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成书考辨古代文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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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成书考辨_古代文学论文【内容提要】《文选》并非是先纂长编再行选编的两阶段成书的总集，《文选》实为据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而成的再选本，且《文选》所选多为历代公认的名作，故《文选》成书殊非难事。昭明以一人之力，再辅之若干助手，即可迅速纂成此书。【关键词】《文选》成书考辨一朱彝尊《文选》成书两阶段说辩《文选》编纂涉及《文选》的成书过程，论者若忽视《文选》成书过程之考辨，则极难讲清《文选》的编者问题。昭明《文选》的成书过程，《梁书》、《南史》无载，唐人李善与五臣为《文选》作注亦未涉及。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与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语涉刘孝绰与何逊，但并未涉及《文选》的成书过程。最早涉及《文选》成书过程者却是《文选》成书千余年之后的清人朱彝尊（1629—1709）。朱氏《书〈玉台新咏〉后》曰:昭明《文选》初成，阅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朱氏此论前两句与末一句，出自宋人吴《宋本韵补·书目》:“《类文》，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本朝陶内翰榖所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间两句“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出自昭明《文选序》，本与《韵补》所言毫不相干，但经朱氏贯通相联，罗致因果，则先撰资料长编，再行删选定稿即成为《文选》的成书过程。朱氏此说，干系甚大。若此说成立，则千卷长编，必假手于人而绝非昭明一人可成。故先成长编，再行删选之《文选》成书两阶段说的面世，为《文选》成于昭明诸学士之手制造了证据①。后之论《文选》编者系成于诸学士之手者无不征此为据。《文选》作为一部自周秦至齐梁，选录作品达七百余篇的选集，若真如朱氏所论先成长编，再成选集，则其非昭明一人之力可成，几乎可不加论证而成立。故《文选》的成书过程与《文选》的编者关系极大。某些研究者正是从成书过程论证《文选》的编者问题的，故论及《文选》的编者问题绝不可忽略对《文选》成书过程的考辨。笔者以为:朱氏此说，疑窦不少。第一，吴氏《韵补》曰“或云”，明告此仅为传言，可信度若何，实难判断。吴氏生当两宋之交，如吴氏尚可目睹梁代昭明所编千卷《类文》，《隋志》、两《唐志》当著录此书。今考《隋志》未著录《类文》，两《唐志》著录庾自直《类文》三百七十七卷，《宋志》亦著录庾自直《类文》三百六十二卷。庾自直乃隋人，《隋书·文学·庾自直传》:“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后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载露车中，感激发病卒。有文集十卷行于世。”《北史·文苑·庾自直传》与《隋志》所载无大异。《北史·文苑·虞绰传》尚载庾自直任著作佐郎，并与虞世南、虞绰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两《唐志》、《宋志》著录之庾自直《类文》三百余卷，但此与《韵补》所言之《类文》千卷相距甚远，故两《唐志》、《宋志》所载庾自直《类文》与《韵补》所载《类文》当非一书。且隋人庾自直《类文》更不可为萧梁时昭明集撰《文选》之资料长编。以今传史志目录所载，《韵补》所言《类文》无考。另，《宋本韵补》明言“本朝陶内翰榖所编”，陶榖为宋人，其编集虽不排除据前贤遗文所编之可能，但断言此书为昭明所集，似嫌武断。第二，《文选序》所云“略其芜秽，集其清英”，道出《文选》选录作品的筛选原则为“集清英”、“略芜秽”，但《文选序》并未明言据何而“集清英”、“略芜秽”。其中，固有朱《韵补》所言据《类文》千卷资料长编进行“集”“略”之可能，亦有据前贤时贤总集“集”“略”之可能。岂可因“集其清英，略其芜秽”而断言必据资料长编筛选?萧统选编《文选》的萧梁中期，先贤总集已大量问世，此为据他人所编总集进行再筛选提供了可能。作为朱氏说之重要补充，论者或引《文选序》如下一段，作为《文选》成书两段说之依据: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余监抚余闲”数句，笔者以为未可视为萧统为编《文选》而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作品，进而将其视为《文选》撰编第一阶段的注解，只能理解为萧统酷爱文章，阅读广泛。