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列宁党报思想成因试析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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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党报思想成因试析论文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列宁在俄国独特的斗争环境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17年，他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得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使得列宁的革命理论被许多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者所接受。列宁的党报思想，也通过第三国际对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列宁的革命思想，包括他的党报思想，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他个人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不相同，他的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也颇具特色。要理解他的党报思想，需要首先考察一下他的生活环境。一、俄国和西方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参照系对列宁的影响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沙皇俄国就被视为欧洲最后一个封建堡垒，以致马恩在1848—1849年主办《新莱茵报》时两个主要斗争目标之一，就是摧毁俄国这个最后的反动堡垒。但是直到20世纪初，俄国依然在沙皇极端专制的统治下。列宁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于1870年诞生在伏尔加河左岸小城辛比尔斯克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省教育厅视察员，祖父曾是农奴，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其父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的哥哥由于刺杀沙皇而在1887年被判处死刑。列宁有条件阅读到启蒙书籍和马克思的著作，痛恨专制制度，在喀山大学读一年级(法律系)时就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开除。从那时起，他始终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和各种迫害。后来他自学四年并获得了彼得堡大学的正式毕业文凭，在地方上做兼职律师。这为他后来发挥其论辩的才华奠定了知识基础。1887年，他的中学作文中，有一篇是专论印刷术发明意义的。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证明，列宁对于新闻出版的影响力从小就有较深刻的理解。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他是在既定的前人提供的“主义”基础上，发展这种主义，而不是重新创造一种主义。因而研究列宁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回过头来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及欧洲国家，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工作经验对他的影响。俄国不仅政治上是欧洲最落后的大国，而且全国民众中的文盲数量也是最多的。虽然当时俄国已有官方报纸，但是最早面向社会发行的报刊，却不得不由莫斯科大学主办，因为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屈指可数。那时欧洲主要国家的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普选权，以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权利，而在俄国，警察密探遍布，到处都有严格的书报检查，革命政党没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人民也没有普选权。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9个代表)在明斯克召开，发布了党成立的宣言，指定《工人报》为中央机关报。但是很快，大会选出的三人中央委员会就被沙皇警察破获，《工人报》出版的努力也告失败。而那时，列宁还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列宁1895年曾在西方国家考察过四个月，那里的政治环境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经历了几年流放后，列宁于1900年流放期满回到内地。他意识到，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难以展开政治活动，也难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建党，只能首先在国外进行工作。于是他决定同年底出国与当时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合作，讨论重新建党。从那时起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其间除了1905年俄国爆发民主革命时返回过俄国外，列宁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方国家生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法国、奥匈、瑞典、波兰、芬兰等等。这些国家被列宁称为“自由国家”，尽管有时也遭遇一些麻烦，但与俄国黑暗的专制制度相比，列宁获得了在自己的祖国无法想像的广泛的活动自由，特别是新闻出版自由和通讯自由。正是这些自由使得列宁有可能以国外为稳固的基地，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1900—1917年是列宁从事政治活动的成熟期(时年他30—47岁)，这种自由的环境，与俄国形成强烈的对照，对列宁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列宁对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公开性和自由度是羡慕的，多次谈到它们。在他活动早期，尤其尊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他们的领导人物，诸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以及德国党的主要报刊，特别是理论刊物《新时代》。列宁热情地追求精神自由，具有良好的个人民主作风，以及遵循党内活动惯例的“守法”意识，除了家庭的影响外，这些个人的特征主要是长期生活在自由国家养成的。对两方面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使得列宁有可能对比不同的政治环境，得出适合不同环境的政治斗争策略。他在比较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斗争环境时就指出，在前者，可以展开“广泛民主原则”，其特点有二：“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他写道：“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1](P131-132)。而在后者，只能艰难地存在秘密组织，“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P132)。