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并济遏制社会狠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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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并济遏制社会狠化如火的七月，一连串暴力凶杀案炙烤着人心，远比炎热的天气更让人不安。首都机场爆炸案、大兴摔死婴儿案、西城家乐福杀人案、朝阳大悦城恶性杀人案、深圳罗湖杀人案、东兴计生局砍人案……密集发生的凶案表明，社会底层流动着暴戾之气，找到一个出口便冲决而出，使无辜者遭殃，使目击者恐慌——大众传播时代，每个人都是凶案的目击者。透过这些案例，不难看到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狠化”的倾向。这种狠化一方面表现为戾气的一触即发，夺人性命；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一部分大众舆论对实施暴力者的同情。回想一下，药家鑫、杨佳、马加爵都曾收获过这种同情，这一次是冀中星。不论出于何种苦衷，违法者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受到惩罚，这是良治的底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绕过汹涌的激流，追问悲剧的根源，它甚至比惩罚本身更为重要。除了难以规避的肇事者为精神病人等意外因素，社会狠化有更为深远的政经背景。在经济发展方面，强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漠视了基层民众的权利。在社会治理方面，过去若干年，中国基层政府以公安武警为后盾，以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网格化管理为保障，以治安队和受委托执法的城管为先锋，构筑起一张刚性维稳的铁网。在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高发、治安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保持一定的刚性压力有其必要，但这刚性绝不应当是暴力治理的刚性。当东莞治安队员的铁管砸向驾驶“摩的”的26岁山东青年冀中星时，便是种下了暴力反抗的因子。暴力治理的凸显更映衬出了法治刚性的不足。受害者若能够通过司法获得公正，戾气就有机会消除，遗憾的是，现实中充斥着司法不作为或司法乱作为。冀中星一开始就是诉诸于司法，但被判败诉。而接下来的上访更非坦途，被部门之间踢皮球——治安推到刑事，刑事推到交通（警），交通（警）说这明显是伤人案件，不归他们管，致使冀中星绝望。法治失守加上作为权利救济补充手段的信访失效——本应纾解矛盾的两大体系未能健康运转，将当事人推至私力救济甚至血亲复仇的极端。反观热闹一时的唐慧案，与其说是法治的胜利，不如说同样是私力救济的胜利。唐慧的维权手段堪称激烈：组织50余人围攻派出所逼迫其羁押无辜者王某；法庭上追打被告律师；用高跟鞋殴打被告；两次滞留法院超过15天。激烈维权最终影响了司法判决的结果，唐慧每闹事一次，司法就后退一步。唐慧之所以如此激烈，又与司法不作为有关，她“以死相逼”才换得最初的立案。于是，基层矛盾似乎呈现这样一种危险：谁权力大，谁“狠”，谁就赢。如果访民有唐慧那样的“狠”劲，再能吸引舆论的围观，那么一介平民也可能战胜强大的政府。可以说，唐慧抓住了制度的漏洞，也掐住了司法的“七寸”——“维稳”是地方最大的政治，具有一票否决的权重。人类文明的进步正在于用制度文明替换霍布斯所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避免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反过来如果法治失去了刚性，我们也可能重回那个冰冷残酷的时代。法治失去刚性，丛林法则必将沉渣泛起，社会狠化不过是其自然的恶果。这个夏天一系列的恶性案件进一步表明，遏制社会狠化，除了建立更为公平的发展模式，当务之急必须以法治的刚性代替暴力治理的刚性。这一方面需要消弭暴力执法，使城管和治安队在法治规范下运行——如若不能，则请取缔；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司法的独立性，使其摆脱来自行政或者舆论的干扰。法治刚性需确立，亦应放手创造社会的柔性。在社会主体多元化的今天，维护社会稳定并非政府一家之责，也非政府一家力所能及。政府应当学会放权于社会，激活社区的自治功能，使各类社会组织发育壮大。当社会的细胞足够丰富而活跃，它们将减轻政府的负担，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共治。社会发展的最大目标，是将边缘人群纳入到主流人群当中，最大限度避免出现社会的失败者。同时，也是用慈善救济兜住良治的底线。试想，如果冀中星在身体残疾之后能够得到社区或社会组织的援助和救济，哪怕多一丝温暖，或许也能让他在引爆炸弹前不那么毅然决然。法治的刚性与社会治理的柔性相辅相成、刚柔并济，方能阻止社会的进一步狠化。火的七月，一连串暴力凶杀案炙烤着人心，远比炎热的天气更让人不安。首都机场爆炸案、大兴摔死婴儿案、西城家乐福杀人案、朝阳大悦城恶性杀人案、深圳罗湖杀人案、东兴计生局砍人案……密集发生的凶案表明，社会底层流动着暴戾之气，找到一个出口便冲决而出，使无辜者遭殃，使目击者恐慌——大众传播时代，每个人都是凶案的目击者。透过这些案例，不难看到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狠化”的倾向。这种狠化一方面表现为戾气的一触即发，夺人性命；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一部分大众舆论对实施暴力者的同情。回想一下，药家鑫、杨佳、马加爵都曾收获过这种同情，这一次是冀中星。不论出于何种苦衷，违法者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受到惩罚，这是良治的底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绕过汹涌的激流，追问悲剧的根源，它甚至比惩罚本身更为重要。除了难以规避的肇事者为精神病人等意外因素，社会狠化有更为深远的政经背景。在经济发展方面，强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漠视了基层民众的权利。在社会治理方面，过去若干年，中国基层政府以公安武警为后盾，以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网格化管理为保障，以治安队和受委托执法的城管为先锋，构筑起一张刚性维稳的铁网。在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高发、治安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保持一定的刚性压力有其必要，但这刚性绝不应当是暴力治理的刚性。当东莞治安队员的铁管砸向驾驶“摩的”的26岁山东青年冀中星时，便是种下了暴力反抗的因子。暴力治理的凸显更映衬出了法治刚性的不足。受害者若能够通过司法获得公正，戾气就有机会消除，遗憾的是，现实中充斥着司法不作为或司法乱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