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地域性与米谷供求情况历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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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地域性与米谷供求情况_历史学论文[内容提要]福建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太好：山区多，可耕地不足。南宋政府基于福建的这种经济条件，在役法和专卖制方面给予特惠。当时普遍把福建的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称为上四州，而把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称为下四州。但汀州、漳州属于与上四州、下四州的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经济圈。所以，南宋时期福建经济似应划分为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福州、兴化军、泉州，以及汀州和漳州三个区域。南宋时期福建地域的食粮问题极其恶劣。除汀州之外，上四州其它地域大体上达到了自给米谷的程度。下四州内部存在相当的地域差异，粮食供应很困难。汀州和漳州粮食可能不足，但该地区依靠本地的土产仍能勉强自给。[关键词]南宋；福建；米谷供求；上四州；下四州一、序言唐以前福建属于非常落后的地域，①但经过五代、北宋时期的发展，宋代福建地区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到南宋时期，福建一跃而成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②但各地域之问差异甚大，米谷供求问题突出。宋代福建的人口增长趋势具体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农业开发及经济发展情况。在唐中叶的玄宗天宝元年(742)福建的人口仅到95，500户左右，到了北宋初期的太宗朝增加到46万余户，北宋中叶的神宗元丰3年(1080)达到100万户，南宋时期的宁宗嘉定16年(1224)则增加到160万户。③据人口学者的推算，南宋时期160万户计有人口800万左右，④这一数据超过了清朝乾隆初期的人口数。⑤众所周知，福建是山区面积占绝对多数的地域。至今福建地方的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75％以上。⑥伴随北宋以来的经济开发，该地区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到北宋中叶福建地区接近100万户，开始出现米谷供求不稳定的局面。⑦到北宋中后期，米谷供求状况日趋恶化，相对于耕地面积，人口过剩非常严重，甚至到了“地狭人稠”的程度。福建的人口增长趋势持续到南宋时期，其人口数比北宋中叶增加了50％以上。在南宋时期，由于人口的急速增加，福建地区的米谷供求问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个时期的福建在农业、商业、手工业上有了长足的发展，福建籍商人及各种技艺人的活动非常活跃。⑧福建甚至开始出现向外移民的现象⑨，这些大都是为了克服食粮供求的不均衡而作出的努力。地方官也非常重视食粮不足问题，试图通过农耕技术的传播、监督和奖励农耕、发展商品经济等渠道解决食粮的不足问题。⑩如此看来，对缺粮问题的考察是把握南宋时期福建地区诸多经济现象的关键之一。那么，当时福建地区具体的米谷供求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从北宋后半期开始，福建的粮食供给状况已是极其恶劣。大部分学者认为，当时福建米谷供求矛盾，是全中国最严重的。⑾但不同的地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福建的地形绝大多数属于山区，内陆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地域内还分布着闽江、九龙江、晋江等数条河流，地区间彼此隔绝，形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区域，从而使得福建各地经济发展存在地域差异。过去学界几乎忽视了福建境内经济以及食粮供求问题上所存在的这种地域差异，而仅仅概括地指出福建经济及其米谷供求恶劣状况，几乎没有对它内部所存在的差异加以研究。本文重点探讨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地域差异问题。以及在米谷供求问题上福建各地的具体状况。二、福建经济的特性和地域差异1、福建的经济条件很多人曾指出，与其它地方相比，南宋时期福建地域的经济处在相当不利的发展条件下。有关当时福建经济的记载再也找不到像北宋中期那样持肯定态度的言论。当时人一致认为福建地域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严重失衡，人口过于稠密使这一带的经济状况极其困难。“地狭人稠”一词很恰当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对于福建经济状况常常有以下描述，即“夫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⑿，“福建路，民贫地狭，从来远矣⒀”等。⒁生活在13世纪的刘克庄也曾指出：“七聚之区，土狭而人稠，地方所产无几，食之者众”⒂。相对于基本经济条件的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压迫便是南宋时期福建经济主要特征之一。诚然，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状况的恶化除了与前述所提到的北宋以来人口持续增长有关外，还与南宋建国后来自北方地区的大量移民涌入有关，因此如何养活这么多的人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五代及北宋以来的经济开发趋势一直持续到南宋时期，改善水利设施、改良农业法、发展商品经济等种种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这一地域过于增多的人口问题所作出的努力。为了解决福建社会的经济问题，南宋政府付出了种种努力。但南宋时期的福建地区存在着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制约因素，那就是地理环境因素。其中第一个制约因素毫无疑问就是山区多、耕地绝对不足问题，“闽中四境之险，殆是天设”⒃。时人所谓的“江浙膏腴动渺然，维闽硗薄少平川”⒄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福建耕地不足这一事实。另外一个制约因素是土壤瘠薄。