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文化研究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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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_文化研究论文文学概论是大学中文系必须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它的基本内容被设定为：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的理论阐释。因此，文学概论似乎包容了古今中外一切重要的文学理论的基本要领和基本方法，并力图寻求它们的共同点以建构关于文学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建国以来的文学概论教材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理论指导，吸收古今中外文论的重要成果，并结合当前社会文艺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建构起来的关于文学的基本原理。50年代的教材采用了前苏联季莫菲耶夫、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模式，60年代蔡仪和以群合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对苏联教材的理论框架有所突破，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所作的论述，并吸收了建国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增设了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等章节，建构了关于文学原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但由于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这些教材在理论阐述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观念更新，西方现代各种文艺思潮涌入中国，国人也开始注重整理和阐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华，这时出现了一大批文学原理“新编”和“新论”的文学概论教材。这些教材大都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和强烈的综合意识，力图融汇、吸收、批判和改造古今中外最新文学理论成果，以建设具有当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应该说，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教材在理论构架上更为完备，在观念形态上更为开放，在方法论上也主张多元并举，力图将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价值学、符号学和信息学等各种方法整合到当代文学理论中来，打破了单一化的社会学文学理论模式，这种整合意识和探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事实上，吸收、批判和改造各种不同理论，并使之一体化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一项浩大、艰难的工程。如果仅仅是对他人理论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地为我所用，这样一种兼收并蓄的结果可能导致文学理论“大杂烩”和“大拼盘”的出现，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则加重了这种弊端。当前的文学理论教材仍然延续着一种封闭式的终极主义思维方式，即首先试图给一个概念或术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能是综合的结果，也可能是拼凑的结果），然后从某个理论家或理论流派中寻求片段理论资源加以证明，完全忽略了特定理论资源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及与理论主体的关联性，这使当代文学理论缺乏严密的学理性和科学性，而表现出某种空洞、泛大、不着边际的孱弱性。因此，在当前文学概论教材改革中，我们听到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呼声，即强调文学理论的特殊性和历史性，要求还原各种理论资源的历史语境，要求放弃对文学理论本质的终极定义，倡导多元、开放的理论格局。这种呼声应该说是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有利反击。然而，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似乎存在着一种对峙性的矛盾：封闭思维方式与开放思维方式；独裁主义与民主主义；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强调理论的共性、普遍性与凸显理论的个性、独特性；要求研究本质与放弃终极追求等。那么，在理论研究中，具体到文学概论的教材改革与教学环节中，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历史主义的？还是本质主义的？或是二者兼备？或许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质疑以下问题：一、文学有没有永恒的、不变的、固定的本质特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某些本质的区分：人们关于自然现象的认识可以存在相对客观、确定的判断，并且这样一种判断能够用科学实验方式加以严密的逻辑和数据论证，从而使人信服；人文科学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则相对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我们只有将其回置于主观情境和历史语境中才能阐发特定理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因此，任何关于人类精神现象的理论判断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具有历史的和主观的局限性。然而，许多理论家恰恰不愿正视并承认理论的有限性、相对性，他们力图将自己的理论宣布为绝对客观的、唯一正确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这样一种执著的对真理的追求精神固然可贵并值得称扬，但理论家却极容易在自己建构的理论体系中陶醉沉迷、故步自封和停滞不前。犹如黑格尔大师虽然具有辩证法的思想，但这种方法论最终被他过于强大的封闭体系所扼杀一样，理论家这样做，也是作茧自缚，自欺欺人。事实上，随着时过境迁，许多在当时被奉若神明的理论都可能成为明日黄花、过眼烟云，而被认为是过时、陈旧，荒谬和可笑的，这即此一时彼一时。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曾经提出“过程论”的伟大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主义的终结》一文中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至240页。）恩格斯在此将事物和关于事物的认识视为一个过程，任何过程都是动态的、不断生成和灭亡的历史，因此，一切知识和观念都具有局限性和相对性，每个研究者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实际运用于研究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构筑开放的思想体系，乐于和善于吸收、接受他人的观念，促进观念的更新和发展。恩格斯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为每一个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文学理论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超越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则，关于文学具有永恒的、不变的、固定本质特征的观念也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和超历史、超主体的神话。