“历观”、“泛览”，仅为概说，并非有目的之选文。唯其酷爱、欣赏文章，故痛感于“缥囊”“缃帙”中“集清英”、“略芜秽”之重要。自清代阮元集“学海堂”诸生始为《文选序》作注及章句以来，各家章句《文选序》者，如周贞亮、骆鸿凯、屈守元诸先生，无不将此段视作《文选序》中萧氏自明选编《文选》之因，从未有将其视为自明选编《文选》之资料长编者，甚当。独言此段乃萧统自明《文选》选编之第一阶段，窃以为非原文之意。要之，朱氏《文选》成书两阶段说未可成立。二南朝总集编纂多据前贤总集再编纂论（一）南朝总集据前贤总集抄撰编纂例《文选》卷四十七史岑《出师颂》作者史孝山下李善注曰:“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莽之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胡克家《文选考异》曰:“陈云‘孝山’当作‘子孝’，是也。各本皆误。”陈，即清人陈景云，陈氏据李善注作出此校。故据李善注可知汉代曾有二史岑，一位当王莽末，字子孝;一位当东汉人，字孝山。晋挚虞《文章志》，宋刘义庆《集林》，南齐王俭《今书七志》均将史孝山的《出师颂》误载于史子孝名下。挚虞《文章流别集》、刘义庆《集林》又将《和熹邓后颂并序》误载于史子孝名下。其实，这两篇作品的作者、时代并不难辨明。《出师颂》有“历纪十二，天命中易”之句，李善注曰:“《汉书》曰，汉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也。”善注所释极是。既言“历纪十二”，必为东汉之作无疑。《和熹邓后颂并序》所颂扬的和熹邓后，为东汉和帝之后，其为东汉人亦必无疑。作为西汉王莽末的史子孝，绝不可能写出歌颂东汉和帝皇后之兄邓骘的《出师颂》与歌颂和帝皇后的《和熹邓后颂并序》。因此，诸集所载并误。晋挚虞《文章志》、《流别集》，宋刘义庆《集林》，南齐王俭《今书七志》所收同误，颇值深思。若刘义庆编纂长达二百卷的《集林》（《隋志四》）时，先编长编，再成总集，当不会犯挚虞之误。总集类的《集林》与目录学著作《今书七志》同误，只能说明后出的总集与目录学著作当据前贤总集选编或著录而成。即挚虞误编于前，刘义庆《集林》、王俭《七志》承误于后。刘义庆、王俭编纂、著录汉魏晋作品，当皆参考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挚虞《文章流别志》误判《出师颂》为西汉史岑，《文章流别集》又误载《和熹邓后颂并序》为西汉史岑名下，刘义庆纂集《集林》，王俭撰写《今书七志》，又循挚虞之误，造成以讹沿讹之势。刘义庆《集林》，《隋志四》著录为一百八十一卷，小注曰:“梁二百卷。”可见，《集林》部帙极浩。如此部帙的总集尚不采用朱彝尊先纂长编再行选编之两阶段编纂法，萧统《文选》，区区三十卷，不仅无法与《集林》相抗衡，且无法与梁代尚存六十卷（《隋志四》）的挚虞《文章流别集》相颉颃，故萧《选》编纂更无必要采用两阶段选编法。（二）南朝选集据总集抄撰例魏晋南北朝为总集编纂的高峰期。此期总集编纂的显著特点为数量众多，某些作家甚至一人可编纂数部总集。如谢灵运即编有《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回文集》十卷，《七集》十卷（均据《隋志四》）。钟嵘《诗品序》称:“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曾无品第。”可见谢灵运确曾大量搜集并编纂了《诗集》。谢灵运除《赋集》、《诗集》、《回文》、《七集》之类大全集式的总集外，尚纂编《诗集钞》十卷，《诗英》九卷（小注“梁十卷”）两种诗歌选集。但是，以大谢四十余岁的生涯，完成上述众多总集的编纂，还须完成《诗集钞》之类的选集，如皆准朱彝尊先纂长编再行选编之例，则穷大谢一生亦绝不可能完成。《诗集钞》之著录在《隋志四》中紧接于《诗集》之后，《诗英》又位次《诗集钞》之后，可见，这两种诗歌选本当为大谢据其所编《诗集》的再选本。同理，《隋志》著录的无名氏《赋集钞》一卷，当亦是大谢《赋集》的再选本。谢氏所编《诗集钞》尚属据个人所编总集进行再编选之例，实际上还有不少选集（包括《文选》）为选编者据他人所编总集进行再选编者。首倡此说者为日本学者冈村繁②。冈村繁认为:《隋志四》在著录刘义庆《集林》之后紧接着著录了无名氏《集林钞》十一卷，另著录沈约《集钞》十卷，小注曰:“梁有《集钞》四十卷，丘迟撰，亡。”另著录无名氏《集略》二十卷。揆之《隋志》体例，可推知《集林》后著录的《集林钞》诸作当为《集林》的再选本。《隋志四》尚著录南齐孔逭《文苑》一百卷，紧随其后著录无名氏《文苑钞》三十卷。揆之上例，《文苑钞》当亦为《文苑》的再选本。中国学者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在论及《文选》的编纂时，亦以挚虞《流别集》与此后出现的其它总集为例，推论《文选》为再选本。所不同者，力之此文并未详引《隋志》著录为例，但其总括之言，当亦认为《文选》为据前贤总集的再选本。这种现象并非是个别现象。