关于福建当时的土质情况，现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与其它地域相比，福建地域的土质比较肥沃，而且水利条件良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福建地域土质贫瘠，而且农耕条件也非常差。代表前者的就是人们在研究宋代福建地域经济问题时经常引用的秦观(1049～1100)的说法，他曾经在论及北宋后期财政状况时指出：“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⒅。除此之外，在《宋史·地理志》中，也有“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⒆的记录。如果单纯依据这些材料，容易形成这样的误解，即认为南宋时代的福建虽然耕地面积狭小，但土质却还良好。但应该注意到对于福建土质良好的这些记录，旨在突出这是福建百姓不断施肥、兴修水利等努力的结果。因为在上述所引秦观的观点中，或《宋史·地理志》的记录中，都附有对福建人精耕细作的赞赏，并指出这才是维持土地条件的前提。⒇相反，反映南宋福建地域土质贫瘠的资料多得不胜枚举。[21]在这些记载中，“地瘠人稠”如同“地狭人稠”一样，[22]开始频繁出现，如实地反映出福建地域耕地的土质差这一事实。福建地域的耕地土质不好成为当时不争的事实，所以，杨时(1053—1135)就曾指出：“闽中地瘠人贫，天下所共知”。[23]因为福建地区经济发展的诸多条件都很不利，南宋朝廷便对该地区采取了特殊的财政政策。真德秀(1178～1235)认为南宋福建地区的役法与其它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然后他说：“且闽中之与诸道异者，奚止是哉?以酒酤则无榷、以山园则不征、以邸肆营运则无和买。凡若是者，皆优于他道。圣朝之所为加惠者，其非以其山谷多而腴田少，民力穷悴，不可与诸道例论乎?”[24]真德秀认为，因为福建地域的经济条件处于恶劣的状况下，所以国家权力机关对此地域实行了特惠政策。除了福建之外，整个南宋时期的所有地域通过保甲法进行服役。只有在福建地域，采用雇用和募集户长、耆长的方式进行服役。北宋徽宗年间役法体系有重大的转变，就是根据绍圣常平免役敕令，在保甲制下的都副保正服耆长役，大保长服户长役。[25]这种服役法体系一直沿续到南宋时期，据南宋文献记载，甚至有称保甲法为差役法的事例。[26]但唯有在福建地区，保甲制下的保正长只承担原来的职务，警察事务、催税业务等则交给雇募来的耆长或户长来完成。[27]另外，如前面引文所述，在酒专卖制方面福建还得到了优惠。从宋初设立酒专卖制时，就把福建、夔州路、湖南以及广南一带统统划为不施行专卖的地域。[28]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宋政府之所以在福建不施行专卖制，是因为与以上地区一样，福建也位于边疆，经济条件恶劣。[29]眞德秀在知潭州时，曾指出福建及广南一带未实施专卖与百姓的赤贫有关，正反映了这种情况。[30]除了有役法和酒专卖制的优惠以外，坊郭户的和买制[31]方面享受到特别的待遇。2、福建经济的地域划分当时普遍把福建分为上四州和下四州。所谓“闽之为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31]，为时人普遍接受。关于上四州和下四州，当时文献记录得很清楚：“闽之上四州建、剑、汀、邵行官卖盐法，闽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产盐法”。[33]处在内地的建州、南剑州、汀州、邵武军统称为上四州，沿海的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统称为下四州。由此可见，当时对福建地方的两分法，基本是根据内陆山区和沿海地域这一地理位置不同划分的。这种根据地理位置划分的上四州和下四州，对于研究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地域性极具价值。在商品经济的普及程度、土地利用的形式、粮食供求等方面，上四州和下四州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概而言之，下四州比上四州人口压力重，商品经济也较发达。至于土地利用形式，上四州多为梯田，下四州除梯田外，沿海的低洼区还有相当规模的平原耕地。有趣的是，上四州和下四州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居住民的性格特点和习惯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当时人所说的“闽之为郡八，负山之民剽悍，濒海之民贫寠”[34]，及“建、剑、汀、邵四州，习俗强悍，盗贼屡作。漳、泉、兴、福，号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盗者”[35]都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差异。在南宋时期关于福建地域社会及经济状况的记录中，把福建一带划分为上四州和下四州的观点非常普遍，[36]所以现在的宋史研究者中，也普遍沿袭前人的观点[37]。但在考察该地区时，必须注意到汀州和漳州这两个特例，它们不能笼统地用上四州和下四州的划分法加以对待。尽管在地理位置上，汀州属于上四州，漳州属于下四州，但他们有着与其它地方完全不同的情况。汀州和漳州地区的开发比较缓慢，商品经济相对落后。看下面的记载：(1)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汀州)舟车不通而商贾窒。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土游民，妇不蚕丝自工。[38](2)惟是漳滨，实穷闽境，其民鄙野而狱讼素简，其地僻左而宾客少过。[39]在上面的引用文中，前者是南宋时期的地方志《临汀志》对上四州中的汀州状况的记录，后者是地方官关于下四州中的漳州的观察记录。上述记录强调了福建地域内的汀州和漳州都属于非常偏僻地域的事实。汀州由于被峡谷及大川阻挡，与其它地域比在风俗及经济生活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从民间的生活及宾客的来往中则可以看出漳州的封闭性。南宋时代汀州社会生活水平落后于福建地区一般水平，与同时期福建整个地域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及精耕细作水平相比，交通不便，商业经济萎缩不前，存在很多未开发的空地；在农副业方面，妇女甚至连养蚕抽丝的劳动也不做。漳州也同样因位于穷乡僻壤，所以船舶的往来稀少，商人的活动也很罕见。[40]山中米和果实自生自灭，人迹稀少。[41]如同汀州一样，漳州一带也有很多未开发的空地。[42]南宋时期福建其它地区农业得到全面开发，人口相当密集，唯独汀州和漳州地区如此落后，到处是大片荒地。在南宋时期有关汀州、漳州地域象群出没的记录反映出这一事实。[43]所以，时人指出，汀州和漳州，虽然属于福建路，但其风俗等与岭南类似。[44]终生生活在漳州一带的陈淳(1159—1223)曾指出，漳州经济状况与福建的其它地域完全不同。