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用语的理解：构造还是提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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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用语的理解：构造还是提取惯用语的理解：构造还是提取【标题注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39730180。实验程序得到张立奋、周军帮助，在此谨表谢意。【作者】佘贤君/王莉/刘伟/张必隐【作者简介】佘贤君王莉刘伟张必隐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100875【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两个视词启动实验，探讨汉语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两个实验均采用启动条件下的词汇判断法。实验一的启动刺激是惯用语，目标刺激是解释惯用语比喻意义或字面意义的双字词；实验二的启动刺激是惯用语的前两个字，目标刺激是解释惯用语比喻意义的双字词。实验结果证明了惯用语是以节点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典中，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关键词】预测性/比喻意义/字面意义/惯用语键1问题的提出惯用语是口语中表达整体意义的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通常以3字格为主，如：背黑锅，碰钉子，出风头等[1]。汉语惯用语的研究尚未受到国内心理学界的广泛重视，探讨汉语惯用语的理解机制需要借鉴英语惯用语的研究成果。关于英语惯用语的理解机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惯用语是不可构造的(noncompositional)，一种认为惯用语是可以构造的(comp-ositional)。不可构造的观点认为，惯用语与普通词组不一样，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长的“单词”(word)，对惯用语意义的理解与其字面意义无关，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提取过程。这类观点包括3个假说：第一个是Bobrow&.B-ell(1973)提出的惯用语词单假说(idiom list hypothesis)[2]；第二个是Swinney&.Cutler(1979)提出的词汇表征假说(lexicon represen-tation hypothesis)[3]；第三个是Gibbs(1980,1986)提出的直通假说(direct access hypothesis)[4.5]。构造的观点则认为，惯用语的意义是可以构造的，其组成成分的字面意义对于惯用语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这种观点包括两个假说：第一个是Gibbs&.Nayak(1989)提出的分解性假说(Decompositionality hy-pothesis)[6.7.8]；第二个是Cacciari等(1988,1991)提出的结构假说(Configuration hypothesis).Cacciari等把组成惯用语的单词叫节点(node)，认为惯用语在心理词典中以节点的形式储存，当我们遇到一个惯用语时，其节点的意义首先被加工，由于节点之间的紧密联系，各个节点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惯用语单元被激活[9.10]。惯用语单元并非一开始就被激活，必须等到有足够多的节点出现时才能被激活。那么，到哪个节点之后才叫足够呢？Cacciari用“惯用语键”(idiomatic key)来表示这个节点。当这个“惯用语键”出现时，我们就有足够的信息把遇到的词组理解成一个惯用语，或者说惯用语单元被激活，不同类型的惯用语，其“惯用语键”出现的时间不同。Cacciari的结构假说得到了Titone&.Connine(1994)的研究支持[11]。惯用语的理解是提取还是构造的问题，是英语惯用语研究中争论的基本出发点，汉语惯用语理解的研究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汉语惯用语在结构上是词组，但它通常是比喻的定型化，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它，而必须从整体上理解。如：“回老家”的字面意义是“回到故乡”，而作为惯用语的“回老家”则是“死亡”的意思。同时，汉语惯用语的结构具有灵活性[12.13]：(1)惯用语的中间可以插入一定的修饰，如：“王老师开了整整一个月的夜车”（开夜车）；(2)惯用语的成分可以更改，如：“拖后退”可以改为“拉后退”；(3)惯用语的词序可以改变，如：“夜车不要开得太多”（开夜车）。结构上的灵活性说明惯用语的字面意义要对其比喻意义产生作用，汉语惯用语的整体意义是可以构造的。另外，缪小春和宋正国(1993)对汉语惯用语的研究结果，既没有完全支持词汇表征假说，也没有完全支持直通假说，更不能用惯用语词单假说来解释。最后，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本研究结果不能证实熟悉的惯用语已完全词汇化，在内部词汇中已具有单词性质的假设”[14]。