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现当代文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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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反思_现当代文学论文摘要：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角度考虑，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性别意识的反思，将有利于当代文化的精神建构。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要求考虑，反思其男性中心意识符合“历史观点”这一文学批评标准。本文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和个体的差异性这一价值立场。这包含着对封建性别等级文化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以平等为名义用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压抑性别差异性、压抑个体生命差异性这一历史的反思。这一种性别立场是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本体性否定，而不是男女轮回式的反叛。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性别意识反思一、回应当代文化的精神建构需求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角度考虑，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性别意识的反思，将有利于当代文化的精神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回应当代精神建构问题，必须能够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这就要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必须从当代文化中产生，同时它对问题的回答也必须尽量整合进当代先进的思想资源。因为“……无论是现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止的历史，还是那悠久的在清代被称为‘国学’的传统，都一再表明了，研究者对当代生活的深切关怀，每每正是人文学术的活力的来源，”[1](p81)也是学术的价值之所在。而当代文化的男性中心意识仍然十分严重，这在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就有明显的表现。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与个体的差异性这个观念，在当代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批评中，远没有如民主、自由等观念那样成为精英知识界的共识，更枉提大众层面的普遍认可了。至少它远没有普遍进入作家和批评家、研究者的潜意识而成为一种内在、自发的人文价值尺度。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许多当代问题都应该溯源到现代文学中去进行深入反思。至今，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当代男性作家普遍同情女性苦难遭际、普遍赞美女性歌颂女性，便是男性已经充分尊重女性的表现，便是性别意识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理由。当然，男性作家同情女性苦难遭际、代女性提出控诉，自然是要比认为女人本来就该死那要好得多。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启蒙男作家、革命男作家，中国新时期男作家，对女性苦难遭际的描写，往往还是从男性视阈出发进行创作。女性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除了作为受难者而成为男性控诉封建礼教、敌对阶级、极左专制思潮的道具之外，主要还成为作品男性人物乃至男性作家视阈中的男性精神对象物和男性欲望对象物，成为男性主体视阈中的客体。一种性别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层面上以另一种性别作为精神对象物和欲望对象物，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这种客体化的前提必须是以不压倒异性生命逻辑为前提，必须是两性之间的文化对话、立场对话，而不应该是一种性别的独白与专制。两性必须是互为主客体的存在；同时男女又应是多元并立的主体。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这种对异性的客体化，往往单方面发生在男性把女性对象化上，而不是男女双方相互进行的一种行为。更为严重的是男性作家在把女性客体化、对象化的写作中，往往并没有同时或在另一层面上整合进女性视阈，往往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甚至包含了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霸权统治意识，把女性对先进男性、先进意识形态理念的臣服作为她们获得同情的前提，从而压抑了女性主体性，使得女性在男性同情、悲悯、赞赏、鄙视的目光中再次沦为男性中心文化中无言的他者、在场的缺席者，成为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女性或于苦难中沉沦，或获得拯救，表现的往往都不过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或想像性期待，而不充分表现女性自身的生命真实与生命欲求。至于男作家赞美女性，也存在是否尊重女性自身生命逻辑、是否尊重女性主体性的价值差别。周作人曾经激烈地说过：“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人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我所赞同者是混合说……”[2](p419)原因便在于这种颂扬，表面上看起来要比“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3](p593)的恶咒友善得多，但实际上仍不过是出于男性一己渴望被拯救、被庇护的心理需求而对女性所作的假想，并没有顾及女性生命的真实性，在把女性界定为道德楷模、美的典范的同时，剥夺了女性合理的生命欲求，从而对女性生命丰富性形成压抑、造成异化。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从女性自我生命逻辑出发发掘女性人性美的创作，但也仍大量充斥着这种从男性视阈出发、忽视女性内在生命需求的圣母颂歌。