[45]《临汀志》也指出汀州是福建地区中比较偏僻的地方。[46]这些言论均说明这两个地方与福建的一般情况不同。虽然通常认为汀州属于上四州，漳州属于下四州，但无法在各自所归属的上四州、下四州范围内进行讨论。[47]然而汀州与漳州在很多方面相似。根据以上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南宋时期的福建地区可分为三个级别，印：商品经济处在领先地位，而相对耕地面积而言，人口压力较重的福州、兴化军以及泉州；稍微落后而人口压力较轻的建宁府和南剑州、邵武军；与这些地方相比，各方面最落后的汀州和漳州。上面考察了南宋时期福建地域的一般的经济状况。福建经济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处于非常不利的条件，所以得到了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特惠。另外，这个时期在福建地域内，存在上四州和下四州的划分，这是一种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有效尺度。只是分属上四州和下四州的汀州和漳州情况比较特殊。下面以各地域的米谷供求情况为中心，更具体地考察福建经济的地域差异。三、各地域的米谷供求情况1、建宁府和邵武军、南剑州如前所述，南宋时期整个福建地区的粮食供应情况普遍不好。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两宋之交来自北方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再加上福建地区农业条件也不好，粮食供应不足，福建地区成为当时整个南宋疆域内粮食供应最差的地方。时人有关“本路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48]或“闽地狭田少，岁积广米，每患客舟不时至”[49]的记录都反映出当时的粮食供应情况。福建各地域之间的粮食供应情况又存在差异。不仅上四州、下四州和汀州、漳州一带存在地域差异，甚至各个小地区内部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本节主要探讨福建各地域在米谷供求上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建宁府位于上四州的最西北地域。关于建宁府的米谷供求状况有两种相反的见解：(1)盖建宁全仰土产，它无来处。[50](2)建之为州，统县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属，田居其间，才什四三。岁甚丰、民食仅告足，一或小歉，则强者挺为武，弱者死沟隍中。[51]依据上面资料(1)，可以得出南宋时期建宁府一带勉强可以自给粮食的结论。斯波义信等学者正是以这一资料为基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2]但根据资料(2)，却发现建宁府的粮食供给严重不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到底那个更接近事实呢?先考察建宁府一带的地形，与福建的其它地方一样，也是山地占多。“建宁之境，地狭而民贫”[53]或“皆山谷延袤相属，田居其间，裁什四三”[54]等，都如实反映了建宁府一带多山的情形。且时人认为，建宁府的耕田并不充裕。在这种条件下，南宋前半期的韩元吉(1118—1187)为了农民生活的安定，留下了如下内容的劝农文，[55]有助于我们了解建宁府米谷供求情况。他首先提到往年因灾荒所引起的骚乱，建议人们为了确保食粮要倾注多方面的努力。他劝导人们依据地形条件，在丘陵地带的高处种粟，低处种豆类；在能够保障水源的地方种稻，在缺乏水源的地方种麦。还严禁种植甘蔗等非谷类的经济作物。他说通过采取多样的农耕方式，才能达到“但使五谷四时有收，则可足食而无凶年之患”的效果。从韩元吉的劝农文可以看出，他建议建宁府为确保必需的食粮，应根据耕作条件，对全部耕地集中进行谷物生产。建宁府的米谷情况，并不是象(2)中所说的只有在大丰收的年份民食才能充足，也不象(1)中所说的那样基本上能够自给。事实上是建宁府单纯依靠粮食生产，不能完全保障粮食供给；为确保粮食自给，应该限制商品作物的生产，在所有的耕地上只进行谷物生产。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建宁府的米谷供求，虽未达到完全自给的程度，但也不是米谷严重不足，换言之即比较接近于自给自足的程度。在上述反映建宁府米谷情况的两份资料中，(1)的内容更接近于事实，由12世纪中叶建州[56]知州章德文的活动[57]可以得到证实。高宗末年章德文到建州赴任，当时在建州一带为了牵制和镇压各种叛乱势力，驻扎了许多军队。[58]因为长期供应不上军粮，所以军情汹汹。针对这种情况，章德文通过与士兵们谈判，得到一个月的缓冲时间。然后向地主收取米谷来充当军粮，还得到了很多剩余粮食。章德文通过从豪民等处收取米谷的方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时期欠发的许多军队的军粮。倘若没有建州豪民或其它势力贮蓄一定的米粮，军队缺粮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由此可推测当时建州一带有相当规模的粮食蓄积，而且该地区的米粮供给状况并不像资料②里所说的那样处于极度不安的状态。[59]在米谷的供求上，邵武军与建宁府的情况类似，虽然没有太多的剩余，但供求大体上可以达到均衡。“郡地狭山多，民随山高下而田之，高不惧涝，下不惧旱，故少大饥岁”[60]。北宋末期的叶祖洽对邵武军泰宁县的评价是：“处深山穷谷之间，有林泉鱼稻之乐，人自足用，无所外求”[61]。依据叶祖洽的说法，泰宁是穷僻的地区，与周边地域没有商旅往来[62]与物资交流，粮食问题应该能够在其地区内部得到解决。泰宁县的事例说明，虽然北宋中期以后福建地域的开发较为迅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但也存在个别根本没有加入地域间经济交流的地域。能够反映南宋时期南剑州米谷供求实际状况的资料不太多，仅仅留下5个县当中一些地区的部分记载。这些资料显示整个南剑州的米谷供求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例如：两宋之际的杨时(1053～1135)曾论及南剑州西部将乐县的情况：“将溪据闽之上游，地险而隘，而崇山大陵为郭郛，惊湍激流为沟池，鱼稻果蔬与凡资身之具，无所仰而足”[63]。将溪经由南剑州的顺昌县流经将乐县，一直到邵武军建宁县。在它的沿岸地域，米谷基本可以自足。他进一步指出，不仅局限在米谷供应上，在果实、菜蔬、鱼类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也同样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沙县同样也可以自给粮食。与杨时(1053～1135)同时期的李纲(1083～1140)这样描写沙县一带，“沙阳虽僻左，风土冠闽城，谁知乱山里，有此膏壤平?邑屋号华丽，溪山倍澄明……食饶鱼稻米，荫有松竹清”[64]。按照李纲的说法，沙县在很多方面都很富饶。