即以著录上述诸作的《隋志》而言，亦非唐初史家完全据唐初宫廷藏书逐一著录，而是抄录了大量前贤的目录学著述。《隋志四》在总集乐府歌曲之属下以小注的形式著录了谢灵运《回文集》十卷，无名氏《回文诗》八卷，苏蕙《织锦回文诗》一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曰:“案此《回文集》三家在梁代书目自为一类，而乃杂置之乐府歌诗类中，又不与前《五岳七星回文诗》为伍。盖当属稿之时，唯取诸家书目节节抄入，于前后流别部居，未尝措意及之也。”（《二十五史补编》本第852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姚氏所言极是。《隋志》将此三部回文诗著录于《乐府歌辞钞》等九部总集之后，显然错置。因《隋志》在此前曾著录过《五岳七星回文诗》，此三部回文诗未能一并著录于《五岳七星回文诗》之后，却著录于乐府诗之末，明显有误。“属稿之时，唯取诸家书目，节节抄入，于前后流别部居，未尝措意”正是对此现象的最好说明。《隋志四》于此小注之中，又著录《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木连理颂》二卷。姚氏《考证》曰:“案此两书前已附注于《靖恭堂颂》一卷条下。此复重出，岂前所云梁有《七录》，此梁有又一《七录》欤?是亦足证注梁有者不尽《七录》一书也。盖梁有书目有以颂一类列封禅文之后者，如前所载是也。又有列于回文诗之后者，则此所载是也。诸家部居不一律，故本志抄取亦两歧。”姚氏考证颇精。《隋志四》此前已著录《靖恭堂颂》一卷，小注曰:“梁有《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木连理颂》二卷，太元十九年群臣上。亡。”揆之《隋志》体例，《颂集》与《木连理颂》已经著录，此处不当重加著录，但《隋志》却于总集乐府类中再次以小注形式著录了这两本书。此条再次说明《隋志》并非逐一据唐初宫廷现藏藏书进行著录，而是抄纂前贤目录学著述汇编成书。三《文选》据前贤总集再选编之内证梁代总集的大量涌现固然为萧统选辑《文选》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此仅为可能，而非必然。冈村繁首次提出《文选》为再选本，但其结论仅仅是据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的惯例，而未举出《文选》为再选本的内证。笔者以为《文选》系据前贤所纂总集选编成书的重要依据尚有以下四点内证。第一，《文选》中不少作品据其注文可知已为晋人挚虞《流别集》、李充《翰林论》与宋人刘义庆《集林》所选。今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1977年版，以下引文依此本者，仅注页码）李善注说明如次:1.张衡《南都赋》题下注:“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第83页）据李善之注，此赋当为挚虞《流别集》所载。2.班彪《北征赋》题下注:“《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第142页）据李善注，此赋载挚虞《流别集》。3.班昭《东征赋》题下注:“《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第144页）据李善注，此赋载挚虞《流别集》。4.木华《海赋》“品物类生，何有何无”句注:“李尤（当为充——笔者）《翰林论》曰:木氏《海赋》，壮则壮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然也。”（第183页）据李善注，此赋载李充《翰林论》。5.张衡《思玄赋》题下注:“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第213页）据李善注，此赋载挚虞《流别集》。6.应璩《百一诗》题下注:“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第305页）据李善注，此诗载李氏《翰林论》。7.扬雄《剧秦美新》题下注:“李充《翰林论》曰:杨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意。”（第678页）据李善注，此文载李充《翰林论》。8.李康《运命论》作者李康下注:“《集林》曰: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第730页）据李善注，此文载刘义庆《集林》。《文选》与《流别》、《翰林》、《集林》的雷同，可理解为《文选》选录作品时，曾参考《流别》、《翰林》、《集林》诸辨体选文之作，亦可理解为《文选》与挚虞、李充、刘义庆皆曾受时代共识的影响。但若结合本文第二部分则可知《文选》与挚虞、李充、刘义庆的雷同实为《文选》受此前挚虞、李充、刘义庆所编总集的影响。除上述可考《文选》与《流别集》、《翰林论》、《集林》之承传关系外，《文选序》曰:“颂者，所以游扬功业，褒赞成功。”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成功臻而颂兴。