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古代文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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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_古代文学论文【内容提要】本文梳理相关资料，从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东汉赋、颂二体相互渗透的过程及产生这种影响的儒学背景。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两种文体的特征作了辨析。【关键词】东汉赋颂文体作为一代之文的汉赋，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其它文体诸如诗、颂等都产生过相互影响与渗透。如汉代出现了一些以颂名篇的作品，对这些作品属颂作还是赋体，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颂”与“诵”通，而“不歌而诵谓之赋”，“诵”与“赋”在语义上有相近之处，因而这类作品也是赋。又有人认为，汉代的“颂”，文体特征着重于颂扬，源于《诗经》的“颂”，虽然在写法上与《诗经》的“颂”不同，但与作为文体的赋是有区别的，因此将赋、颂作为二体，对一些颂名赋体的作品不视作赋的研究范围。从语义上将二者视为一体或从文体上视二者为异体，这固然使我们在对辞赋范围界定时，减少许多困难;但在文体意识尚未明确的汉代，研究赋与颂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似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赋体的发展演变。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章帝）在创作上出现两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即京都题材的赋作与巡狩题材的颂作的出现。活跃在明帝、章帝两朝的班固、崔駰、傅毅都有同题创作。对京都题材的“赋”作，由于有班固《两都赋》的完整保留，人们对此多有研究;而巡狩题材的“颂”作，由于作品多为残篇，我们很难对此有一客观的认识与正确的评价。日本弘仁本《文馆词林》①录有东汉“巡狩”题材的颂作六篇。而六篇颂作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均为节录，严可均《全汉文》据以收录的也非完篇。因此《文馆词林》保存的汉人颂作，尤其是崔駰的《东巡颂》、《南巡颂》、《西巡颂》、《北巡颂》四篇，范晔《后汉书·崔駰传》简称为《四巡颂》，为我们研究东汉前期颂作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及颂与赋二体的互渗提供了完整的作品参照。本文拟以东汉前期班固、崔駰、傅毅三人的同题作品作为观照，对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以及这一互渗对此后散体大赋创作走向的影响作一探讨。一从崔駰《四巡颂》看东汉前期颂作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文心雕龙·颂赞》云“四始之至，颂居其极”，将颂体溯源至《诗经》中的“三颂”，且采毛诗之说，认为“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所以“颂”在文体上的一个特征就是以“颂德”为主。《后汉书》本传言崔駰创作《四巡颂》的目的是“以称汉德”，今观《四巡颂》，确实是围绕这一中心来描写的，且成为四篇作品以“颂”名篇的主要原因。《东巡颂》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就对巡狩的认识上来看，《东巡颂》开篇称颂“伊汉中兴三叶，于皇惟烈，允由厥伦，缵三命，胤洪勋”，强调“于是考上帝以质中，总列宿于北辰。开太微之禁庭，延儒林以咨询。征岱岳之故事，稽列圣之遗尘”，“唯岳礼久而不修，此神人之所庶幸，海内之所怀思。颂有山乔之征，典有徂岳之巡。时迈其邦，人斯是勤，不亦宜哉”，这里所强调的正是这次东巡不同以往的意义。文中对此次东巡全过程的记述，重点突出了此次东巡三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颂扬“褒胡□之元老兮，赏孝行之□农”的尊老劝农之举。其二是巡狩泰山，祭祀山川，着重描写了祥瑞应圣而出的场面，而尤其突出了章帝在此时的谦恭自省、崇惠恢仁:“上谦谦而祗耸兮，谧玄静以自存。兹业业而弗康兮，惧事事之孔艰。”“况圣主之鸿德兮，绥万邦而屡丰年。宪象豫以崇惠兮，应茂化以恢仁。解天牢以错辟兮，洗宇宙以自新。”其三，是描写了“祠孔子阙里，及七十二弟子”，对孔子的尊奉，也表示对儒学的尊崇。