至今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尊重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理解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也就是说从主体性建构的层面上尊重女性，显然远没有成为共识。有一种观点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存在大量关于女性欲望的描写，便是女性主义滥觞的结果，由此认为现在是女性主义走过头、应该收束的时候。这种观点恰恰是出于对女性主义的无知、对男权中心文化现状的盲视。九十年代的男作家创作，往往大量铺写女性欲望，认可女性欲望，确认女性心理中确实存在种种非常态的性需求，诸如被虐、被强奸、妻妾成群等。这种性开放描写，仿佛是对女性欲望的宽容、对女性人性的解禁，但实际上却是通过操纵话语霸权，在女性沉溺于种种不平等性关系的描述中，暗暗确认了男性文化对女性施虐的合理性，确认了男权文化关于女性卑贱的本质界定，使女性在性主动的表象下再次沦为男性纵欲的对象、践踏的对象。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女作家打破男性中心意识重围，在创作中建构女性主体性，从而使得当代文化出现珍贵的性别多声部局面，显出性别对话场景。但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足以形成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倒是女性在写作中诉说自我欲望这一女性发现自己的主体性建构行为，在男性性消费眼光的窥视下，很容易地就被蜕变为对女性自我的异化事件，反过来消解了女性主体性。受市场利益原则驱动，某些女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女性欲望演化为取悦男性欲望的工具，通过自我客体化、自我奴化来争取为男性中心文化所消费，从而达到畅销目的。女性欲望依然成为畅销的文化消费品，恰恰证明了当代文化中男性中心意识无所不在的事实。这一男权传统，有它的古代性文化根源。从古代小说戏曲，一直到近现代通俗文学、现代海派文学，再到九十年代文学，这种把女性作为纯粹性客体从而消解女性主体性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综上所述可知，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仍普遍存在男性中心意识、普遍存在以女性为消费品的性别奴役观念。这就亟待有一种主张男女主体性平等、并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差异性、个体差异性的人文价值观念来完成文化转型工作。二、回应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要求考虑，反思其男性中心意识符合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点”[4](p 193)这一文学批评标准。有一种观点认为，用女性主义观点批评现代作家的男性中心意识，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苛求。这就涉及到两性主体性平等的文化观念是否符合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语境问题。实际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尽管内涵丰富，也没有统一定论，但中国现代文化理念首先就是建立在激烈批判前现代文化主奴对峙封建等级意识的基础上的，其核心内涵应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民主意识，应是尊重生命主体意识的自由观念、个性解放观念。而男性中心意识，作为一种性别等级观念，把男女关系界定为主奴关系、主从关系，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民主精神、违背了现代人性观念，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性内质中本来就可以包容的东西。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的最高思想成就本身就包含着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坟》）、《娜拉走后怎样》（《坟》），周作人的《北沟沿通信》（《谈虎集下卷》）、《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永日集》）等，便站在两性主体性平等的文化立场上，从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逻辑出发，反对要求妇女单方面为男子守节的节烈观，反对儒道佛轻蔑女性的“不净观”，指出妇女的解放首先必须是经济的解放和性的解放。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批判不仅指向封建礼教、封建制度，而且初步包含着对现代文化自身的反思。周作人早在《北沟沿通信》中就说到：“现代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舒芜阐释说：“这里说的‘男性观点’‘男子标准’，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像男子那样的’，另一方面是‘像男子所希望的’。”[5](p 443)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男性文学在理性的显在层面上以解放妇女为己任，其思想智慧本身就已经对以男性自身的模式为尺度和以男性自身的欲望为尺度的妇女标准提出了批评，从而使得现代男性文化主体在整合进女性生命逻辑的过程中也使自身获得超越性提升。丁玲、萧红、张爱玲等的现代女性创作也与男性中心意识直接对峙，既否定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也反思女性在男权高压下的生命异化。这些就足以证明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是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性内在的一种先锋思想，而不是外在的、违背历史逻辑的苛求。当然，限于中国现代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尊重女性主体性的观念，在现代男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中，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纲领、作为一种总体思想原则而存在。“五四”时代，尊重女性主体性的观念与代妇女安排解放之路的观念、与封建男权观念是并存的。“五四”之后，从宏观发展趋势看，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个性主义观念不可避免地被集体主义观念所接收、征服，旧的男权文化观念还没有被男女主体性平等观念所克服，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又抑制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单个人个性健康发展的可能、压抑了女性的类特性。