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往何处去？文化研究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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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往何处去？_文化研究论文作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先锋学术论丛"之一的《文化研究》，在新年之初推出了它的第三辑，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便引起了学术界以及传媒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多方面的好评。日前，该丛书编委会成员以及部分在京著名学者齐聚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会议室，就如何进一步办好《文化研究》以及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与对话。座谈会由史建、金元浦、陶东风主持，王宁、陈晓明、王逢振、罗纲、曹卫东、周小仪、汪民安、詹杭伦、廉静、齐大任等在京学者与会。在中国，文化研究可以说正是方兴未艾。就目前学界的反映来看，显然它已从不公正的漠视、疑虑、指责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真正走向本土理论学派的主体性与民族性的诉求。毋庸讳言，文化研究的发源地是西方，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觅到了其理论的奠基石之后的半个世纪，文化研究真可谓席卷全球，影响斐然。文化研究自其诞生之日始，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对象、方法都体现了极强的多元性，但它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的学术品格，并由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而获得了其生命之源。作为对于西方上个世纪初开始的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的一种理论反拨，文化研究之命意无非是从语言牢笼这一自设的学术阀限中突围，它超越了文艺自身的视野，视文艺为文化实践之一种，并与人类当下生活及文化消费相关联。一直反思自身理论停滞不前，致力于理论主体性建设的中国文艺学正是由此选择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理论创生点，对阐释中国现实充满焦虑感的中国学人也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当前，文化转型大背景下的中国学界也面临着一个学术转型的问题，即思想和知识范式的转型。在文艺学界，文化研究的大行其道其实正是自觉地承担了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中介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直面文化研究的冲击已经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文艺学主体性、现代性建设的学人的首要问题。文化研究将走向何方？前景是黯淡还是辉煌？这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必须为自己乃至学界先行解答的问题。《文化研究》的编委们的讨论显然说正是对此问题的最好回答。从大学、传媒、乃至出版界反馈回来的信息说明，文化研究在国内走向深入已是不争的事实。与会者就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未来走向可以说达成了某种理论共识，即必须强调原创性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生活的个案研究，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野之下，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并指出，更为迫切、重要的是，文化研究为了自身理论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在培养新的学术队伍上要做细致耐心的工作。《文化研究》主编之一的金元浦首先发言，他简单回顾、总结了自创刊以来的经验，并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品格作了概括，将本次座谈会的主旨归纳为两个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办好《文化研究》这份刊物？作为一种处于整合状态中的新的学科，"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如何？他认为当代社会科学与哲学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转向"，一整套新问题伴随着旧问题的消隐而凸显出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绝非简单的理论挪用，而正是基于本土的文化等转向的内在要求。新问题的发现需要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支持，文化研究的"当下性"与"批判性"品格使它有能力来承担阐释中国的重任。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的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的学理梳理。尤其需要重视对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个案分析，对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现象进行观察与批判性解读，正是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之一。中国的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而非故弄玄虚地大搞理论的花架子。陶东风接着作了补充发言，强调办刊初衷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回应，也是对新的学术研究范型转换的探索。他认为刊物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扣紧社会生活，关注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关怀、批判现实。这也是刊物强大生命力之所在。而宏观理论与微观案例研究的结合，应当成为《文化研究》继续抓好的特色。应继续加强学术规范的追求，鼓励稿件的独创性研究。他指出，关注中国现实，而非简单介绍国外的理论和学术，是中国学者独创性的源泉。冷战之后的全球化的发展凸显了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在更加广阔的世界文化结构之中才能够还其本来面目。世界上没有任何中性的学术与文艺观念，观念背后隐藏的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霸权关系。因此，中国学者的立场问题是关键之所在。接着有学者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作了理论概括，王宁与陈晓明的发言相得益彰，分别从国际背景与本土化的角度作了总结。王宁认为当前对文化研究的状况进行理论概括非常必要。文化研究已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中国的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引进阶段，主要是1993至1995年，属于概念引进时期；其二是树立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的阶段。中华文化圈的文化研究有三个组成部分：台湾以东亚文化研究为旗号、香港以岭南大学、香港大学为中心，注重个案研究；大陆的文化研究则以理论探讨以及中西方对话为侧重点。其三便是走向世界的阶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阶段又可以分别概括为后现代语境、后殖民语境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陈晓明着重谈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他从大学体制的发展、学术转型以及新的知识增长点等角度对文化研究的兴起作了分析。认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日益形成的固定概念、叙事方式、文风、术语等在大学知识转型的背景下已形成自己的优势，同时也表现出一代中青年学者在语言规范，学科重建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因此，在对经典文本的介绍，学术方法和学术方向的重建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学科一起，共同成为了历史的承担者。其次，部分学者就文化研究如何走向深入的问题进行了对话。王逢振认为《文化研究》与西方文化研究的重大区别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蓬勃兴起与中国的社会现状，大学教育、文化现象的巨大变化有密切关系。文化研究不应只是单纯对西方理论的引进，而是对目前文化现象的有意识介入与参与。（可以介入到大学教育机制、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等等文化现象中去）介入社会文化的现实，是从文化角度干预社会，是介入社会问题，因此不必拘泥于学科的限制。认为诸如教育问题，生态问题，边缘文化（如被压抑状态下怪异心理的研究等）、文化机制等问题均可作为焦点话题推出。周小仪表示非常认同《文化研究》的选题、关注点，认为它所发表的文章大多具有关注现实、批判现实、浸入现实的特点，坚持宏观理论探讨与微观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办刊原则，增加了学术含量。他强调应当将中国学术放入世界范围内探讨，在理论框架上推动知识的进步。学者们在如何培养文化研究的新生力量这个话题上的讨论犹为热烈。他们普遍对目前正处于学习阶段的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寄予了厚望。罗纲强调"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本身就是文化参与者的青年学者和学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的快速介入可以使"文化研究"中的个案分析更为鲜活，他们对学术陈规的突破也可以使"文化研究"更具有生命力。因此，希望《文化研究》能够加强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和催生，在刊登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培养自己的学术队伍。金元浦同样强调了培养学术队伍的重要性，并呼吁与会学者积极荐稿，主动发现、培养本专业的可造之才。汪民安则从知识增长与学术转型的角度论述了文化研究盛行的不可逆转，并强调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机器，文化研究是作为旧有学术规范的一种突破力量而出现的。它拆毁旧的学术机器，同时又生产新的东西。《文化研究》要进行再生产，一方面是生产"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培养青年学生的理论兴趣，生产出一批新的文化研究者是它的重要任务。此外，与会者就如何进一步办好《文化研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在加强刊物的学术规范方面，提出实行匿名评审制度，力争使《文化研究》办成期刊。注释、引文等体例方面尽量与国际刊物接轨；在办刊方式上，认为应积极同港台学术同行、出版界合作。探讨资金运作、稿酬制度改进的可行性办法，另外，大家也对刊物的内容改进提出了宝贵意见，如继续加强贯彻创刊之初的"顶天立地"之用稿原则，理论文章需强调独创性，个案分析则应以视角独特、关注现实。努力做好个案研究、历史研究的重新发掘以及学科转型的要害处的切入等等。由于与会者大多是文化研究的关注者、实践者，分别来自清华、人大、北师大、首师大等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文艺研究》、《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教育报》等相关学术媒体，他们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文化研究在大学、研究机构、出版媒体的现状，并必将对文化研究继续走向深入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