因此，列宁关于俄国党报的理论和工作原则，总是与俄国的环境相联系的，如果脱离俄国的具体环境，他的某些观点或说法，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有些难以理解。列宁不得不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他处理国外党内的事务和在国内解决一些私人事项时，是十分民主的或宽容的。这是他个人民主作风的体现，是他的很真实的一面。但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时，环境迫使他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又必须采取一些“专制”式的做法，包括党报事务。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具有数百年专制传统的俄国处理国务，许多具体问题不采用同质异构的专制措施是不可能即时解决的。在不习惯于民主讨论的环境中，民主讨论带来的往往是无休止的争吵和党同伐异的小动作。这种矛盾着的现象，使得列宁常常处于民主的主观意识和实际采取的专制措施的夹缝中。我们可以从列宁的一些信件的字里行间感受他的无奈和苦恼。他清楚地感受到存在着矛盾，并且努力从制度、观念上让社会和党内逐渐习惯于在国家法治和党内法权的范围内解决问题。但列宁生命的最后几年，苏维埃俄国百废待兴，无数内外矛盾交织，他必须处理的眼前事务远远多于未来的法治建设。因而，考察列宁的党报思想，需要从大量的关于眼前工作的论述和少量的体现他对未来设想的论述或做法中把握他的思想。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军事共产主义试验、苏维埃国家面临白卫军的叛乱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工作重心经常变动。研究这个时期列宁关于报刊和新闻政策的论述，更需要考察论述的背景。例如，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西方新闻政策的论述，主要以赞扬为主；在十月革命后，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对苏维埃的大规模的造谣诽谤，列宁对西方自由国家新闻出版政策的批判成分大大加重。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在于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只引证他某个时期的某句话，可能会出现片面性。二、俄国工人政党的活动特点和列宁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特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来属于第二国际的一个党，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与第二国际主要的工人政党有各种联系。因而，该党早期的组织结构与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形式上相近，所获得的关于“党”和“党报”的观念也与它们相近。但是，俄国党的组织经常遭到沙皇警察的破坏，其成员不得不总是处于秘密的小组活动的狭小范围，特别是那些被迫到国外活动的小组，在失去一致对敌的环境后，更容易形成相当狭隘的派别。恩格斯晚年与俄国社会主义者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他很快就发现了俄国人的这一特点。他在1890年给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写信时指出：“我知道西欧少量俄国侨民中正发生什么样的运动。大家相互认识，互相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敌对的，所以，必然伴随着分歧、分裂、论战的整个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质。这是所有政治侨民所特有的情况。1849年至1860年这段时期我们也经历了这些情况。但是我当时确信，党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首先超脱这种私人恩怨局面和不受这些纠纷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党比其他政党有很大的优越性。你们越是不受这些微不足道的刺激所牵动，你们就越能积蓄进行伟大斗争的力量和时间。……要让西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刊物都不向你们的俄国对手开门是不行的。如果俄国运动能够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而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从而有利于阴谋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诡计，难道俄国运动本身不会赢得胜利吗?”[2](P388)在列宁作为后生晚辈参加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活动中的时候，由于党实际上名存实亡，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一党内派别斗争交错复杂的局面依旧。把至少一半的精力放在与党内派别而不是与敌人的斗争上，这可能是列宁从事的党务的特征之一。他的论著的相当部分是在与非布尔什维克的派别进行斗争，不断地批判他们，从组织原则、策略原则到抽象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目的绝不是要制造更多的派别，而是为了党的政治统一，克服派别而服从于共同制定的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因而，列宁的党报思想，相当程度上是在与其他党内派别斗争时论述的。列宁本身也站在一定的派别上，这就是自1903年党的二大上形成的布尔什维克派(意即多数派，相对的便是孟什维克派，意即少数派)。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派别在主要问题上，代表了正确的立场，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得较为成功。而孟什维克在组织原则上坚持的基本是第二国际的组织惯例，没有考虑俄国不存在政治自由这一重要的背景条件；在行动方式上，他们太习惯于“自由”的小组活动，而忽略了这些小组已经属于一个直接向敌人进攻的党。正像恩格斯说的，西欧各国工人政党的早期，在没有获得政治自由、遭受迫害、被迫流亡的情况下，党内的派别争斗甚至超过了共同的对敌斗争。西欧各国政治自由的基本实现，使得领袖们的一切观点和个人的优缺点得以公开，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下，派别争斗大大减少，即使存在党内派别，通过公开辩论也容易解决问题，党的领导人之间自然存在的不同意见通过开诚布公，多数可以达到协调一致。然而在俄国，专制制度太强大了，如果秘密存在革命政党，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小组活动上，而且观念上坚持小组习气，那么俄国革命永远不会成功。各个分散的小组必须重新组织成为一个党，一个有正确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行动一致的党。于是，在《火星报》时期(1900—1903年)，列宁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的名称，写作了一本政论小册子《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集中的战斗组织、专业化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因为对于俄国革命来说，无产阶级没有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当时也没有议会斗争的场所，那么结果就如列宁在另一本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所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3](P415)他甚至借用阿基米德的话语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P121)所以，当我们理解列宁关于党报性质、作用的许多论述时，需要考虑与之相配的党的组织结构。