他甚至还说沙县的风土在福建一带属第一，粮食也很丰裕。虽然所载情形仅限于北宋末到南宋初这段时间，如果综合考虑李纲出生在与南剑州接壤的邵武军，他的说法应该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到了南宋中期及其以后，将乐县、沙县等南剑州地区的粮食供求情况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是相当不稳定。关于这一时期将乐县附近的粮食供求情况，生活在南宋后半期的方大琮(1183～1247)发表了与杨时(1053～1135)全然不同的见解。方大琮在《劝农文》中指出，从高地到平地毫无保留地开辟了田土，该地才勉强达到自给的程度。[65]他又指出之所以可以勉强自给也是靠当地农民下功夫进行农耕的结果。[66]当然因为这种观点是在《劝农文》中出现，所以可以推测，为了提高农民的农耕积极性，存在一些夸张的成分。即便如此，杨时(1053～1135)和方大琮之间，在对将乐一带米谷供求情况的观察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此大略可以推测，虽然在整个南宋时期，这个地域米谷供求状况基本上接近自给，但从南宋初至南宋后半期，米谷供给情况渐趋不稳定。2、福州和兴化军、泉州现在先讨论福州、兴化军、泉州等地的粮食供求情况[67]。关于这些地区的米粮供求状况，眞德秀(1178～1235)曾说；“福与兴、泉，土产素薄，虽当上熟，仅及半年，全仰南北之商，转贩以给”[68]。根据他的记载，漳州以外的下四州其它地区的粮食供应极度糟糕：别说荒年，即使是丰收的年份，粮食供应也仅能达到需求量的一半。粮食供应不足，这些地区只能从外地购入粮食。上面引文提到的所谓南北，就是指浙西及两广一带。[69]其中从两广流入的粮食占绝对多的比重。这在“又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这一记录中如实地反映出来。[70]漳州以外的下四州的米谷完全不能达到自给的程度。在下四州中，位于最北方的地域是福州。生活于南宋中叶的卫泾对福州地区农业环境有如下描述，“邑十有二，濒海者三之一，负山者过其半。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民无甚贫而亦无甚富”。[71]《淳熙三山志》中也有对福州农业条件的记载：“福州诸县，所在多是高仰山田，水泽易涸。踰旬不雨，卽以旱告”。[72]可见因为该地农田大部分位于山间，所以有很多不利于农耕的因素。卫泾提到福州沿海地域种植两季稻；但即使可以种植两季稻，其产量极为有限。[73]与刘爚(1144—1216)“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的看法基本一致。[74]由于山地多、农田狭小，再加上农耕条件恶劣，福州地域的米谷供给极其不足。“三山产米，不足于食，例招籴于广”[75]，“福之为州，土狭人稠，岁虽大熟，食且不足”[76]，此外，“岁小俭，谷价海涌，南北舰囷载欻至”[77]，也反映出该地米价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但在南宋时期并不是整个福州地区的米谷供给都是如此。如前所述福州设有12个县，其中位于南部的永福县基本可以自给。从方大琮(1183～1247)与永福知县的谈话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他说如果米不外流，坚持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期也没有多大问题，这就表明当地米粮可以自给。[78]他还指出永福县为“山邑，亦为产米处”[79]。与永福县邻接的福清县，情况则完全不同。福清县的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粮食供给不足，所以民俗也变得刻薄了。[80]总之，虽同属于福州，在米谷供应上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相当的差异。位于福州南部的兴化军，处境同样困难。兴化军是北宋以来积极兴修水利设施的地方之一。由太平陂和木兰陂来灌溉的南洋和北洋，是其典型代表。[81]尽管有一系列的水利开发，但由于人口的持续激增[82]，南宋时期的兴化军粮食供应状况极为糟糕。当时的情形是“土狭民稠，虽丰年无半岁粮，全仰广舟”。[83]而且，兴化军与福建其它地域不同，它应对青黄不接时期的能力比较差。上四州的建宁府和南剑州，很久以前就形成了青黄不接期由粮食充裕户进行分粜的习惯；在福州也开始出现由上户和寄居官给下户提供钱米的风气。唯独兴化军面对恶劣的经济状况，没有诸如此类的对策。[84]同时，兴化军辖区内各地情况也有所不同。仙游县“县境依山滨海，故水陆之产，足于他邦”[85]。仙游一带没有山坡或丘陵，只有一望无际的平原。[86]当时有的人士称赞仙游县的地形为“眼中夷旷似江南”[87]。与之成为对照则是与它邻接的莆田县，“莆土狭人稠，虽甚豊年，仅足支半岁之食”[88]。下面考察泉州地域的情况。南宋中叶的陈耆卿如此描述泉州的农业环境：“闽之郡八，其最甚者曰泉。臣因巡行入境，见其土薄，濒海民多艰食，而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处穷谷，状迫尤甚。”[89]他在这里指出，泉州是福建农业条件最差的地方。土质瘠薄，且多介于山沟之中。由于境内的土质差，山间地形又多，不仅内地山区的永春县、德化县、安溪县一带，就连南部沿海地带也存在粮食短缺的问题。[90]由于这些不利因素的制约，泉州百姓只好进行精耕细作，“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91]即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但整个农业生产水准难免“本州岛苗额，不及江浙一大县”[92]，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所以，泉州一带为了确保粮食需求，不得不依赖从外地特别是广南一带输入米谷。[93]3、汀州和漳州如前所述，上四州的汀州和下四州的漳州情况与其它地区不同。首先就当地的生活水平而言，贫富差别不大，绝大部分农民基本上都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比如汀州被称为“独汀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94]或“民之丰约，不大相远”[95]。如资料中所言，“窃维汀郡实闽陬，土旷而民贫”[96]或“大抵皆是贫窘”，[97]汀州的农民大都贫穷。漳州的状况也与汀州类似，兹举陈淳(1159～1223)的相关记载如下：“盖南漳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所谓富室上户者，亦无甚区力；中产之家，则仅足以自遣；谓之下户者，大率皆贫窘者而已耳。”[98]据例文所记载，漳州基本没有商业活动，农民除了部分上户之外，大部分都很贫穷。终身生活在漳州的陈淳在另外的文章中说，漳州的大多数农民极其贫穷，不能自给。[99]刘克庄(1187～1269)描写龙溪县一带的情况时说，“旷土茫茫无主名”[100]。