《南巡颂序》交待了写作此颂的目的:“是时庶绩咸熙，罔可黜陟。乃录古人之嘉褒贬、示好恶焉。回轸夏墟，叹俭德之流，济人于忠也。愚人作颂，以赞主德。”崔駰并不着意于对此次巡狩的大力宣扬，而是借天子南巡之名，借古旌今，颂扬俭德，推崇忠孝。所以《南巡颂》在写作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文中大部分篇幅属怀古之思。作者对楚国的发展历史有相当的了解，对楚民族从开国之初到最后灭亡，一一道来，既从中探究作为诸侯国与周室的关系，又从楚国的自身发展中褒扬忠臣、贬斥谗佞。其对楚国历史的追溯，颇有屈子遗风。《西巡颂》是四巡当中写得较为简略的一篇。在这篇中作者先交待了章帝此次西巡“惟秋谷既登，上将省敛，平秩西成，巡畿甸于西郊，因斯方物，凝德绥俗”的出巡意义，强调的是“昔既春游，今乃秋豫。终始二端，顺时劝助”的出巡目的。《北巡颂》通过对章帝北巡过程的具体描写，主要宣扬章帝“敦文教，薄威狱。放虚华，收实确”的被德百姓的“圣泽”。总之，《四巡颂》的创作主旨是“以称汉德”，《文馆词林》在崔駰《四巡颂》等颂作之前录有一首《时迈》，主要是以题材上与主旨上的近似而列为崔駰《四巡颂》等作品之首的。《文心雕龙·颂赞》对颂体在表现手法上与赋体作了比较，认为“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即是说，“颂”作在遣词上要典雅清铄;虽可铺写，但不能像赋一样辞藻华侈靡丽。他所推崇的汉人作品有扬雄《赵充国颂》、班固《安丰戴侯颂》、傅毅《显宗颂》以及史岑《熹后颂》。班固、史岑之作已佚，傅毅《显宗颂》只有残句，《文选》录有扬雄《赵充国颂》。从扬雄的颂作及傅毅颂作的残句来看，均以四言结句，写得雍容典雅，“褒德显容”，风格近似《诗经》中的“三颂”。而崔駰的四篇颂，虽以“颂”名篇，但在表现手法上，实是“赋”体，即采用了“赋”的表现手法。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还是颇能代表汉代大赋的总体特征。崔駰的四篇颂的赋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汉章帝时的巡狩并不仅仅是崔駰所描写的四次，崔駰选择了章帝元和年间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巡狩进行铺写，虽说是受到天子四方巡狩观念的影响，但是从表现方法上来看，也体现了赋家之心牢笼宇宙的思维方式以及东南西北四方铺陈的表现特征。其次，四篇颂虽然描写各有侧重，但是基本上都沿着章帝巡狩的路线进行详略有致的描写，其按时间的铺陈方式，很明显地受到汉代大赋的影响。第三，四篇颂句式多变、形式多样。四篇颂在句式上杂以骚体、七言、四言、三言不等，其中三篇颂均有序，《北巡颂》末还系以“歌曰”，在体制上“似赋”。第四，就具体各篇而言，每篇都有一些具体的铺陈，且辞藻华美。如《东巡颂》描写章帝东巡起始时曰:乃命太仆，驯六驺，路闲马，载师徒。于是乘舆，登天灵之威路，驾太一之象车。升九龙之华旗，立河鼓之灵兆。鼓翡翠，规冒紫霄，杨玉鸾，栖招摇。贰承华之钧驷，驸左骏之騢駣。垂旒象之豹饰，珥飞霓之旌旄。纷纭发越，千乘胶葛，旄首奋鬣，武士扬鶡。三军霆激，羽骑火烈。天动雷震，隐隐辚辚。景耀云覆，如神。清气雾野，光焰绛天。此段通过车马、乘舆、旌旗、随从的铺写，突出了章帝东巡的盛大声势。再如《南巡颂》，正如崔駰在序中所交待的此篇借章帝南巡来“追录古人之嘉褒贬、示好恶焉”，篇中对南楚的历史多有铺陈。即使是四颂中较为简略的《西巡颂》，与其它三篇相比，其简略主要表现在未对西巡的整个过程作详细地描述，但是对一些具体的细节，还是用较多的笔墨作了渲染铺写。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提到与崔马因同时的班固、傅毅之作，云:“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②《艺文类聚》节录班固及傅毅《窦将军北征颂》各一篇，《太平御览》节录傅毅《西征颂》四句，虽不是完篇，但可以看出均不以四言结句，而班固《北征颂》对窦宪北征铺写太过而似赋，刘勰批评“变为序引”，成为颂体的“谬体”。在“巡狩”的题材上班固有《东巡颂》与《南巡颂》，《艺文类聚》卷三十九有节录。从节录来看，班固这两篇赋也类似于赋体。刘勰虽然未提到崔駰的《四巡颂》，但是以刘勰的要求和批评作为观照，崔駰的《四巡颂》，是属于刘勰所说的颂之“谬体”。所以，从形式上来看，东汉前期崔駰等人的颂作，虽然溯其源可至《诗经》之“三颂”，但在体制上很明显受到汉代散体大赋的影响。二东汉前期散体大赋赋体颂意的增强两汉与帝王文化相关的散体大赋与其它题材赋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应是在创作主旨上总是存在着“讽”与“颂”的二维思考，模式上也就产生了“讽”与“颂”并存的现象。西汉主要表现为曲终奏雅，而东汉前期则是以颂为主，散体大赋的赋体颂意明显增强。虽然赋的“讽谏”在西汉大赋中多表现为“曲终奏雅”，但是，不管最终效果如何，西汉赋家还是以“讽谏”为目的。