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演讲稿三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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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演讲稿精选【三篇】篇一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想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篇二采访是一场抵达演讲时间：2012年10月9日晚――当时还是央视记者、《看见》节目主持人的柴静在清华大学的励志演讲稿没有夯实的报道，评论只是沙中筑塔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往往是来自于无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把它拿到胸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十年了。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反抗和*，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魏德圣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控制欲很强。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所以我要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最初那两年在公开场合讲话或者领奖的时候总是会说，我希望我做这个节目，曾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些话很漂亮吧，听上去加点音乐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这样煽情的话并不是职业记者的使命，这个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的。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你就会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他，这样就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媒体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有同学问，那我们的媒体道德是什么，我现在认为记者的道德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明白”：让人明白，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你把这点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够清空自己的一个情绪判断，也要有一个戒备，佛经中说“念起即觉，觉即不随”，这个念头要起来你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会不会跟随它，要有这个意识。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面对饱受社会争议的对象，他已经带着全部的盔甲来面对采访了，你要感受他，设想如果你是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会做什么样的准备。而且，他会因为曾经遭遇过敌意和攻击，收缩得更为紧张，他时刻做好要么反击要么逃避。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模式。那么采访要达成的是什么?采访达成的是信息，你必须要问舆论期待知道的问题，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个让大家明白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记者就不能够跟他构成对抗的关系。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对李永波的这段采访，很好玩。他说到当年林丹和李宗伟两个人在上海有过一场比赛，在本土作战，而且是林丹，上海的观众就喊了一嗓子“李宗伟加油”，东道主的客气嘛，林丹一听连失四球，比赛就输了。李永波大发雷霆，在赛后新闻发布会说，这个上海观众素质太低了，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国心，以后我们的比赛都不在上海办了。我当时采访羽毛球运动员消极比赛，觉得此事有关他的胜负心，或者对于体育比赛精神和内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问他，他一开始是很强硬，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外国人加油”，观众怎样怎样，结果导致林丹输了什么的，我们这样来往大概有三个回合，他一直很强硬。后来我把问题稍微变化了一下，意思是说站在一个教练的角度，人们可以理解你会有这样一种心情，但是在中国羽毛球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可能会对你有一个更高的期许，就是希望能够倡导体育文明。他忽然就改变过来说，对，我也觉得，喊“加油”也挺好的，这样对队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锻炼。这个改变看起来很突兀，是一个急转弯，但其实不是，他在面对大量反对声音的时候，已经在内心去消化和感觉这些声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如果你用敌意的方式去质问，他就会出于防卫把自己的立场踩得像水泥地那样硬实。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个地方松一松，空气进去了，水进去了，那个土壤变得湿润了，变得松滑了，他两个脚站的时候就不会粘固其中，他就会左右摇摆。我刚才说过了，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不安就是这种动荡，一个人一旦产生动荡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萌芽已经出现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给这个萌芽一个剥离掉泥土，让它露出来的机会。年轻时期采访，有时喜欢把对方逼到墙角，攻击他，反正你手里也没有武器了，反正你会倒在地上，那样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觉得还需要某一种宽厚，这个宽厚不是乡愿，是一种认识，就是你认识到人的头脑和心灵是流动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了，就不让他进，也不让他出了，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篇三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