理性认识方面的情况如此，创作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始终存在强大的男性中心意识；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始终没有压倒男权文化观念。究其深层原因，乃是由于中国现代多数男性作家在思考妇女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站在代女性控诉的立场上向与己无关的旧势力开火，而普遍缺少自审精神，未曾拷问过“我是不是也吃过几片女人的肉”，未曾追问过现代男性自我是否可能也在精神深处继承了男权集体无意识的因子。现代男性作为反叛的子辈、反叛的革命者这一进步身份，遮蔽了他们在男/女关系结构中掌握霸权的专制实质，使他们在过分圣洁化的自我确认中，忽视过自己在为女性、为自己寻找解放之路的时候实际上仍在实践着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意识这一价值盲区和事实盲区。进步、革命这一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不仅作为一种显在的权威理念，逐步整合并且转换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于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五四”现代个性主义精神，从而压制住了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理念渗透进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潜意识中，使中国现代男性文学的女性幻梦中所包含的蒙昧实质、专制特征，由于意识形态先进理念的介入而被罩上冠冕堂皇的面纱，显得隐蔽、显得难以辨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能在作品中真正以女性的视阈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来塑造起有自身独立品格的女性形象尚未出现，就连西人眼中认为当时最擅长描写女性的茅盾，也只是用一种深藏着炽烈情感的‘冷峻’外部描写来把女性作为情绪宣泄的对象进行‘人生’阐释的。”[6](p 478)所以，男女主体性平等的观念，既是现代文化内部的一种历史需求，但同时又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现代文化中的男性中心观念，是一种只有存在必然性而没有价值合理性的性别专制观念，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清扫。性别意识领域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最为匮乏的领域。这就足以证明现在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性别意识的必要性、迫切性了。三、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认同差异性的人文价值尺度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首要的问题是用什么来反思，也就是说你用以反思的正面价值立场是什么。这里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解构与建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是解构的时代，是“主体已经死亡”的后现代时代，不应该再提两性主体性平等的观念，不应该去建构什么，只有永远的批判与解构才是合理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一是对中国文化现实缺乏切合实际的把握；二是对西方文化语境缺少深切的理解；三是没有正确理解批判与建设、解构与建构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如福柯就认为启蒙制造了‘进步’的神话，但是仔细想来，则正是欧洲经历过了‘启蒙’的文化阶段，而我们恰恰没有这种文化经历，因此，照搬生长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的理论，是往往要出问题的，哪怕是大师的话也得打个问号。”[7]而且，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后现代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而已，注视自己的状态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十分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求。”(p27)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实际，参考西方文化中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关系，当前发展中国文化，显然并不是要放弃在中国现代社会中本来就没有得到长足发展的现代性，而是应该在以现代理性精神、生命意识批判封建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奴性意识的同时，也整合进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建构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同时保持对现代性的反思，从而构成“现代性的张力”[8]，否则我们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只能滞留在前现代文化的压制生命合理性状态。当前，不懈地解构中国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与积极地建构符合生命合理性的女性主义人文价值观念，应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我们只能在建构合理的女性主义人文价值观念的同时，坚持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实践中保持对已经建构以来的观念进行动态反思，才可能完成不断解构男权中心意识的文化使命。正面价值立场的匮乏，必然要导致批判的乏力。我们首先可以整合的理论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马恩着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妇女问题，认为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在于社会分工和阶级的出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9](p71)。这无疑抓住了妇女问题的一个根本点。