可见，汉语惯用语不是以单词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典中的。结合英语惯用语理解的研究和汉语惯用语的特点，我们认为，汉语惯用语的理解不是直接提取的，汉语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我们设计了两个启动实验来证明这个假设。2研究方法2.1实验材料准备2.1.1熟悉性评定选出120个惯用语，让21名大学生评定其熟悉性。评定采用七级量分（1-从未见过，7-非常熟悉）。平均评价等级在5.0以上的较熟悉的惯用语进行下一轮筛选。2.1.2预测性评定选出被评定为熟悉的惯用语，将第三个字挖去，让另一组被试（共18名大学生）将其补充成三字词。若有70%以上的被试能补充成原有惯用语，则划分为高预测性惯用语。若仅有30%以下的被试能补充成原有惯用语，则划分为低预测性惯用语。2.1.3比喻意义的确定在《汉语惯用语词典》中查阅经过前两步选出的惯用语的解释[12]，根据词典上的解释挑出或归纳出最能表达该惯用语的双字词。即，用双字词来解释三字词。然后让被试（共21名大学生）评定双字词与惯用语比喻意义的联系的紧密程度。评定采用七级量分（1-毫不相关，7-非常紧密），平均联系程度在5.0以上的方可采用。2.1.4字面意义的确定方法与确定惯用语的比喻意义时一致，只是用双字词解释惯用语字面意义时不是通过查字典，而是由8名大学生按要求解释。选出一致性高的字面意义解释，让另一组共10名被试评定。平均联系程度在5.0以上的方可采用。最后，一共选出12个熟悉性高的惯用语，其中，6个为高预测性惯用语，6个为低预测性惯用语。2.2实验一实验采用启动条件下的词汇判断法，启动刺激为惯用语，目标刺激为解释惯用语比喻意义或字面意义的双字词。2.2.1被试22名大学生2.2.2实验设计2×2双因素被试内设计（采用拉丁方，分两组），因素一包括高预测性和低预测性两个水平，因素二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两个水平。2.2.3实验材料实验材料分为两组，每组材料包括6个比喻意义启动和6个字面意义启动，共12项实验刺激。另外选12项基线刺激，基线刺激词的频率与实验刺激的目标词相匹配。再加上24项填充刺激，48项假词。这样，每组有96个实验项目。2.2.4实验程序实验在一台Pentium166MMX计算机上进行。启动刺激（惯用语）呈现时间为280毫秒，间隔112毫秒（即SOA=392毫秒），呈现目标刺激（解释惯用语比喻意义或字面意义的双字词）140毫秒。被试的任务是判断目标刺激是词还是假词。2.3实验二实验采用在启动条件下的词汇判断法，启动刺激为惯用语（三字词）的前两个字，目标刺激为解释惯用语比喻意义双字词。2.3.1被试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共19名。2.3.2实验设计单因素被试内设计，因素包括两个水平：高预测性，低预测性。2.3.3实验材料共12项实验刺激。12个基线刺激，基线刺激的频率与实验材料的目标词相匹配。再加上24个项填充刺激，48项假词。这样，一共有96个实验项目。2.3.4实验程序同实验一，只是启动刺激为惯用语的前两个字，目标刺激为解释惯用语的比喻意义的双字词。启动刺激呈现时间为420毫秒，间隔140毫秒后（即SOA=560毫秒）。3.结果与分析3.1实验一的结果（见表1）（一）对启动量的方差分析表明，因素一（高预测性、低预测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27,1)=0.77,P=0.39＞0.05。因素二（比喻意义、字面意义）的主效应也不显著，F(27,1)=0.70,P=0.41＞0.05。但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27,1)=7.03,P=0.01＜0.05。对启动量的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高预测性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量（55.3毫秒）显著高于对字面意义的启动量（10.6毫秒），F(27,1)=5.35,P=0.03＜0.05。低预测性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量（-43.7毫秒）与字面意义的启动量（52.0毫秒）无显著差异，F(27,1)=3.17,P=0.09＞0.05。但值得注意的是，低预测性对其比喻意义的负启动，而对其字面意义是正启动。高预测性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量，显著高于低预测性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量，F(27,1)=7.65,P=0.01＜0.05。而它们对字面意义的启动量没有显著差异，F(27,1)=0.75,P=0.39＞0.05。（二）对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因素一（高预测性、低预测性）的主效应显著，F(27,1)=19.57,P＜0.001。因素二（比喻意义、字面意义）的主效应不显著，F(27,1)=0.95,P=0.34＞0.05。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7,1)=1.06,P=0.31＞0.05。错误率的结果与反应时的结果是一致的，支持了反应时的结果。3.2实验二的结果（见表2）方差分析表明，启动量的差异不显著，F(18,1)=1.13,P=0.30＞0.05。错误率的差异显著，F(18,1)=25.46,P＜0.001。并且，启动量的错误率之间存在交替(trade off)现象。