……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文选序》言“美终则诔发”，亦源于挚虞“嘉美终而诔集”。《文选序》标举“戒出于弼匡”，则源于李充《翰林论》“戒诰施于弼匡”（《太平御览》卷五九三）。此一鳞半爪之迹，可以说明《文选》选文之篇与分体之论皆曾受到前贤之作的影响。第二，《文选》中尚有部分作品的篇题与其别集之篇名有别，此当为《文选》据总集选入而非据作者别集选录之力证。今依其题下李善注说明如次:1.曹植《赠丁仪》题下注云:“《集》云:《与都亭侯丁翼》，今云仪，误也。”（第339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曹植集》相异且误，故《文选》此篇当非从《曹植集》中直接选出，当据某总集选录。2.曹植《又赠丁仪、王粲》题下注云:“《集》云:《答丁敬礼、王仲宣》。翼字敬礼，今云仪，误也。”（第340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曹植集》相异且误，当非从《曹植集》直接选出者。3.陆机《于承明作与士龙》题下注云:“《集》云:《与士龙于承明亭作》。”（第347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有异，故此诗当非从《陆机集》中直接选出者。4.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题下注云:“《集》云:《为全彦先作》，今云顾彦先，误也。且此上篇赠妇，下篇答，而俱云赠妇，又误也。”（第348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相异，非自《陆机集》直接选出者甚明。5.卢谌《赠崔温》题下注云:“《集》云:《与温太真、崔道儒》。”（第361页）李善不但据《卢谌集》注明本集之题，而且注明温太真与崔道儒:“何法盛《晋录》曰:温峤，字太真。又曰:崔悦，字道儒。”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卢谌集》相异且误，故《文选》此诗非从《卢谌集》直接选出者。6.范云《古意赠王中书》题下注云:“《集》曰:《览古赠王中书融》。”（第372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范云集》相异，故其非从《范云集》直接选出者。7.陆机《赴洛二首》题下注云:“《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马时作，下篇云东宫作，而此同云赴洛，误也。”（第375页）张铣注曰:“后篇意乃在东宫作，盖撰者合也。”（《六臣注文选》第492页，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相异且误，当亦非从《陆机集》中直接选出者。张铣之说，意为总集编撰者将陆机此二诗合为一题。此撰者当为昭明之前的总集编纂者。8.鲍照《还都道中作》题下注云:“《集》曰:《上浔阳还都道中作》。”（第383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鲍参军集》有异，故其非从《鲍参军集》直接选出者。9.谢《鼓吹曲》题下注云:“《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第405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谢朓集》相异，故其非从《谢朓集》直接选出者。10.刘琨《扶风歌》题下注云:“《集》云:《扶风歌九首》，然以两韵为一首，今此合之，盖误。”（第408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刘琨集》相异，故其非从《刘琨集》直接选出者。11.谢《和徐都曹》题下注云:“《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第432页）胡克家《考异》“昧旦出新渚”句曰:“案:‘新’下当有‘亭’字。各本皆脱。《谢集》有。”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谢朓集》相异，亦非从《谢朓集》直接选出者。12.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题下注云:“《陈琳集》曰:琳为曹洪《与文帝笺》。”（第585页）今案:据善注，《文选》此篇篇题与《陈琳集》有异，明其非从《陈琳集》直接选出者。且李善此注明确说出《陈琳集》，而非通常所云之《集》，这在《文选》李善注中较为罕见，但却更准确地说明此诗诗题与《陈琳集》所载同篇诗题相异。以上诸作，李善注均已注明《文选》之题与《集》中之题相异，但欲明李善注之原意，必先明李善注中之“集”字何义。《隋志四》别集类小序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③据《隋志》所释，“集”即“别集”。