这个理论，在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妇女问题的许多方面时仍然十分有力。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往往存在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的弊端。中国自解放区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一般着眼于让妇女“投身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0]，同时，还侧重于以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作为妇女解放的普遍标准，从而忽略了个人主体意识的独立价值，忽略了对男/女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审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解放妇女使命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妇女解放的初衷。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男权观念的外来现代文化理论，自身内部就有多种流派，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男性中心问题时，自有其适用的一面，也有其水土不服的地方，但其解构男权中心意识、注重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一核心内涵应是符合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需求的。我们在吸取其批判精神的时候，应该仔细辨析这种理论产生的西方文化语境，仔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性别意识状况，由此深入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解决中国文化问题时的有效性部分和需要修正的部分，从而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男性中心实际建构本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实际上，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在接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时候，一般都比较谨慎地回避了“女性比男性优越”的激进女性主义立场，而普遍注重男女两性的差异性与平等性的统一。反思中国文学中的性别问题，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思想资源，便是中国现代文化自身所包含的合理的性别思想。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在其性别思想的最高成就点上，已经包含着对现代妇女问题的较为深刻的思考。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主要关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但对周作人等“五四”启蒙思想家的现代女性思考，显然对接不够。反思中国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同时还应该注意从当代哲学发展中汲取理论资源。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概念、拉康的“主体间性”概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都包含着对主体性哲学中主体对客体霸权意识的反思、批判。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应该汲取这一思想资源，建构起性别关系中的主体间性意识、对话意识，从而更有效地批判男权文化把女性客体化中所包含的霸权意识，也避免女性主义批评中可能产生的偏狭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化讲阴阳互易互补，并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而且中国文学之中充满阴柔之气，本身就是对女性气质的嘉奖，所以我们只要避开宋明理学、回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中就可以了。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无视中国儒道文化的角色等级观念中所包含的专制性质。实际上，中国儒道文化传统，在哲学思想上，一方面强调阴阳互补、阴阳平衡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阴阳的角色分工，确定了阴不可以越界而居阳位的基本准则。这实际上就在思维中确立了阴阳关系中阳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阴只能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角色意识。“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11](p18)，“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12](p33)抽象的阴阳关系落实为具体的君臣关系、夫妻关系时，居于阳位的君王、夫君可以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3](p8)的原则，行充满阳刚之气的乾道；也可以奉“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14](p60)之训，行以柔克刚的谦谦之道。无论出入左右，他们始终是具有主体性地位的矛盾主导一方。而居于阴位的臣子、妻妾尽管在个人修养上也可以追求天道光明而致“元亨利贞”[15](p1)，但“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16](p35)其在角色意识上却始终不能阴乘阳位[17]，只能谨守“乃顺承天”的“柔顺”品格[18](p25)，以辅佐君王、夫君来完成自己的角色使命，是不具备主体性地位的矛盾次要的一方。这种在角色意识上确立等级关系而非对话关系的阴阳思维，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辩证，无论如何强调阴阳互易，无论包含多么深刻的哲学智慧，终究仍是一种维护君贵臣卑、夫贵妻卑的、内在地包含着专制性质的文化。其“表面的二元实际上乃是一元的统治”，“表面上看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主张事物的矛盾性和辩证关系，但实质上则是择其一端而舍弃另一端，暗中施行隐蔽的权力话语力量，对‘异己’和‘他者’加以排斥，进而趋向于某种文化暴力和霸权。”