就启动量来看，高预测性惯用语的前两个字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量（21.0毫秒）高于低预测性惯用语（2.5毫秒），而错误率正好相反，前者的错误率(1.6%)显著低于后者(3.8%)。这说明，高预测性惯用语的前两个字对其比喻意义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低预测性惯用语。4讨论4.1汉语惯用语的理解不是直接提取的不可构造的观点认为，惯用语是以长单词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典中，惯用语的比喻意义是直接达到的。用这种观点来解释汉语惯用语的理解过程是行不通的。如果汉语惯用语是以单词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典中，那么惯用语的理解主要受其频率的影响，不受其预测性高低的影响。实验结果否认了这一点。实验一的结果表明，高预测性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量（55.3毫秒），与低预测性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量（-43.7毫秒）有显著差异。这说明，预测性是影响惯用语理解的重要因素，惯用语不是以单词的形式储存的。这与缪小春和宋正国(1993)对汉语惯用语理解的研究是一致的。另外，低预测性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产生负启动（-43.7毫秒）的实验结果，也与直接提取的观点相抵触。如果惯用语的比喻意义是直接提取的，则或多或少能产生正启动效应，不应该产生负启动效应。4.2汉语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构造的观点认为，惯用语不是以“单词”的形式储存在心词典中，而是以节点的形式储存的，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实验结果证明了汉语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当我们遇到一个惯用语时，其字义被激活，比喻意义开始构造。若是高预测性惯用语，比喻意义构造得早，抑制字面意义的激活，所以实验一的结果发现，高预测性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55.3毫秒）显著高于对其字面意义的启动（10.6毫秒）。若是低预测性惯用语，在比喻意义构造之前，其字面意义先被激活，字面意义激活之后反过来抑制比喻意义的构造，所以实验一的结果发现，低预测性惯用语对其字面意义有较高的启动，而对其比喻意义反而产生了抑制作用。惯用语键(idiomatic Key)的存在可说明惯用语是以“节点”的形式储存的，从而进一步说明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高预测性惯用语的惯用语键出现得较早，其比喻意义也构造得早，如：“吹牛皮”，当我们仅看到“吹牛”两个节点，我们就足可以理解其比喻意义——“大话”。而低预测性惯用语的惯用语键出现得较迟，有时需要全部的节点出现后方可构造其比喻意义。如：“回老家”，当我们只看到“回老”两个节点时，我们很难理解其比喻意义——“死亡”。实验二的结果发现，高预测性惯用语的前两个字对其比喻意义的启动（21.0毫秒）高于低预测性惯用语（2.5毫秒），并且前者的错误率(1.6%)显著低于后者的错误率(3.8%)。这证明了高预测性惯用语的惯用语键比低预测性惯用语的惯用语键出现得早，从而证明了惯用语是以节点的形式储存的。5结论5.1惯用语不是以单词形式储存的，而是以节点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典中。5.2惯用语的理解过程是一个构造过程，而不是直接提取的。【参考文献】1刑公蜿。现代汉语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2Bobrow S,Bell S.On catching on to idiomatic expressions.Memory and cognition.1973:(1):343-346 3Swinney D,Cutler A.The access andprocessing idiomaticexpressions.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79;(18):523-534 4Gibbs R W.Spilling the beans on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for idioms in contest.Memory and cognition.1980;(8):149-1565Gibbs R W.Skating on the thin ice:literal meaning andunderstanding idioms in conversation.Memory and cognition.1986;(9):17-30 6Gibbs R W,Nayak N P.Psycholinguistic studies on the sy-ntactic behavi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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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1993（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