故上引崇贤之注中所云之《集》均为作家别集。《文选》卷十一《芜城赋》题名下注曰:“《集》云:登广陵故城。”清胡克家《考异》曰:“《集》者，《鲍明远集》。”胡氏《考异》之言，可为佐证，说明善注所用之“集”，确指作家别集而言。《文选》选篇之名与《集》（别集——笔者）有别，正说明《文选》编纂非从作家别集中直接筛选者。选本之选，不据作家别集而选，其选录途径唯有据现存总集再选之一途。由于李善作注之时，尚可见到汉魏晋南北朝作家别集，且李善为《文选》作注极为慎重，凡有别集存世者李善均将《文选》所选与诸家别集一一核对，故其注《文选》诸作之篇题有误或与作家别集有异当极可靠。这为我们今天正确判断《文选》是据总集进行再选编之选本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内证史料。如《文选》卷二十四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注云:“《集》亦云为顾彦先，然此二首，并是妇答，而云赠妇，误也。”（第353页）今案:善注言是，诗题有误。李善此注，虽未能说明《文选》据何而选，但此条的存在说明李善注《文选》时的确将《文选》所选诸作与入选作家的别集一一核对，唯其如此，方能发现《文选》与《陆机集》诗题同误。第三，《文选》中某些作品在原作家别集中本有序文，但是，《文选》收录此类作品时反未收原序。1.《文选》卷二十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题下善注曰:“《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第294页）据李善此注，谢瞻此诗原有《序》，而《文选》却未收。征之《文选》体例，不收《序》文为破例。当是选编者据某些总集选编所致，若均据作家别集选编，当不致若此。2.《文选》卷二十一应璩《百一诗》题下善注曰:“据《百一诗序》，‘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第399页）可见，应璩《百一诗》原有诗序，而《文选》却未收。善注当据应璩本集补注。3.《文选》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诗题下善注:“集曰:于圈城作。又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日不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亦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第340页）此为著名的《赠白马王彪序》。但《文选》失收，善注补充之。今案:善注所补，说明此诗本有诗序。《文选》录子建此后期代表诗作却遗其序，令人费解，此必昭明未据《曹植集》选录所致。4.《文选》卷三十江淹《杂题诗三十首》题下李善注:“《杂题诗序》曰: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今作三十首诗，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第444页）江淹此诗原有序，李善注本《文选》却未收此序。《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8页）详载此序，明人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四《杂题三十首》亦详载此序:“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为（六臣本作“谓”，是）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及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与《六臣注文选》与《江文通集》相较，善注仅为此诗序的摘引。但江淹此诗别集中本有诗序，却从李善之注、五臣之注与今传《江文通集》三方面得到验证。萧统《文选》选录江淹这一诗歌代表作却遗其原序，殊乖体例，当亦自他人总集中选出而非自江淹别集直接选录所致。5.《文选》卷三十九任昉《奉答敕示七夕诗启》诗题下李善注:“《任昉集》，诏曰:聊为《七夕诗》五韵，殊未近咏歌，卿虽讷于言，辩于才，可即制付使者。”（第555页）今案:《文选》此诗如据《任昉集》所选当亦同选此序，今此诗序载《任昉集》而不载《文选》，李善作注时将此序补注于诗题之下，故此诗当非据《任昉集》所选者。6.《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题下注:“善曰:《射雉赋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肆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第178页）据善注，此赋原有序，但《文选》失收。