所以，当扬雄意识到这种“曲终奏雅”最终只能是“劝百讽一”时，他弃而不为。但是，散体大赋发展到东汉前期，赋体颂意明显增强，在这方面班固最具代表性。《文选》载班固《两都赋序》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说豫，福应尤盛。……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班固对赋的看法虽仍保留其“讽谕”的地位，但已将西汉武宣之世的赋作，看作是“成康没而颂声寝”的沿续，并着重突出西汉赋“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颂声”特征。在创作上，《文选》所载《两都赋序》对《两都赋》的创作背景，已有明确的交待，即班固所言:“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感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如果说《两都赋》有讽意的话，那么其所针对的是西都宾的言论，其中心却是“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颂扬光武定都洛阳、明帝修缮宫殿的正确，所以班固盛赞:“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而明帝继光武初备王道之后，“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且宫廷内外的一切建设，都本着“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原则，天子蒐狩、讲武等一切活动均“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所以班固所盛称的洛邑之美，一是称颂光武帝迁都改邑具有历史的根据，一是称颂明帝营建洛邑皆符合儒家的制度之美。《两都赋》后所系五首诗，也是班固对帝王推崇儒家礼制的热情赞扬。《两都赋》在表现手法上虽也用铺陈的手法，但其铺陈的内容已有很大的改变，即详于京都的名物制度，较少司马相如等人赋作的夸饰气息，使赋体的创作出现一种“征实”的倾向，可以看出，班固《两都赋》所颂与所讽已是不同的对象，也就是说，班固的赋作虽然还存在着讽与谏的二维思考，但与司马相如、扬雄不同的是，班作所颂对象已是至善至美，没有任何遗憾需要曲终奏雅讽谏规劝一番，所讽的对象是所颂的对立面，“颂德”明显占居主要地位，已经走出司马相如、扬雄赋作以“颂”为“讽”、“劝百讽一”的窘境。值得注意的是，崔駰、班固、傅毅都有“巡狩”题材的同题颂作，三人在京都题材上也有同题赋作。《艺文类聚》卷六十一节录崔駰《反都赋》、傅毅《洛都赋》，两篇虽非全文，但是二人的创作主旨依然可见。如崔駰的《反都赋》云: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建武龙兴，奋旅西驱。虏赤眉，讨高胡，斩铜马，破骨都。收翡翠之驾，据天下之图。上圣受命，将昭其烈。潜龙初九，真人乃发。上贯紫宫，徘徊天阙。握狼狐，蹈参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观三代之余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崔駰之作虽非完篇，但是可以看出这篇赋对光武中兴定都洛阳作了历史性的歌颂。傅毅的《洛都赋》云:“惟汉元之运会，世祖受命而弭乱。体神武之圣姿，握天人之契赞。寻往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分画经纬，开正途轨。序立庙祧，面朝后市。……近则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也对光武中兴、定都洛阳、制定名物制度进行了颂扬。所以，崔駰、傅毅有关京都题材的赋作，其创作主旨与班固《两都赋》、《典引》中对东都洛阳名物制度的歌颂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从东汉前期赋论及创作的变化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赋体创作虽然还有讽与谏的二维模式，但与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已有不同，即所颂与所讽对象的分离，这一分离标示着散体大赋的主体部分已以颂德为主，这既是赋颂二体互渗的一种表现，也为颂名赋体颂作的出现提供了契机。三东汉前期赋颂二体互渗的儒学背景东汉前期赋颂二体之所以能互渗，外在的关联是因二者表现的都与帝王文化相关，而深层的原因则是与帝王文化有关的儒学背景。东汉建立以后，对于统治者而言，首当其冲的治国方略就是建立都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光武帝时杜笃就上书并作《论都赋》言东汉改都洛阳之非。