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激进分子角度看春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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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激进分子角度看春树2004年2月出版的亚洲版《时代周刊》杂志出现了一身朋克装束的春树，春树成为了美国人眼中的“新激进分子”。春树的出现为80后作家群体抹上了特殊的色彩，残酷的青春生活中掺入了朋克元素，令春树呈现出不同于其他80后作家的特征。一、新激进主义与80后文学当春树身着朋克装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美国将春树、韩寒、满舟、李杨等人代表的80后一代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联系在一起，似乎在春树等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孕育的“新激进分子”。在春树、韩寒的文学创作中，的确充斥着叛逆、性开放和违背传统价值观体系的文学描写，但这是否就等同于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垮掉一代”，需要我们稍加辨析。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新激进主义”。“新激进分子”的本质是什么？众所周知，美国是现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当首批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时，他们的目的或是逃避宗教压迫，或是为了追逐财富，其行为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激进色彩。“这种反抗压迫与不平，渴求美好生活的精神从未从美国民族灵魂深处消失过，它乃是美国社会平等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和保障。”[1]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思想慢慢发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美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以“人性”为核心的新激进运动在美国社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高潮。运动的领导者们倡导反对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建设，从主流意识形态到生活模式，所有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成为这场运动的对立面。他们似乎要在现代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建立“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其本质在于反对占据话语权的美国主流文化。这一运动的最终结局正如其荒谬的理论一般，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它带给美国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至今可以找寻到新激进主义留下的痕迹。总体而言，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激进运动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新激进运动是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形态紧密联系的，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它所批判的正是美国社会极度追求物质欲望带来的诸多问题，使得这一运动呈现出鲜明的理想化色彩。其次，这一运动针对的现实问题就是美国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中暴露的不足。但他们没有选择较为激烈的手段，而是试图以较为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另外，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冲突和宗教矛盾纠缠其中，使得新激进主义带有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当美国人试图用“新激进分子”定位他们眼中的春树、韩寒等人，表现出鲜明的文化隔膜。80后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叛逆”色彩，但他们的反叛不仅缺乏“新激进主义”运动拥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支撑，同时，春树等人反对的价值体系，表现的叛逆行为从本质层面而言与“新激进主义”运动大相径庭。以春树为例，虽然《北京娃娃》的主人公林嘉芙中途辍学，私生活较为开放，但她依旧渴望寻找到符合传统意义的“好男人”，她的埋怨、嫉恨根植于她对渴望回归的传统。当读者都沉浸在春树小说描写的“残酷”世界时，80后文学的作家们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传递着这样的暗示：“年轻者天生就应该得到年长者的宽容。”当身处成人世界的读者看到“他们叼仿奶嘴的水壶，穿婴儿衫般肥大的衣裤。你可以拒绝这样天真烂漫的孩子好吃好喝的要求吗？你会在他们叫着喊着要出名的时候给他们兜头一大嘴巴吗？所以即使他们如何不良、劣迹斑斑，成年人都能宽容甚至理解，最多只不过是半怜爱半责备地斥上一句：‘瞧这些孩子闹的。’”[2]。二、新激进分子“春树”的写作诉求作为一名被美国主流文化认定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80后女作家，春树的写作的确具有不同传统女作家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春树在承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身体写作的模式中，以更为大胆、更为直接、更为叛逆的姿态表达着自己作为80后一代渴望脱离传统的努力。其次，春树的写作在丧失了文学想象力的同时，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以碎片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彻底的零乱预示着无法改变的人生。曾几何时，在中国文坛活跃着一批以自己的身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她们当中代表者如卫慧、陈染、木子美、棉棉等。正当读者们已经麻木于“身体写作”“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的苍白、无力时，春树等一批80后作家出现了。“她们一出场就直奔‘身体’――这个曾经赋予‘女性自我解放的堡垒和最有力的武器’――但在‘少女作家’的笔下，只是尽情挥洒青春和本能的招牌，绝对不需要编制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3]对于80后作家而言，时代语境的转换已经剥离了女性作家身上的伦理枷锁。因此，在自己的写作中表现人性最为本质的欲望不再成为一种外在力量的压制，她们能够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心灵世界。美国人将春树定义为“新激进分子”，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他们眼中的80后作家表现出了超越认知模式的物化形态。