与上引诸例不同者，在于此例善注并未明言《射雉赋序》出自《潘岳集》。但是，《文选》既失收原序，当非从《潘岳集》直接采录者。善注引此序，笔者意为当出自《潘岳集》。7.《文选》卷十九束皙《补亡诗》题下注:“《补亡诗序》曰:皙与司业畴人，肆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第272页）束皙此诗序，《文选》失收，善注补其序于注文中。但是，善注亦未明其注原自何处。笔者拟测，此诗序当载《束皙集》中。8.《文选》卷十九谢灵运《述祖德诗》题下善注:“灵运《述祖德诗序》曰:‘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第273页）同束皙《补亡诗序》，谢灵运《述祖德诗序》《文选》亦失收，李善作注时补于注文之中，亦未说明此诗序出自何处。笔者拟测，此诗序当载《谢灵运集》。9.《文选》卷二十潘岳《关中诗》注曰:“岳上诗表曰:‘诏臣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第280页）李善所注潘岳《关中诗表》，未详出处，但昭明未将其选录，善注当据《潘岳集》补充。10.《文选》卷四十五陶渊明《归去来》注曰:“《序》曰:余家贫，又惮远役，彭泽县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自免去职。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第636页）今案:据善注，此赋本有序，《文选》失收，殊乖体例。善注并未将此序补为全帙，但此赋有序，当是事实。可见，陶渊明这篇名作亦非《文选》自陶集中直接筛选者。另，《文选》中尚有个别作品与原作家别集所载同作详略不同，如卷三十八任昉《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善注曰:“然此表与《集》详略不同，疑是稿本，辞多冗长。”（第139页）李善将此作与《任昉集》同作核对后，发现二者文字详略较大。崇贤以为:此乃稿本与定本之异。笔者以为，不管李善判断如何，但他肯定了《文选》收录的任昉此表与《任昉集》中所载的此表文字详略不同，这就足以说明《文选》选录此表时并非是从《任昉集》中直接选出者。第四，按《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之言，《文选》中作品排列顺序当依作者卒年为序。但是，今本《文选》编次中尚有少数作品顺序误倒。1.曹植《公诗》善注曰:“赠答、杂诗，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疑误。”（第283页）今案:王粲（177—217）④，曹植（195—251），二者相较，植诗当列粲诗后，善注言是。2.左思《招隐诗》注曰:“杂诗左居陆后，而此在前，误也。”（第309页）今案:陆机（261—303），左思（252—306），二者相较，此诗位次有失，善注言是。3.曹植《七哀诗》注曰:“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第329页）今案:王粲（177—217），曹植（195—251），二者相较，植诗当列粲诗后，善注言是。4.潘岳《河阳县作二首》注云:“哀伤、赠答，皆潘居陆后，而此在前，疑误也。”（第373页）今案:潘岳（247—300），陆机（261—303），二者相较，潘作当居陆作前，故此诗位次不误。而《选》赋哀伤类陆机《叹逝赋》位次潘岳《怀旧赋》、《寡妇赋》之前，《选》诗赠答（二）陆机诗十二首皆位次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诗前，误。5.何劭《杂诗》注云:“赠答，何在陆前，而此居后，误也。”（第419页）今案:善注指出何劭、陆机二诗在赠答（二）与杂诗（上）中位次有误。何劭（236—302），陆机（261—303），故何劭当列陆机之前。杂诗类，何居陆后，误;赠答类，何居陆前，是。6.枚乘《上书谏吴王》善注云:“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第551页）今案:枚乘（?—前140），司马相如（?—前118），枚乘之作当居司马相如之作前，《文选》卷三十九司马相如《上书谏猎》却置于枚乘《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之前，误。善注所言是。7.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清人何焯曰:“此书在建武中兴之初，而列七子之伍，误矣。”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⑤曰:“案:朱浮、彭宠为东汉建武时人，不宜置于孔文举之后，此昭明误也。宜移此篇于《杨子幼报孙会宗书》之后。”今案:《文选》卷四十一孔融《论盛孝章书》置于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之前。朱浮生卒虽不详，但光武帝时曾任幽州牧。