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教育教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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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_教育教学论文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对此在教学中应把握三个原则，即从“历史”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从“第三只眼”看中国，旨在拓宽历史层面，使学生把握历史规律，用新的眼光理性地审视自己，看待世界。而用此原则看待晚清中朝藩属关系的发展，会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世界意识，藩属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于2006年始在高校增设的“两课”内容之一。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了解近现代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内在规律。与初高中的历史教育不同的是，此一课程的开设，要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形成一种正确的思想价值倾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纵观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命运与世界形势息息相关。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序论》一文中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分为三个时期，“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性及“纲要”课这一独特的教育功能，决定了我们在教学中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感，使学生形成完善而正确的世界意识。而所谓历史教学中的世界意识，是指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与世界整体关系的意识，从世界的大视角来关注国家的命运，从国家的演进历程来洞悉国家的发展脉络。既从世界看中国，也从中国看世界。那么在教学中应如何培养这种意识，笔者以讲述近代中朝藩属关系的发展为例。

近代清王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在清朝皇帝的眼中，朝鲜虽列在外藩，但“世笃恭顺，虔修职贡”[1]，因此“竟与世臣无异”。[2]但1895年4月，一纸《马关条约》，则使中国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3]。在教学中，每讲于此，学生必义愤填膺，认为这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又一体现。我们理解学生这一出于民族荣誉感的个人情感的宣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放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放在中国大的环境背景中去揣度，就会对此有一个新的认识。

首先，要从“历史”看中国。中朝之间虽有宛若君臣、父子的藩属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非常松散的，完全是一种口头上的承认，属国只需要认可清廷的上国地位，而对于属国的行政、外交、司法等内政，清廷通常不加干预，也可以说清廷与属国只是在道德礼节外壳下的尊崇关系。这种松散关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藩属体制的不稳定性。所以，在近代历史上，列强入侵中国大多会选择这些属国作为其跳板。也正是源于这种关系，中国的士大夫面对属国时，大多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形成一种认识：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清廷是“抚御万邦”的使者。甚至片面地认为属国能否生存下去，取决于清朝的给予。所以当属国遭遇冲击、侵扰时，士大夫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失望、恐惧。至此，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1875年，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时，清廷对此的反应却是不予干涉。试想，自认掌握着朝贡关系支配权的一方又何惧这种关系的破灭呢！此外，向中国朝贡的国家不是固定不变的，取消一些国家与中国的朝贡关系，符合清朝的制度。所以，甲午战争，中国失去朝鲜，对国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面子”的丢失。从这个视角看待晚清中朝之间的关系，虽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懑，但似乎我们也不应该过多的苛责清王朝。其实，几千年的处置之道，又怎能立即抛弃呢！所以教学中，世界意识的培养应首先使学生明确要在“历史”中看历史。正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所说：“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来说，对另一个国家、国民的认识和理解，最终只能停留在自己所能认识、理解的范围之中。”[4]其次，要从“世界”看中国。自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拉开序幕始，弹指一挥间，西方探险家们不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而且世界五大洲相对独立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从此，东方人不再仅仅属于东方，西方人也不再仅仅拥有西方。所以，晚清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交织于一体。然而，正当殖民主义的风浪撞击着世界每一块恬静的土地之时，大清王朝依历史发展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地位，但无奈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当清朝的士大夫们捻须、踱步、捧着属国的臣服章文自诩之时，近代西方的外交法则业已形成。此后，资本主义国家“趋利逐益”的价值取向与大清王朝“以德怀柔远人”的处事原则在实际的外交运作中不断的碰撞并发生冲突。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判断孰是孰非的问题，因为双方始终站在各自的立场，以不同的价值取向，外交原则判断是非。我们也只能说，落于时势的陈迹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消除。从晚清中朝之间的藩属关系来看，面对日本不断向朝鲜渗透，清政府由最初的“不予理睬”到“以夷制夷”，再到“积极过问朝鲜内政外交”，这一系列举措，可以判定清朝对朝鲜政策调整的方向，即为借鉴国际关系法的某些条例加快中国与朝鲜属邦的融合。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清朝的做法正逐渐偏离藩属体系的轨道。以“礼”、“德”维系的藩属关系在自觉不自觉中有了“条约体系”的痕迹，清廷于无形中丧失了藩属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关条约》中宣布朝鲜独立，认为是清朝无能的体现。实际我们能够感受到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内心的纠结与不舍。

最后，要从“第三只眼”看中国。比讴歌和谴责更重要的是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在晚清中朝藩属关系的解体过程中，国人虽经历了内心痛苦的挣扎，体味了不舍的放弃，但是当我们放下感性的冲动，平静地回望这段历史，会发现这种变革带给中国的是外交近代化不可扭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外交进入国际社会，虽是从西方列强用大炮迫使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开始的，但也正是这种危亡之境，催生了中华民族的近代民族觉醒。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从南北洋通商大臣到交涉使司，晚清外交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权力分散到外交权统一集中于中央的过程，中国外交大体走上正常轨道。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开始抛弃“天朝上国”的虚梦，终于承认西方列强是平等的与国，并试图与西方国家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国家间的关系。晚清的中国政府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实践中都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

从“历史”看中国，会使我们体味先人的困顿；从“世界”看中国，会使我们理解现实的力量；从“第三只眼”看中国，会使我们感受理性的光芒。

注释：[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0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2]《清高宗实录》卷1312，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15页。

[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4页。

[4]【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