班固《两都赋》，《后汉书》言作于汉明帝永平年间，无具体系年。从篇中所描写的一些事情来看，最早也应作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之后。这说明类似杜笃非议改都的观点直到汉明帝末年都还存在。而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班固等人至云龙门对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汉前期京都题材创作赋体颂意增强的政治导向与儒学背景。《文选》载班固《典引序》曰: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此赞贾谊《过秦论》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绝”，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笃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又，《史记·秦始皇本纪》末附有后人所加班固对答孝明帝的询问，即《秦纪论》，其中亦言“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可知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十月诏班固等群臣对策云龙门。就《典引序》来看，班固《秦纪论》是在汉明帝“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的询问下的一个回答。班固将《秦纪论》的内容禀知汉明帝之后，汉明帝又对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作了比较，提倡臣下应该如司马相如，他生前留下一篇《封禅文》，“颂述汉德”，而不应该如司马迁讥贬当世。《文选》班固《典引序》又云:“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圣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并云“司马相如《封禅文》靡而不典，扬雄《剧秦美新》典而无实”，见其创作《典引》有超轶司马相如之意。创作于永平十七年之后的《两都赋》，其主旨针对时俗不满建都洛阳之作而盛赞东都洛阳之美，从这点来看，《两都赋》的创作与《秦纪论》、《典引》具有相同的政治背景。云龙门对问非班固一人，这就见出明帝于永平十七年倡导文人应“颂述汉德”以及给东汉寻找历史定位的政治导向。班固、傅毅、崔駰有关京都题材的同题赋作的颂意增强，都是“颂述汉德”这一政治导向下的产物。汉章帝继明帝之后，其对儒学更是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加以实践，这一点在巡狩制度的建立与实行上尤其明显。《章帝纪》载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白虎通·巡狩》对天子巡狩的意义、制度作了记载:“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巡狩所以四时出何?当承宗庙，故不逾时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当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昼夜分，五月十一月阴阳终。《尚书》曰:‘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所以不岁巡狩何?为太烦也。过五年，为太疏也。”③《白虎通》对“巡狩”的看法，很明显受到《尚书·舜典》及《礼记·王制》的影响。那么，这之后的章帝的几次巡狩，虽然在时间上未能完全按照五年一巡狩的制度，但是从章帝的诏书及崔駰《四巡颂》的描写来看，对《白虎通》强调的巡狩的意义却努力地加以遵循并实践，在“巡狩”这一制度中浸润了很浓的儒学蕴含。如章帝在元和三年正月北巡的诏告中就较为明确地告知天下:“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虽说东汉时章帝前的两位帝王光武帝、明帝巡狩时已开始改变秦皇、汉武巡幸天下、祭祀山川时的浓厚的神怪色彩，但是随着章帝时《白虎通》的撰定，章帝巡狩的理性成分就更为浓厚，其通过巡狩展义诸侯、安抚百姓、体察民情的儒学意蕴更加明显。在这样一种儒学的背景下，文人士子对帝王巡狩题材的描写，以“颂德为主”，并以“颂”名篇，在主旨上与《诗经》“三颂”遥接，以“颂”名篇，也就尽在情理之中。又，《尚书·舜典》中记载的四方巡狩概念，是以洛阳附近的嵩高为中岳，形成东巡狩至岱宗、南巡狩至南岳、西巡狩至西岳、北巡狩至北岳的巡狩制度。所以《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正如詹鄞鑫先生所说:“夏都平阳（今临汾附近），或晋阳（今太原附近），商都亳（今曹县附近），后迁殷（今安阳附近），西周都丰镐（今西安附近），都不在河洛之间，与嵩高相距甚远。