[19](p22)除非当代文化能够在儒家《易传》之外、在儒道释思想之外对《易经》进行新的阐释，剔除其角色等级意识，从而建构出符合中国文化转型需求的新的文明，否则，简单地谈回到中国文化儒道释经典中是无益于当代性别意识的反思的。如何整合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性别思想以及当代哲学思想这多种性别思想资源，首先必须从解决现当代中国文化性别问题的现实有效性出发。本文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和个体的差异性这种观念。这包含着对封建性别等级文化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以平等为名义用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压抑性别差异性、压抑个体生命差异性这一历史的反思。男女两性在主体性方面的平等，就意味着不能拿男性的尺度作为普遍的人的尺度来衡量女性生命，而应该尊重女性生命自身的逻辑，尊重男女两性的差异性；同时对性别差异性、个体差异性的认同，也必须以现代多元文化观念为思想基础，承认不同性别、不同个体多元并立的存在价值，避免由承认差异性出发而回归女不如男或走向男不如女的性别等级观念。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上的平等，也包含着女性主义立场对男性合理生命逻辑的尊重，说明这一种性别立场是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本体性否定，而不是男女轮回式的反叛。倡导尊重女性主体性，就要求男女作家只有在承认女性主体性价值的前提下才可以自由地赞美女性人性美、可以自由地批判女性人性恶，就要求叙事文学的隐含作者审视女性人物时必须不含男性偏见，要求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审视世界时必须取女性视角。四、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也不能仅仅集中在鸳鸯蝴蝶派作家、新感觉派作家等二、三流作家甚至不入流作家的创作上；而应该包括，甚至首先应该集中在，对现代经典作家创作的反思上。只有深入反思经典作家的性别意识，才能有效地弥补中国现代文学男性在性别意识领域自审意识不足这一缺憾。也只有包含对经典作家创作的反思，对一个时代文化的反思才是彻底充分的。现代经典作家创作是否存在男性中心意识，自有他们的创作为证。研究者不应该先设定一个神圣的禁忌圈把他们保护起来。还是让他们以自己的创作直面男女主体性平等这一价值尺度为自己辩护吧！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还应包含对男女作家创作双方面的反思。应该仔细辨析男作家创作中对传统性别等级观念的超越，更应该仔细辨析男作家在进步的名义下对性别等级观念的不自觉继承和重新建构。后者更为隐蔽，至今为止受到的文化批判也更为有限。应该仔细辨析女作家创作在现代女性主体性建构方面的业绩，也应该深入反思现代女作家是否有自觉不自觉屈服于男权文化传统的一面。因为以为女性生存立言为起点的女性主义批评负有多重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消除人类中单一的男性文化视阈阴影的全方位的笼罩；一方面又要担负与男性文化世界共同改造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女性文化世界内结构的自我审视和批判，在自我生命的矛盾运动中求得发展和更新。”[20](p487)对现代文学性别意识的反思，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学反思，那么，这一种性别批评就必须是思想反思与艺术批评的结合。这一种批评，固然应该重视作家的宣言，但更应该注重分析作家的艺术想像。因为艺术想像作为作家的白日梦，比其理性宣言更深刻地表现作家的潜意识，因而也更深刻地表现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而这些集体无意识在文化中的生命力往往强于浮于时代文化表层的理性宣言。参考文献：[1]王晓明：《面对生活的挑战》(j)，《文学评论》，2002，（1）[2]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第二集》(m)，张明高等编，周作人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转摘自《周作人散文·第一集》(m)[4]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5]舒芜：《女性的发现――周作人的妇女论》(a)，《回归五四》(m)，舒芜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6]丁帆：《男性视阈文化的终结――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女权意识和女权主义批评断想》(a)，《文学的玄览》(m)，丁帆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7]丁帆：未刊稿[8]“现代性的张力”这个概念来源于周宪的论文《现代性的张力》，见《现代性的张力》，周宪著，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9]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刘思谦：《女性·妇女·女性主义·女性文学批判》(j)，《南方文坛》，1998，（2）[11]《周易·乾卦第一·文言》(a)，《周易译注》(m)，黄寿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周易·坤卦第二·文言》(a)，《周易译注》(m)，黄寿祺、张善文撰[13]《周易·乾卦第一·大象传》(a)，《周易译注》(m)，黄寿祺、张善文撰[14]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八章》(a)，《老子道德经通解》(m)，清宁子编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15]《周易·乾卦第一》(a)，《周易译注》(m)，黄寿祺、张善文撰[16]《周易·坤卦第二·文言》，《周易译注》(m)，黄寿祺、张善文撰[17]黄寿祺、张善文《读易要例》中指出：“《易》例以阴爻乘阳爻为‘乘刚’，象征弱者乘凌强者、‘小人’乘凌‘君子’，爻义多不吉善。但阳爻居阴爻之上则不言‘乘’，认为是理之所常。由此可以看出《周易》‘扶阳抑阴’的思想。”见《周易译注》，黄寿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第44页。[18]《周易·坤卦第二·彖传》(a)，《周易译注》(m)，黄寿祺、张善文撰[19]周宪：《从一元到多元》(j)，《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2）[20]丁帆：《男性视阈文化的终结――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女权意识和女权主义批评断想》(a)，《文学的玄览》(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