任何关于文学的阐释都产生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这不仅决定于当时文学实践的状况，也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及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与主体的特定需要或某种权力意志直接关联，它们的存在价值也往往显现于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实际上，纵观中外文学理论发展史，我们并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确定、一劳永逸的关于文学的定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更新，我们关于文学的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从中国文学观念发展的历史来看，先秦时期，文学通常是被作为一般的文化形态，即广义的文学来看待的，文学几乎等于现在的学问或文献即文化。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谓之文”，即以“文”泛指一切应知学问。汉魏六朝之际，文学的形式审美特性被凸显，一种以诗、文为核心，强调文学文饰意义的泛文学观念逐步形成，《西京杂记》言汉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刘勰《文心雕龙》“以雕缛成体”为文。唐宋以后，文学观念仍然在不断变化，有以经世致用为文者，有以情韵藻采为文者，诸如此类，不可一概而论。而近、现代人强调文学虚构特征的观念，凸显小说和戏剧文学在文学中的地位，则显示了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的巨大冲击力和影响力。如果将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于教学中，则可能培养学生的一种封闭似思维方式。他们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单一性思维惯性，即误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唯一正确的、绝对统一的文学理论，并认为可以运用这样一种理论去衡量和批判一切文学现象。当他们对任何认识都只会用“对”或“不对”来判断时，他们则走入了思维的误区：他们的思维不具有发散性和多维性，缺少应有的质疑精神和对新的理论建构的能力和勇气。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显然不利学生的思考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二、文学是否具有超越历史、民族和国界的普遍性？毋庸质疑，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超越历史、民族和国界的大一统的世界文学理论恐怕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但强调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和具体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关于文学的认识没有任何普遍性和一般性可言，或者文学理论不具有学科的稳定性和不存在相对客观的论断，人们应该放弃对普遍性话语的追求。事实上，大部分理论家都有一种强烈愿望，力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相对确定和客观的结论，并试图追寻文学发展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这种对规律和本质把握的做法与承认文学规律的历史语境性、系统开放性、不断发展性实际上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只有兼顾二者，才能真正表现出一个理论家独到的理论见解、博大的理论胸襟和开放的学术视野。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自己较为确定的研究对象，并以寻求文学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学科宗旨。这首先表现在历来人们关于文学的研究都无法超越一些普遍性、共同性的问题。诸如什么是文学；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文学的价值与功用；作家创作规律；读者接受原理；文学文本的类型、特点及其发展流变等，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可能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但这些不能不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为不同的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所关注。其次，文学理论不是海市蜃楼般的凭空幻想，而是对文学创作实践成果的总结和抽象。其间，理论将不断舍弃单一创作成果的独特性，而力图抽象出所有实践成果所表现出来的共通性，以求达到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普遍规律的总结；随着文学实践的进一步开展和延伸，理论家又将进行新的理论建构，以总结新的实践成果和指导新的文学实践。从西方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十七至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在欧洲盛极一时，与此相对应，理论家也推崇理性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戏剧）创作的“三一律”和程式化形式规则；十八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全面替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家开始强调人的心灵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价值，崇尚个性、天才和情感自由表现的文学观念得以凸显；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则将文学表现对象定位于现实的匮乏与阴暗，视文学为现实的解剖刀；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宣扬非理性主义的文学观念，强调直觉、印象、梦呓、隐喻在创作中的作用，热衷于人的隐秘内心世界的开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则完全肢解了艺术的规则，文学观念走向和模糊和衍化，强调文学浅表的游戏功能。由此可见，特定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总是从某一侧面把握到文学的某些本质规律，而且能全面总结当时文学实践的普遍特质。再次，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趋于不断演进之中，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获得关于文学普遍规律的较为稳定的认识。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西方的十八世纪，是中西文学观念演化的重要阶段，审美的文学观念逐渐从文化的文学观念中分离出来，文学的审美特质被获得普遍的认同。当代理论家综合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演化史，并结合当前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在逐步形成关于文学普遍特质的较为稳定的认识：诸如审美性、情感性、虚构性、娱乐性等普遍地被视为文学的特质。三、文学理论是否可以比较、借鉴和移植？这里我们涉及到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不同语境中形成的文学概念、术语、范畴和原理是否可以进行比较、借鉴和移植？显而易见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有着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性，简单等同和随意互换都是十分荒谬的，如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神思”等同于西方文学语境中的“想象”，将“附会”等同于“结构”，将“兴会”等同于“灵感”，又如用西方近代关于文学的观念来衡量和批评中国古代的文学等。这种脱离历史语境的随意比附是简单粗暴和十分有害的，它不仅肢解了范畴和术语中的丰富内涵，而且也剥离了其间积淀的浓厚的历史、人文色彩。特别是中国古代的范畴，如境界、风骨、神思等都是历史、动态地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义不尽相同，作为整体范畴，其间含义丰富复杂、深邃精微，富于暗示性和包孕性，无法与西方某些相关的术语进行简单互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于不同语境中的文学理论之间不能比较和借鉴，坚持独特性和寻求沟通和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不相矛盾。