由此可知，南宋时期漳州地区有很多无主的旷地。汀州和漳州虽然存在很多旷土，但因开发缓慢，农民大都贫寒，因此也并不存在严重的贫富差别。汀州和漳州地区的农民生活既然特别贫穷，粮食的供给肯定不充足，事实上陈淳也曾指出该地区衣食相当困难。[101]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整个南宋时期几乎没有资料显示有米粮流入汀州和漳州的迹象。这些地域“舟楫不通，米不直钱”[102]，“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103]，与外地几乎断绝了物资交流。那么，汀州和漳州通过什么途径补充不足的米谷呢?关于这个问题《临汀志》的一条记载值得关注，“汀在闽而南，山樵谷汲，稻食布衣，故民之丰约不大相远。粜不出境，故谷价常贱”[104]，据此推测，汀州农民可能只靠当地的物产来解决自身的衣食问题。漳州与汀州情形相似，“临漳在闽会之极南，地旷而土沃，其民务本，不事末作，而资用饶给”。[105]因为米谷既不外流，也没有从外地流入，所以，既没有客商们的往来，也没有本地域的商人。[106]综上所述，南宋时代福建地区的粮食供求情况大致如下：除汀州外，上四州的其它地区，即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粮食供应比其它地区要好，通常可以自给。除漳州外，下四州其它地区，即福建、兴化军、泉州粮食供应困难，经常从外地输入米谷，福建地区被认为是当时全国粮食供求状况最差的地方。另外，汀州和漳州地区与外地的物资交流不太频繁，所以虽然米产不足，但可以靠地域内的土产得到补充。四．结论福建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太好：山区多，可耕地不足。南宋政府基于福建的这种经济条件，在役法和专卖制方面给予它特惠。当时普遍把福建的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称为上四州，而把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称为下四州，至今学术界的不少专家仍沿袭这种划分法。上四州和下四州的划分，是理解福建区域经济的有效尺度。但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以发现当时的汀州、漳州属于与上四州、下四州的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经济圈。汀州和漳州与其它福建地域不同，开发非常缓慢，在农业和工商业方面也具有相当不同的构造。所以，南宋时期福建地域应划分为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福州、兴化军、泉州，以及汀州和漳州等三个区域。从整体上看，南宋时期福建地域的食粮问题极其恶劣。但并不是福建地域的所有地方都处于同一状态。除汀州之外，上四州其它地域大体上达到了自给米谷的程度。而福州、兴化军、泉州等下四州的情况较糟：各自内部存在相当的地域差异，总体而言粮食供应普遍都很困难。汀州和漳州粮食的产量可能相当不足，但该地区不依靠外地的帮助，依靠本地的土产仍能勉强自给。要理解南宋时期各地的粮食供求状况，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不管米谷供求上的有余与否，当时大多数地区都受到了气候异常所引起的灾荒的绝对影响，因此。在本文中设定为米谷自给区的建宁府一带，如果遇到荒年，也得从广东及两浙等地输入大量的米谷。[107]这种因丰歉对米谷供给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福建一带。即便是当时被称为产米之乡的江西及湖南等地，尽管米谷供给比较充裕，对外输出大量米谷，倘若遇到荒年，同样不能自给米谷。[108]甚至是被称为“苏湖熟，天下足”的最大谷仓的浙西地域，如果遇到气候不好的年份，也会陷入极度的困境。[109]此外，福建地域丰年米价不超过每石一贯，有时只有300文。[110]这就表明当时各地区粮食不足或过剩的状况，会受到因气候所引起的丰收或灾荒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第二，当时所谓的米谷自给是以人们基本上把青黄不接时期一定程度上的米谷不足现象看成是理所当然为前提的。比如：真德秀(1178—1235)认为，建宁府是只依靠土产，不从外地输入米谷的自给地域。[111]但对建宁府管内的建阳县，他曾经留下这样的记载，“岁五六月，旧谷没新谷未升，邑人妇子，然无所于粜，县大夫熟视无策”[112]其实，在南宋时期，建阳县是建宁府中最主要的米粮生产基地之一。[113]即便是这个建阳县，在青黄不接时，其米谷供应也如此困难。真德秀尽管指出了建宁府在青黄不接时存在米谷供应困难，但仍然把它视为米谷自给地域。类似的见解又见于方大琮有关南剑州的著作里。根据他的记载，包括南剑州的上四州是“闽上四州，产米最多……产米有余之邦”。[114]他提到南剑州的将乐县是“仅足自食，输官之余，粜不出境”的地方。[115]但是，他也记录了将乐县在青黄未接时期，在食粮供给上经历着严重的困难。[116]由此可知，不管是眞德秀还是方大琮，在判断粮食供给是否充足问题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到青黄不接时期的米粮供给情况。[117]第三，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或乡村上户们的动向也是影响各地米谷供给情况的重要因素。下面这则关于建宁府浦城县的事例便反映了这种情况，[118]13世纪初的某年二月，眞德秀视察浦城县一带的农村，发现当时米谷供应紧张。他了解到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富豪们为了抬高米价囤积米谷。眞德秀还发现该县其它地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每升米的价钱不过14文。这是当地一位陈姓儒生低价出售米谷带来的结果，并且使得三都数千人受惠。另外，南宋中叶的黄榦曾指出，建宁府一带遇到灾荒年，“大家必闭仓以俟高价，小民亦群起杀人以取其米”，[119]也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地主阶层的活动不仅影响了各地米谷的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粮食供求状况。那么福建从何地补充不足的粮食呢?对此，赵汝愚(1140～1196)曾有记载，“本路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120]，明确指出两广和浙西地区是福建的主要米粮供给地。在福建，把从两广及浙西运米谷的商人称为“南北舟”[121]或“南北之商”。[122]当然，除了两广地域和浙西外，浙东等地也有向福建供给米谷的事例，[123]但所提供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两广和浙西。在两广和浙西中，福建人主要依赖的米谷供给地是两广地域。“完全依存广南的船舶”[124]，“异时富家南舡送，操谷价低昂之柄。”