这种关于党的理论，适合当时俄国的环境，是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面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列宁逝世后的当年，斯大林将它总结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是否得当，这里无法展开，暂且不论。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缔造者出现的，他们是思想家，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党的具体的组织者。而列宁是作为小字辈参加俄国革命的，他不可能像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那样较为超脱，主要从事著述工作。列宁不得不从事许多琐碎的党务和党报的编务，只有很少的时间(例如在年轻时写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专著，1916年写作《哲学笔记》)从事过学术性质的研究，因而他主要是职业党务工作者、政论(特别是党内政论)作家、国务活动家(主要在生命的最后六年)。这种情形使得他的许多论述带有较明显的实用特征，或用于即时的鼓动、反驳，或为了强调某一点而暂时忽略其他，此一时彼一时。必须更多地与实际环境相联系来理解他的论述，从总体上来体会他的思想。否则，在有些问题上，会有一种不同时间、地点的论述相互矛盾的感觉。一般来说，列宁的思想总体上是前后一致的，只是因为他是现实的政治活动家，多数情况下不是作为思想家在论证问题，才造成这种感觉。转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到30岁就已经以他们的著作《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等闻名于西欧各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界。关于他们的思想发展和理论的要点，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自己总结概括了出来。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只是国际共运中一个不大重要国家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很快成为世界公认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但是革命成功后极为繁忙的国务活动，使得列宁很少有时间来系统概括自己的思想发展和理论要点。他的溘然长逝，使得列宁的思想，包括他的党报思想，是由他的后继者论述的，没有他本人总结概括的依据。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论述长期以来又只有一种钦定的意见，排除了其他的理解。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研究列宁的党报思想时，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依据列宁本人的论述并结合当时的背景来全面理解。对于现在列宁著作中编者关于某些事件和人物的注释(主要根据前苏联的材料)，要带上批判的眼光，因为它们的表述不是客观性语言，带有较强的褒贬色彩。列宁的个人性格特征更适合做现实问题的高明的政治家，他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写东西很快，具有组织者和鼓动家的天分，能够迅速处理棘手的问题；他爱憎分明，好激动，在激烈的论战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容易偏激，但是冷静下来后对事对人的判断则较为全面和宽容。他十分注意学习，这可以从他的许多读书笔记中感觉到，但是繁重的工作使得他难以长时间静下来从理论上研究问题。因而，列宁的著作带有论辩家的机智和滔滔不绝的鼓动色彩，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理论著作那样严谨。因而，对于他通过一系列著作、文件、信件表达的党报思想，不宜只就某个比喻、某个词或半句话来反复捉摸，而应从整体上来理解和把握。三、列宁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主要表现为党报思想由于列宁生活在俄国极端专制的环境下，那里没有供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任何政治手段，公开出版的报刊，不是官方的，就是依附于官方认可的党派的，而且书报检查横行，因而列宁不能屈从于那些官方的或半官方的报刊的观点，在上面发表文章。他也不可能通过为这类报刊撰稿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这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其他西欧国家工人政党的领导人那样，可能通过为非党的社会性报刊撰稿而达到宣传目的。他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前的1895年，曾在地方性报纸《萨马拉新闻》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是他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不得不秘密存在，为了划清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党内明确规定党员不得在政治上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工作。虽然允许为了挣钱参加报刊的非政治部分，但是这个界限是较难区分的。在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揭露和批评对方成员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工作，成为一种主要的指摘由头。由于有这种规定，列宁后来写的文章，均发表于党的报刊(包括少量其他欧洲国家工人政党的报刊)，他主编的党的报刊和他个人，除了发表批判资产阶级报刊的文章外，与资产阶级报刊几乎完全没有媒体间或人员间的接触和交流。因而，列宁不可能系统论述俄国和西欧一般社会性报刊的工作特点。列宁在党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均不是新闻，几乎全部是政论，或涉及党内斗争，或涉及正面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或是批判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的论点。他所写的小册子，也均是关于党内思想斗争或国际形势分析方面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刊写的文章中，至少半数是新闻。列宁创办的报刊，全部是党报党刊，总数有40多家，远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要多。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这些报刊的存在时间通常较短，被封闭掉一家，就改换名称再创办一家；在一个地方被查封，就到另一个地方再创办。但是，他为之撰稿的报刊，也大概是这么多家，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为之撰稿的报刊有200多家，而且其中多数是非党报刊。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思想家，他们有机会更多地从宏观层面讨论世界交往、世界贸易，这种探讨没有国界的考虑，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思考。列宁主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活动家和党的报刊的职业编辑(十月革命后多次填写表格职业栏时，他填的是“记者”或“著作家”)，他面临的具体问题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得多，他只有较少的机会从世界角度探讨问题，诸如帝国主义问题，大多数时间要与各种党内的派别进行斗争，与沙皇政府进行斗争，因而讨论的主要是俄国党和俄国自身的问题。