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们过度使用的性爱描写令读者感到厌倦后，春树们的出现让读者意识到性不再是被作者用来表达情感的载体。因此，80后作家们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的性描写已经蜕化为彻底的功能性描绘，在她们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女性主义思潮追求“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情感定位。蒋方舟的《正在发育》、霍艳的《地下铁》中不仅有情色描写，更有同性恋等敏感话题，而春树本人在《北京娃娃》中对主人公追求欲望、渴望爱情、追逐金钱的描写在充分展现80后作家群体写作诉求的同时，为我们呈现的是绝不同于既往的写作追求。新激进分子们的写作诉求绝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受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影响的。对于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80后女作家们来说，网络媒体、纸质媒介不断向她们传递着未经筛选的海量信息。一方面，她们看到了自己生活环境之外的绚丽世界，进而产生了无限的憧憬；另一方面，现实生活的困境、挫折使得她们不满于现状，渴望用最为迅捷的方式获得人生的成功。如果说，活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一批凭借“身体写作”成名的作家仍旧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阐述完整的情节视为自己的义务，春树等人对此则是全然弃之不顾。在《北京娃娃》中，林嘉芙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更换男人、不断尝试爱情的大冒险，小说就是将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写出来；在《2条命》中，两个人生道路迥然不同的女孩唯一的一次见面就是戕杀了对方，零乱、松散的情节并不追求情感的完整。由此可见，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女性作家之所以被定性为“新激进分子”，关键是由于形式上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反叛，她们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80后的人生诉求。因此，春树们的写作诉求是披着“叛逆”的外衣进行的，并非真正意义上具有自我逻辑体系的人生表达。三、新激进分子“春树”的突围方式单纯地从写作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并不能完满呈现全部的情感诉求，因此，读者还应从身为“新激进分子”的春树们身上探寻他们的突围方式。在小说《北京娃娃》中，春树为读者讲述着80后女孩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如何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积极“突围”。林嘉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孩，她的身上有着所有普通女孩的共同的特征――爱美。她对于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一点也不喜欢，当她灰不溜秋地穿梭在这个城市时，自卑成为她心灵的天空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林嘉芙的自卑透露着她渴望获得社会主流文化认可的努力。最初，我们认为生活没有任何机会了，但后来我们意识到另类需要成长并融入社会。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我们粗糙的棱角，变成另一种场合的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叛逆”成为80后女作家重要的身份判断标准。当小说中主人公们在虚拟的社会中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时，她们逐渐从最初的不满于现状过渡到渴求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无论是春树本人走过的成长道路，抑或是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主人公们，她们在一次又一次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就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明知自己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依旧执著地前行。当我们认真审视春树的写作之后，逐渐意识到“新激进分子”的认定仅仅是针对她们在自己作品中描绘的人生图景而言。激进仅仅是她们面对人生、面对未来的一种姿态而已，她们渴望用不苟于传统的价值表达倾诉内心被压抑的情感。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以“叛逆”的标签被主流文化话语贴在了她们的身上，褪去了初始阶段的悸动之后，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人、自己的写作不能只有叛逆。因此，她们最终的选择仍旧是对于传统的回归。这一点，与美国新激进主义最终烟消云散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春树们”并不是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状态展现批判的姿态，而是面对她们所未经历的人生、社会从自我的角度展开思考。所以，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女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对这一代人追求爱情的方式、表达情感的手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所不同的是她们思维的聚焦点并不在如何去理解这个社会，而是在于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过分地看重目的导致了她们行动的盲目，所以我们看到林嘉芙大胆地追求爱情和开放的性爱观。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这个浮躁的、物质化的时代，让80后一代人逐渐丧失了在磨炼中体验生活的能力，也消磨了他们思考人生的激情。当我们审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新激进主义思潮时，那些曾经耀眼的名字依旧焕发着属于自己的灵性之光。从金斯堡到莫瑞森，再从“城市之光”到“孤独之心”。美国新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遗存令我们仰视，但春树等人的“新激进分子”身份和她们的写作是否能够达到如此的境界仍旧需要时间的检阅。[参考文献][1]吕广庆.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初探[J].江南大学学报，1991（01）.[2]任晓雯.伪另类和无痛感的一代[J].杂文选刊，2004（06）.[3]孙国亮.“身体写作”的失语及其突围的可能[J].作家，2011（08）.[作者简介]朱敏（1972―），女，陕西洋县人，陕西理工学院党委宣传部编辑，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写作及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