[125]从广南一带所输入的米谷，占福建社会所需食粮的较大比重，甚至达到了“南船不至城无米”[126]或“闽地狭田少，岁积广米，每患客舟不时至”[127]的程度。虽然不能忽视从浙西地域输入的米谷数量，但福建地域输入米谷的大宗还是来自两广地域。13世纪前后的人物李曾伯上奏说：“又如闽浙之间，盖亦尝取米于广。大抵皆海运，虽风涛时乎间作，然商舶涉者如常”[128]，如实反映了当时从广南一带经常输入米谷的情况。注释与参考文献：①关于唐代福建的开发情况，参考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卷，89～14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日比野丈夫：《唐宋时代に於ける福建の的开发》，《东洋史研究》4—4，1939；北山康夫：《唐宋时代に於ける福建省の开发に关する一考察》，《史林》24—3，1939。②南宋中叶的王炎指出：“然江、浙、闽中能耕之人多，可耕之地狭。皆竭力于农，每亩所收者，大率倍于湖右之田。又其秋熟而收，新陈之交而粜，所得缗钱，较之湖右，卽又数倍矣。兼其人既勤于本业，必蚕必绩，故所输虽多，而民力可办。”(《双溪类稿》卷19《上林鄂州》，四库全书本)。③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86～94页，132～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④时至今日，统计宋代人口时，在户数与人口数的换算问题上，学术界仍存在分歧。最常用的换算方法是以每户换算为5口人。本稿采用大多数学者的见解：每户应换算为5口。参见Durand，JohnD，“ThePopulationStatisticsofChina，A．D．2—1953”，Pop-ulationStudiesl3—3，1960；Hartwell，RobertM．，“Demographic，Political，andSocialTransformationofChina，750～1550”，HJAS42—2，1982；漆侠：《宋代的人口和垦田》(《宋代经济史》，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2，1991)；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147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都主张每户应算作5口人。⑤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论考》，107、10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⑥郑学檬：《福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编着：《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页；傅祖德、陈佳源主编：《中国人口·福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出版，7页；王曾瑜：《宋朝福建路经济文化的发展》，载《中国古代史论丛》9，1985，153页；陈衍德、张天兴：《宋代福建各地农业经济的区域特征》，《厦门大学学报》，1990—2。⑦宋晞：《北宋稻米的产地分布》，《学术季刊》2—3，1954(《宋史研究论丛》第1辑，台北，国防研究院1962年版)，109～111页。⑧南宋中叶的曾丰指出：“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释、为伎艺者、所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徧，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改秩序》，四库全书本)，《方舆胜览》中也有这方面的记录：“四民皆溢，虽乐岁无狼戾，能执伎以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宋本方舆胜览》卷10《福建路》《福州》《风俗》，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版)。⑨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313～31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331、33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⑩梁庚尧：《南宋的农家劳力与农业资本》(前揭《南宋的农村经济》，188、189页；漆侠：《宋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97、98页。⑾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161、162页；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414、415页，香港1972年版)。⑿廖刚：《高峰文集》卷1《投省论和买银札子》，四库全书本。⒀同上书，卷1《投富枢密札子》。⒁描写南宋时代福建地区地狭人稠状况的资料颇多，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仅列举以前很少言及过的资料，《临汀志》卷2《土产》云：“自今观之，闽中诸郡……大率地狭民稠”(《文献史料研究》1，1988，P．36)，还有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以下略称《后村集》)卷56《赐资政殿学士知福州马天骥辞免职事修举特升除资政殿大学士职任依旧恩命不允诏》云：“朕惟七聚土瘠民贫，累朝无莞榷之政”(四部丛刊本)等。⒂刘克庄：《后村集》卷55《赐资政殿学士知福州马天骥辞免职事修举特升除资政殿大学士职任依旧恩命不允诏》。⒃廖刚：《高峰文集》卷1《再投富枢密论闽贼箚子》，32页。⒄刘克庄：《后村集》卷8《劳农》。⒅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15《财用下》，6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⒆《宋史》卷89《地理志·福建路》，221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⒇秦观指出福建一带土质肥沃的重要原因是：“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堵粪灌溉之功至也”(《淮海集笺注》卷15《财用下》，601页)，在《宋史》《地理志5》中也记录福建人，“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2210页)”。