鉴于以上原因，列宁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主要是党报思想，在这方面他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报理论。但是从宏观层面探讨人类的新闻传播、一般意义的信息传播很少；在俄国这个传播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他也无暇关注世界层面的传播技术革命问题，只在晚年的百忙之中，关注过俄国的广播，论述也限于只言片语。列宁一生都在从事党报工作，这种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即是党的宣传工作的最重要的部分。因而，列宁的宣传思想是融合在他的党报思想之中的，很难完全将宣传思想从中分离出来。列宁是出色的党报主编，党报中同样也有大量的新闻通讯，他虽然没有像记者那样直接采访和撰写过新闻，但是每天要处理潮水般涌来的关于工人生活和斗争的新闻稿，他对新闻本身是非常熟悉的，只是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使得他无暇专门研究新闻的传播。他对报纸的编务和经营也非常熟悉，善于与报纸的通讯员建立亲密的联系，在这方面，他的一些论述也是富有创造性的。为了了解列宁，从1902年的一段他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创办公开的新闻性报纸的条件的论述，可以展现他对新闻行业的熟悉程度：“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册子上)谈城市的和国家的事情，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并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就需要专门的作家、专门的通讯员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组成的大军，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到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密’(俄国官吏常以知道这种机密自傲，而且随便泄露出去)，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我们这个反对任何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政党，能够而且应当去寻找、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去作战——但这一切都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1](P141-142)这是列宁的设想，当然，当时的俄国党完全不可能拥有这样庞大的职业记者队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才要强调将为数很有限的这方面的人才集中起来，让他们成为职业革命家，通过高质量的党的中央机关报来宣传党的纲领和策略。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列宁具有俄国特色的党报思想。回顾列宁生活的时代对他新闻和宣传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个人这方面的思想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些特点：——非常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党报工作，在党报理论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坚持党报正确的办报方针。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他把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保证党报理论上正确，看得高于党的组织程序，要求党的领导人和编辑部都必须遵循党的纲领和策略。同时，他很善于运用灵活方式方法，尽可能多地团结党内同志一道工作，这可以从十月革命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集体的构成，看出他的宽容精神。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都曾在党报工作方面与列宁的意见相左，但是这些人后来都在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岗位上。——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接近报纸通讯员、了解下情的内在动力。列宁长期在国外主编党报，他最为痛苦的事情就是无法全面了解国内工人运动的真实情况。因而，每当遇到从国内来到编辑部的同志，他都要与之长谈。这种党报的编务环境使得列宁养成了通过报刊了解下情的工作习惯，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关于党报群众工作的论点。——无时不刻地考虑到苏维埃报刊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列宁十月革命后成为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国务活动家的责任意识使他必须考虑“生产建设”这个任何国家存在的前提。他竭尽全力地与各种貌似革命的论点或派别进行斗争，促使苏维埃的各种报刊在内容和内部运作方式上都能适应新的环境。【参考文献】[1]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陈力丹.列宁论党报和党性[Z].新闻学研究资料，1983，(3、4).[5]夏鼎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报刊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6]吴庭俊.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7]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Z].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8]陈力丹.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9]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0]藤井一行.社会主义与自由[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11]卢森堡.论俄国革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2]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M].北京：三联书店，1958.[13]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三、四卷[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15]苏共决议汇编：第一、二分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6]可利列夫主编.列宁年谱：第1—4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4.[17]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18]邦契—布鲁也维奇.忆列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20]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N].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