石原明《漢方---中国医学の精華》（中央公論社、1963）和丸山昌朗《鍼灸医学と古典の研究》（創元社、1967）也是关于中国医学史方面的著作。关于本草学和本草学史也有一些新的论考，例如森村謙一先后发表了以下两篇论文：《本草綱目の植物记載》（薮内清、吉田光邦合编《明清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大人文研、1970）；《歷代綜合本草書における植物新入品目の考察》（山田慶兒編《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森村在这些论文中对中国古代植物分类法以及本草书所具有的博物学特征进行了阐述。在中国农业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的代表作有米田賢次郎《中国古代農業技術史研究》（同朋舍、1991）；守屋美都雄《中国古歲時記の研究》（帝国書院、1963）等。在工业技术方面有伊藤武敏的两部著作：《中国古代工業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2），《中国古代绢織物史の研究》（上下、風間書房、1977-1978）。在中国音乐学史方面的代表作有山口庄司《律吕精義と律原発揮》（アカデミア·ミユージック，1984）。作者对明代的朱載堉、中根璋的十二平均律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中国地图学史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如海野一隆的《広輿図の諸版本》（《研究集录》14、1966，大阪大学教养部）；《広輿図を模倣した地図帳》（《研究集录》20、1972，大阪大学教养部）。船越昭生的《中国伝統地図にあらわれた東西の接触》（《地図の思想》京大地理学教室编、地人書房、1982）。高橋正的《東漸せる中世イスラーム世界図》（《竜谷大紀要》374、1963）等。这些学者对中国地图学的形成以及与外来影响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