[21]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36、3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斯波义信：《商人资本の形成-宋代における福建商人の活动とその社会经济的背景-》(《宋代商业史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68年出版)，425、426页。[22]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36—38页及第83、84页；王曾瑜：前揭《宋朝福建路经济文化的发展》，153—156页；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414、415页。[23]杨时：《龟山集》卷22《与执政》，四库全书本。[24]真德秀：《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以下略称《西山集》)卷29(福建罢差保长条令本末序》，506页，国学基本丛书本。[25]对所谓“绍圣常平免役勅令”，参考曾我部静雄：《王安石の保甲法》，(《宋代政经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74年出版)，35、36页；周藤吉之：《宋代乡村制の变迁过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562、563页。[26]《宋会要辑稿》(以下略称《宋会要》)《食货》14之20《免役下》，高宗绍兴3年2月26日，中华书局影印本；《朱文公文集》卷21《论差役利害状》，11、12页，四部丛刊本。[27]曾我部静雄：前揭《王安石の保甲法》，53页及周藤吉之：前揭《宋代乡村制の变迁过程》，618、619页。[28]漆侠：《宋代酒醋的酿造和宋封建国家的榷酒榷醋制度》(同氏著《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9]同上书，879页。[30]真德秀：《西山集》卷9《潭州奏?税酒?》，155页。[31]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1，80、8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曾我部静雄：《南宋の和买绢及び折帛钱の研究》，(同氏著：《宋代财政史》，大安1966年版)以及梅原郁：《南宋折帛钱をめげる一考察》(《史林》48—3，1965)。[32]朱重圣：前揭《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327页；前揭《福建经济发展简史》，22—24页。[33]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5《建安白雪山崇法禅寺罗汉堂记》，四库全书本。[34]《宋史》卷183《食货下五》《盐下》，4463页。[35]刘克庄：《后村集》卷71《晋梦燮除秘阁修撰福建提举》，10页。[3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略称《系年要录》)卷56，高宗绍兴2年7月辛巳，986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37]程民生：前揭《宋代地域经济》，37、38页；前揭《福建经济发展简史》，12—17页；斯波义信：前揭《宋代商业史研究》，425、426页。[38]《临汀志》卷2《风俗形势》，《文献史料研究》1，1988，24页。[39]廖刚：《高峰文集》卷3《漳州到任谢表》，9页。[40]陈淳在《北溪大全集》卷44《上赵寺丞论秤提会》中说，漳州一带情况“盖南漳僻在一隅，元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1页，四库全书本)。[41]叶适：《叶适集》卷10，《漳浦县圣祖殿记》，179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特别是漳州南部地域的开发更为迟缓，几乎是“路益荒人益稀”(《后村集》卷89，《漳州学鸣庵记》)。[4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1；《福建路》《漳州》《风俗形势》，3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43]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11页；《临汀志》卷2《土产》，《文献史料研究》1，1988，37页。[44]《临汀志》卷2《土产》《文献史料研究》1，1988，37页。[45]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8页)。[46]《临汀志》卷7《总录》，文献史料研究3，1991，PP．45。[47]漳州一带经济的落后或开发的缓慢状况，在漳州的州治龙溪县的邻县海澄县县志中有记载，崇祯《海澄县志》卷11《风土志》《风俗考》，1页，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48]《历代名臣奏议》卷247《荒政》，四库全书本。[49]周必大：《文忠集》卷67《平园续稿》27，《神道碑七》《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汪公神道碑》，四库全书本。[50]《西山集》卷15《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260页。[51]刘爚：《云庄集》卷4《建宁府广惠仓记》四库全书本。[52]斯波义信：前揭《宋代商业史研究》，162页。[53]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8《建宁府劝农文》，四库全书本。[54]《西山集》卷24《建宁府广惠仓记》。[55]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8《建宁府劝农文》，10、11页。[56]建州在孝宗卽位后的绍兴32年(1162)，因孝宗的旧邸在此地的缘故，升格为建宁府。《宋史》卷89，《地理5》《福建路》，2208页。[57]陈亮：《陈亮集》卷34，《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状》，452页，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58]朱维干：前揭《福建史稿》上册，305～309页。[59]上面引用的资料(2)和上注[52]一样，是记录刘爚在建宁府设置广惠仓这一救济机构前后过程的《建宁府广惠仓记》的一部分。因为刘爚从正面评价了广惠仓的设立，所以，为了尽可能地强调广惠仓的意义，他有可能夸张了建宁府粮食供求紧张的状况。[60]《八闽通志》卷3《地理》《风俗》《邵武府》，4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点校本。[61][62]《福建通志》卷9《风俗》《邵武府》，四库全书本。[63]杨时：《龟山集》卷24《资圣院记》，19页。