唯东周都洛邑，正好在河洛之间，嵩山在其附近不远。”④所以《尚书》中所说的四方巡狩，真正开始于东周都洛之后。《史记·封禅书》又云:“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西汉都长安，因而，西汉也如秦一样，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如果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而言，东汉都洛阳可谓是上承东周，以嵩岳为中岳，其四方巡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合《尚书》记载的巡狩。若将崔駰《四巡颂》放在巡狩制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崔駰作《四巡颂》的用意应是明显的，即着意选择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四次巡狩加以颂扬，写出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天子巡狩四方的含义。虽然只是在地理方位上的一致，时间上并未实现一年四方巡狩、五年循环一次，但是崔駰《四巡颂》如班固纂集《白虎通》采摘《尚书》之义定下“巡狩”之义一样，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即反映了东汉古文经学的日益强大，以及在巡狩制度上所体现出来的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尊从。而东汉巡狩题材颂作的突现，都是这一现象在创作上的反映。所以，在东汉前期统治者的政治导向以及儒学兴盛的浸润之下，散体大赋在“讽”与“谏”的二维模式下已表现出以颂德为主的倾向;而更进一步则是直接以颂名篇的颂作的出现。四散体大赋讽与颂的二维模式到以颂为主的发展走向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对此后散体大赋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以东汉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东汉前期之后至东汉结束这一阶段，散体大赋受班固《两都赋》影响，在讽与颂的二维模式下，赋的主体及主旨部分仍以“颂”为主。东汉以后至清代，散体大赋渐渐走出讽与谏的二维模式，以颂德为主，是崔駰等人颂名赋体之作的逻辑延伸。东汉中期散体大赋的代表是张衡的《二京赋》与马融的《广成颂》。《后汉书·张衡传》曰:“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其主旨是讽谏时俗的奢侈，但正文描写却将时俗的奢侈借冯虚公子之口移置“西都”，对东都洛阳光武、明帝二朝“文德”“武节”铺染的同时，颂扬他们的“遵节俭，尚朴素，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所以，《二京赋》虽以“讽谏”为其旨归，但就作品本身来看，还是以“颂”为主，且这“颂”的部分与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不同，司马相如所颂与所讽是同一对象，而张衡所颂与所讽则是不同的对象。所颂部分即对俭约的颂美已是光武、明帝二朝之事，已成为过去，为“虚”;所讽部分即时俗的奢侈为“实”，而在表现上也被虚化，即被移置为西都而非当下东都的现象。如果没有《后汉书》的记载，单就此赋，我们实难体察张衡创作《二京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讽喻时俗的奢纵，而极易理解为颂扬东都俭约之美。张衡在赋中还批评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作，认为“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颓墙填堑，乱以收罝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对相如、扬雄的以颂为讽颇不以为然。因而，张衡《二京》模拟班固的《两都》，并不表现在都是京都题材，也不单单是东都对西都的胜利，他所模拟与接受的是班固所颂与所讽对象分离为二的思维方式与作赋方法。而马融的《广成颂》更见出东汉前期赋颂二体互渗后，赋体所产生的变化与矛盾。《后汉书·马融传》载《广成颂》创作缘由曰:“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因而，此赋的讽谏并不是“蒐狩”本身，而是对执持朝政者疏忽此礼的讽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思考角度。