人们之所以将这些术语并置是因为它们之间除了彼此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外，也存在着某些可以比较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如“神思”与“想象”都涉及到有关艺术创造思维的某些特质，“附会”和“结构”都涉及到关于文学材料的组织和安排的问题等，而比较中的求同和存异、区分和建构，则是文学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比较和跨文化的理论探索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虽然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领域“地球村”的出现，但“全球化”无疑为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域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则能消解封闭型的理论结论，极大地拓展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实现不同语境中文学理论的冲突、碰撞、对话和交流。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则是不同语境中的诗学如何进行比较、借鉴和移植？这显然是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比较的方法不是以己释己，自说自话，也不是照搬照抄，全盘西化，单向度研究方式是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单一思维的结果。比较的本质是开放式的双向对话、交流和沟通，即立足于本土诗学，在外向性思维延展中寻求能够进行自我观照的“参照系”，用一种“他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并在吸收、借鉴和融汇他人文学创作实践成果和文学理论精华中发展和扩大自己，从而促进本土文学发展和新的诗学的建构。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论走向现代化并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在此基础之上，比较诗学还力图在对不同文化体系和不同语境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总结中，通过对话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共同遭遇的问题，寻求更为普遍的关于文学问题的阐释，以建立世界性的诗学体系和理论，这种涵盖和超越一切特殊性话语的普遍性话语当然是一种趋向于理想的追求。文学理论的移植涉及到理论的原生语境与移植者的接受语境是否具有共通性的问题，否则，机械地移植将意味着夭折。如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经鲁迅等人译介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曾经风靡一时，主要原因是他的“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心理学诗学观念和“出了象牙之塔”的社会文明批评方式，契合了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当下情境和文学精神，于是，这种生发于日本民族的文学理论获得了超越自身文化体系的更为普遍的阐释力。四、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立场纯粹的历史还原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阐释学认为客观主义的阐释观念尽管听起来十分动人，但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被阐释的对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作者也有着一定的主观的和历史的限定。客观阐释的前提是，阐释者必须完全摆脱自己时代的限制，放弃自己的所有主观性，设身处地地回到作者说话的语境中去。而事实却是，阐释者与作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时空距离，阐释者也不是一块透明质，他不可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纯粹客观地解释对象，因此，让作者的心灵在阐释者的心灵中完全复活是很难做到的。历史距离和个体距离都难以克服，尽管我们可以尽量地返回到那个原初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作者的生活时代，更无法彻底了解作者的心灵和还原文本的意义。客观主义的阐释学和历史主义者将陷入到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巨大的困惑之中：理解对象必定具有历史和个体的局限性，理解者同样也无法逃脱这种限定的命运。理解总是具有某种历史性和主观性，这是理解本身固有的规定性，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的。正如迦达默尔所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注：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图宾根1975年版，第175页。）人所存在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决定了理解的被制约性，理解有着它无法摆脱的“先行结构”（包括“先有”、“先见”和“先行结构”），这是理解的前提，因此，一定程度的“误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其次，纯粹的历史还原也是没有意义的。历史还原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以促进新的理论建构。历史还原必须立足于阐释者的理论立场，也就是说，阐释者总是要站在他自身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他所处的环境立场去看待一切和理解一切。理论研究者还必须具有先在的理论假设，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还原中分析、比较、区分、鉴别，确定特定理论资源对于特定主体理论研究的价值。因此，理解不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它本身包含着创造性的因素，一定程度的“误读”不仅是难以克服的，甚至也被认为是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积极行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是当代批评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精华，结合当前的文学创作实践对于文学问题的所作的思考或所下的论断，它仍然具有当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发展性等特点，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真理和放之四海之准则。至于当代文学理论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理论资源运用的有效性，对各种理论吸收改造和融会贯通的程度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当代文学理论还应当直面当前文学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积极拓展研究领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作家、作品、鉴赏等环节进行研究之外，还应该将文学市场化和文学泛化现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文学社会效应的重估等问题纳入到研究视野，使理论和实践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建设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学理论新体系。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理论研究中都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但纯粹的历史主义与纯粹的本质主义具有同等的荒谬性。为了追求普遍性话语而牺牲理论资源的特殊性和丰富性，或为了还原理论的具体性和生动性而放弃任何形态的价值判断，这都是研究的误区。我们首先要回归历史，充分占有历史资源，这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我们更需要超越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历史资源的主人。无论如何，这都需要我们的理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