[64]李纲：《梁籍集》卷7《沙阳》，5页，四库全书本。[65]方大琮：《铁庵集》卷30《将邑丙戌劝农文》，四库全书本。[66]方大琮对此情况的描述是：“层高而田，尺敷寸垦，耰锄艰辛，竭地之力，仅足自食”(《铁庵集》卷30《将邑丙戌劝农文》)。[67]南宋时期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也被称为下四郡，如“闽下四郡，负山而濒海，高者山至崔巍，力未止”(刘克庄：《后村集》卷93《新筑石塘》，3页)。同样上四州也以“上四郡士民之论皆同”(《铁庵集》卷21《项卿守》，4页)的方式被称为上四郡。[68]《西山集》卷15《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260页。[69]斯波义信：前揭《宋代商业史研究》，161、162页及全汉升：前揭《中国经济史论丛》，414、415页等。[70]《西山集》卷15《申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251页。此引用文中所说的广米是指在两广一带生产的米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广米虽然价格低廉，但由于品质粗劣而且容易腐败、不易贮藏，所以主要用于救荒或是作为下层农民的食粮(斯波义信：前揭《宋代商业史研究》，163页)。南宋时期的广南一带粮食供给还是比较充足的，正如刘爚所云：“又闻。广南数州，粒米狼戾。”(刘爚：《云庄集》卷17，《己巳四月上殿》，11页)。[71]卫泾：《后乐集》卷19《福州劝农文》，四库全书本。[72]《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类2》《祠庙》《会应庙》，25页，宋元方志丛刊本。[73]参见《淳熙三山志》卷41《土俗类3》《物产》《谷》《稻》，1页；《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类2》《祠庙》《会应庙》，25页。[74]眞德秀：《西山集》卷40《福州劝农文》，716页；刘爚；《云庄集》卷7《福州劝农》，16页。[75]方大琮：《铁庵集》卷20《福建赵仓》，17页。[76]参见眞德秀：《西山集》卷40《福州劝农文》，716页；《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类1》《垦田》及《户口》。[77]《淳熙三山志》卷6，《地里类6》《江潮》，1页。[78]方大琮：《铁庵集》卷20，《永福董宰》，12页。[79]上揭书，卷20《福建赵仓》，17页。[80]刘克庄：《后村集》卷88《福清县创大参陈公生祠》，14页。[81]唐文基主编：前揭《福建古代经济史》，202～205页；前揭《福建经济发展简史》，12、13页；漆侠：前揭《宋代水利事业的发展》，97、98页等。[82]《仙溪志》卷1《风俗》，12页，宋元方志丛刊本；方大琮：(《铁庵集》卷20《何判官》，13页；《铁庵集》卷21《项卿守》，2页。[83]方大琮：《铁庵集》卷21《项卿守》，2页。[84]上揭文，3页。[85]《仙溪志》卷1《物产》，16页。[86][87]刘克庄：《后村集》卷3《仙游县》，26页。[88]方大琮：《铁庵集》卷20《何判官》，13页。[89]陈耆卿：《簧窓集》卷4《代上请乞输钱箚子》，四库全书本。[90]眞德秀：《西山集》卷40《泉州劝农文》，717页。[91]方勺：《泊宅编》卷中，81页，宋元笔记史料丛刊本。[92]真德秀：《西山集》卷15《申尚书省乞拨降图牒添助宗子请给》，257页。[93]刘克庄：《后村集》卷143《宝学颜尚书》，16页；眞德秀：《西山集》卷15《申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251页。[94]《临汀志》卷7《总录》，44页。[95]同上书，卷2《土产》，37页。[96]同上书，卷7《总录》，45页。[97]同上书，44页。[98]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赵寺丞论秤提会》，1、2页。[99]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10页。[100]刘克庄：《后村集》卷12《龙溪道中》，2页。[101]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7，《上传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6页。[102]《临汀志》卷7《总录》，44页。[103]陈淳：《北溪先生大全集》卷44《上赵寺丞论秤提会》，1页。[104]《临汀志》卷2《土产》，37页。[105]《舆地纪胜》卷131《福建路》《漳州》《风俗形胜》，3页。[106]乾隆《福建通志》卷9《风俗》《漳州府》，四库全书本。[107]朱熹：《朱文公文集》卷27《与?择之书》，4页。[108]梁庚尧：《南宋的农产市场与价格》下，《食货》复刊8—9，1979，16页；叶适：《叶适集》卷1《上宁宗皇帝箭子二》，2页。[109]《宋会要》《食货》40之14《市籴粮草》，高宗绍兴元年7月3日。[110]汪圣铎：《南宋粮价细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3。[111]《西山集》卷15《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260页。[112]同上书，卷26《建阳县复赈粜仓记》，452页。[113]《西山集》卷15《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260页。[114]方大琮：《铁庵集》卷21《项卿守》，4页。[115]同上书，卷30《将邑丙戌劝农文》，1页。[116]同上书，卷30《将邑丙戌秋劝种麦》，3页。[117]《陆象山先全集》卷8《与陈教授》，16页(上海，江左书林，校印本，1910)；高斯得：《耻堂存稿》卷4《永州续惠仓记》，四库全书本。[118]《西山集》卷1《浦城劝粜》，10页。[119]黄榦：《勉斋集》卷18《建宁社仓利病》，19页。[120]《历代名臣奏议》卷247《荒政》，1页。[121]方大琮：《铁庵集》卷20《何判官》，13页。[122]《西山集》卷15《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260页。[123]朱熹《朱文公文集》卷27《与?择之书》，4页。[124]《铁庵集》卷21《乡卿守》，2页；《西山集》卷15《申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251页。[125]刘克庄：《后村集》卷88《兴化军创平粜仓》，13页。[126]《后村集》卷2《小斋》，9页。[127]周必大：《文忠集》卷67《平园续稿》27，《神道碑七》《敷文阁直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汪公神道碑》，1页。[128]李曾伯：《可斋续藁后》卷6《奏乞调兵船戍钦仍行海运之策》，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