所以，本传云:“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广成颂序》曰“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并云“职在书籍，谨依旧文，重述蒐狩之义，作颂一篇”，可见《广成颂》对天子苑囿的描写及蒐狩的铺排，仅是马融依“旧文”所作出的理想化的描绘，借此讽谏方今大汉“忽蒐狩之礼，阙槃虞之佃”的。马融与张衡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法极为相似，即他们所颂扬的正是现实中所没有的;马融正是借助这虚设的“颂”来对现实进行讽谏，这是马融题名为颂的原因，也是被刘勰批评为“雅而似赋”的因由。当现实失去颂扬的土壤时，具有讽与颂两方面功能的散体大赋本应向讽的一面发展，但张衡、马融的赋作说明汉代散体大赋的主流受到班固赋作模式的影响，即所颂与所讽对象的分离，却形成了所颂部分非现实化、真实化并借此对现实进行讽谏的倾向。东汉后期，边让作《章华台赋》，《后汉书·文苑传》曰:“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春秋时楚灵王筑章华台以威诸侯，时伍举就以台为“目观”之美谏之，灵王不纳，后灵王由种种误国之举，致使自己身死乾溪。边让此作虽取材于此，但其结果又违背历史真实，赋文最后写灵王“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于是“罢女乐，堕瑶台”等等。马积高先生说:“考《后汉书·桓帝本纪》，‘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又蔡邕《述行赋》序称桓帝延熹二年‘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至于他在黄巾大起义已发生的第三年（中平三年）还采纳中常侍张让等的意见，‘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则是旧史上大书特书的。边让此赋，当是针对现实而发。”⑤就作品本身而言，其创作思路与司马相如接近，但是边让取材于历史却又违背历史的寓言性质，其实折射出现实中所颂与所讽的难以统一。从汉代散体大赋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东汉前期颂名赋体作品的出现、赋颂二体的互渗对此后汉代散体大赋走向所起的转捩作用。汉代以后与帝王文化有关的散体大赋，却渐渐脱离汉赋讽与颂的二维思考，很明显地以颂德为主。西晋散体大赋的代表作有潘岳的《藉田赋》、左思的《三都赋》。臧荣绪《晋书》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颂》也。”从潘作本身来看，已完全走出了汉代散体大赋讽与颂二者之间的纠缠与观照，而对晋武帝亲自藉田进行了歌颂，这是臧荣绪《晋书》称潘岳此赋为“颂”的主要原因。左思《三都赋序》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生采焉以观土风。……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三都赋》，在体制上仍模仿汉代大赋，但从序可见，其主旨是着意于赋的“观土风”与颂美的作用，表现上更倾向于赋的“征实”。唐至清代与帝王文化有关的散体大赋虽无两汉兴盛，但作品不断，创作主旨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唐代李白《大猎赋序》云:“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大略，窃或褊其用心。《子虚》……《上林》云……逮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则天下之山林禽兽，岂与众庶异之!而臣以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论苑囿之小，窃为微臣不取也。今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亦将以耀威讲武，扫于荡野，岂荒淫侈靡，非三驱之意耶?臣白作颂，折衷厥美。”赋中对天子蒐狩之礼进行颂扬，并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子虚》、《上林》、《长杨》、《羽猎》，徒以“计麋鹿之多少，夸苑囿之大小”相胜。宋丁谓《大蒐赋序》云:“司马相如、扬雄以赋名，汉朝后之学者多规范焉。欲其克肖以至等句读袭征引，言语陈熟，无有己出。观《子虚》、《长杨》之作，皆远取旁索灵奇鬼怪之物以壮大其体势，撮其辞彩。笔力恢然飞动今古而出入天地者无几，然皆人君败度之事，又于典正颇远。今国家大蒐，行旷古之礼，辞人文士不宜无歌咏，故作《大蒐赋》。其事实本之于《周官》，历代沿革制度参用之，以取其丽则。奇言逸辞皆得之于心。相如、子云之语无一近似者。