孔融为东汉末年人，与东汉初年朱浮相较，其作当置后。故何焯、刘盼遂所言皆甚当。8.李康《运命论》。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曰:“论类李萧远《远命论》一首，列《养生论》后。按叔夜卒于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而萧远为魏明帝时人，前后倒置，亦误。”（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除上述为李善注与近人刘盼遂先生所明言的诸作次序外，建安作家王粲、曹植，在诗类二级目录公、咏史、哀伤、杂诗（上）的位次本不应有异却明显有异:同样，太康作家潘岳、陆机在诗类二级目录赠答（二）、行旅（上）的位次亦不应有异却明显有异:笔者再举影印本《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一例。《文选》诗类赠答（二），张华《答何劭》诗二首列于何劭《赠张华》之前。五臣注刘良曰:“何劭，字敬祖。赠华诗，则此诗之下是也。赠答之体，则赠诗当为先。今以答为先者，盖依前贤所编，不复追改也。”（同上，第449页）今案:张华（232—300），何劭（232—302），按卒年列序，华当居劭前，《文选》赠答（二）所列不误，但刘良关于赠答之诗赠诗在前之言相当有理。特别是刘良“盖依前贤所编，不及追改也”之语道出了唐人对《文选》中少数作品次序淆乱的看法。作为五臣之一的刘良为唐玄宗开元时人，其说为唐人之说，故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但是，由于五臣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公正对待，故历来研究者从未注意过五臣注，即使读五臣注，亦不注意历来为人鄙视的作为五臣之一的刘良的这一观点。笔者以为:刘良此说极是。《文选》出现作品次序颠倒的特殊现象，当是《文选》成书时“依前贤所编”总集抄录且“不复追改”所致。上举诸作未能依“时代相次”一事，研究者亦曾注意到，但往往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为《文选》并非由一人编纂所致。笔者以为:《文选》部分作品未能以“时代相次”，恰恰是因为《文选》作为再选本，自其他总集中选录成书时，由于疏漏，连同他本所选诸作之顺序亦一并录入，无意中保留了其他总集在以“时代相次”这一问题上的疵漏，因此造成今本《文选》少数作品编次与《文选序》所言相左，在诗赋等二级目录中有关作家位次不能如一的现象。四《文选》所载多历代公认名作论《文选》为萧统据魏晋南北朝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之本，前已详论之，但据前贤总集再选编的工作量若何尚属疑问。若此类再选编所选多为“先世茂制，讽高历赏”诸作，则其工作量当甚小。曹道衡先生《〈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以大量实例为证，无可辩驳地说明《文选》所载多历代公认之名作。以《选》赋为例，笔者所能补充者，仅有二则。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十五杨泉《五湖赋序》:“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杨泉是三国末至晋初人，可见司马相如《子虚赋》至三国、西晋时已为名作。《北史·高允传》曰:“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高允为北魏太武、文成时人，相当于南朝刘宋时期，其模仿《二京赋》作《代都赋》以讽谏，说明《二京赋》亦为北魏文士所重。结论《文选》非朱彝尊所说先编长编再选编成书，而是据前贤总集再选编成书之再选本。《文选》所收诸作，多为“先世茂制，讽高历赏”之作。故《文选》的实际编纂工作量并非很大，以萧统一人之力，再辅之若干助手的辅助性工作，即可较为迅速地完成。但是，由于《文选》所收多为已有定评的名作，故其成书虽易，其价值却因大量选录周秦至齐梁之名作而流播千载。注释①《文选》成书与梁代学士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另文论述，兹不详述。②冈村繁《〈文选〉编纂的实际情况与成书初期所受到的评价》，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8集（1986）;又载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③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1页。④本文作家生卒年，均据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⑤《国学论丛》第1卷第4号，192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