彼以好乐而讽之，此以勤礼而颂之，宜乎与二子不类。”丁谓此序比李白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不同的思维模式，其“勤礼而颂之”的创作则显明地以颂德为旨归。元黄文仲《大都赋序》云:“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然班固作《二都赋》，天下后世夸耀不朽。今宇宙升平，宜播厥颂。文仲幸生圣世，获睹大都。虽不克效其聱牙之文、繁艳之语，亦不愿闻其奢靡之政、浮夸之言，谨摭其事，撰《大都赋》上于翰林国史，请以备采择之万一。”这里虽然提到班固，但主要从“今宇宙升平，宜播厥颂”上推重《两都赋》的。明清两代此类赋作大抵如此。可以说，汉代以后与帝王文化有关的散体大赋，却是继承了东汉前期崔駰等人颂名赋体的创作思路，如果将篇名“赋”改作“颂”，那么，不论是从创作主旨还是文体特征上看，与崔駰颂作倒是一脉相承。可以说东汉前期颂名赋体之作倒成了汉以后散体大赋的发展模式，这一方面说明了崔駰等人颂作的颂名赋体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散体大赋的主旨以颂德为主，那么，创作思路必将走出讽与颂的二维模式，而与东汉前期颂名赋体之作接近。崔駰《四巡颂》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正是从“颂”与“赋”两个方面预示了汉以后散体大赋的走向。当汉以后散体大赋明显以颂德为主之后，而与帝王文化有关的颂作在体式上也在发生变化。就《文馆词林》所载来看，东汉以后的颂作还有后魏高允的《南巡颂》和《北伐颂》、宋孝武帝的《巡幸旧宫颂》、东晋曹毗的《伐蜀颂》、西晋张载的《平吴颂》、东晋孔宁子的《平洛颂》（阙）等。这些颂作，大都以四言结句，也无汉人颂作过多的铺陈，赋体的特征已不明显，而与《诗经》的颂体接近。从东汉以后颂作体式的变化，我们又可看出，当东汉以后散体大赋以颂德为主从而成为东汉前期颂名赋体之作的逻辑延伸之后，颂体自身体式向《诗经》颂体靠近的变化，又将颂体与赋体区分开来。综上所述，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主要表现为散体大赋在讽与颂的二维模式下赋体颂意的增强以及颂作具有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二体在题材上与帝王文化的关联以及帝王对儒家文化的提倡与实践，是二体互渗的主要原因。二体互渗对以后散体大赋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东汉前期之后至东汉结束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在讽与颂的二维模式下以颂德为主;而东汉以后到清代的散体大赋，则明显表现为以颂德为主，成为东汉前期崔駰等人颂名赋体颂作的逻辑延伸。而汉以后的颂作却在体式上以四言为主，与以颂德为主的赋作区分开来。可见，赋颂作为二体，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即使在二体互渗的阶段，都有标示着作为不同文体的主要特征。所以，在文体意识尚未明确的汉代，尤其是在与帝王文化相关的散体大赋与颂作之间，如果我们仅从赋与颂在语义上有着互通的可能而将二体视作一体，就会抹杀二体在汉代最为本质的区别，即颂体以颂德为主，而赋体兼有颂与讽的二维模式。如果单以篇名作为划分文体的标准，而将赋、颂视作二体并将颂名赋体的作品排除在赋体研究的范围之外，就会忽视二体的互渗，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东汉前期以后散体大赋走向的把握。注释①《文馆词林》，［唐］许敬宗编。日本弘仁本《文馆词林》，昭和四十四年（1969）日本古典研究会印行。罗国威先生有《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本文所引《文馆词林》崔骃《四巡颂》，皆用此本。②《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云:“《古文苑》十二载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西巡，唐写本作西征，是。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得傅毅《西征颂》一条。”因而，许多《文心雕龙》注本均将“西巡”改为“西征”。傅毅与班固、崔骃同时，三人往往有同题之作，班固、崔骃均有巡狩题材的颂作，此不妨看作是“西巡”，即傅毅也作过《西巡颂》。③《白虎通疏证》卷六，［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9—290页。④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⑤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