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主流价值观的回归《中国达人秀》启示新闻传播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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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与主流价值观的回归《中国达人秀》启示_新闻传播学论文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第一季总决赛，不在棚内录制——这一本来令节目制作方有所担心的决定被现场的观众反应所肯定。尽管对于部分节目内容采取录播方式、主持人及评委选择是否有欠考虑、短信票选数为何不予公布等问题，在赛后均有一些质疑提出，但也是理解多于批判、鲜花多于硝烟，观众和专业媒体给出的反应，也成就了《中国达人秀》第一季的半完美收官。选秀节目纵贯线：试水、奋起和式微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黎瑞刚，2006年在北京大学发表过一篇题为《颠覆电视》的演讲，彼时他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总裁。在演讲中提及选秀节目的空间和观众心态的演变，多次举旗下东方卫视当时正在强力推出的《我型我秀》为例。虽然选秀概念在1988年广州电视台制作播出的《美在花城》中已经稍具雏形，但时值2004、2005年，国内的选秀节目仍属新兴，基本由上海的《我型我秀》和湖南的《超级女声》形成犄角之势。娱乐市场即将涌入大量鱼龙混杂的选秀节目大潮，其背后是人人欲分一碗羹的收视率和广告利益之贪。到演讲发表的那一年，即2006年，除先前所提的两档节目仍处龙头地位以外，《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梦想中国》也后来居上，选秀节目遍地开花，稍有名号上星播出的也有9档之多，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部分节目制作方已对此有所忧虑，极力打造并强调自身节目的不同定位：《超级女生》重在走平民路线，《我型我秀》意图塑造明日偶像，《加油好男儿》招募男性选手吸引女性观众……人人皆言自己有所不同，但其间节目样式和受众定位的区别甚微——面向年轻观众、招募年轻选手、通过演唱PK形式、综合面孔气质进行淘汰升级、偶像包装各有粉丝团助威、制造话题扩大宣传，这些似乎都是屡试不爽的制作法宝，事实上节目窄化的危机已经四处隐现。再之后，虽然又有《非同凡响》、《花儿朵朵》等多档选秀节目加入此圈，亦有《红楼梦中人》等招募和选拔方式不同的选秀节目，甚至出现了本土化选秀节目和国外选秀节目山寨版在同一台的竞争，选秀节目的收视率和社会影响却似乎再难回到昔日荣耀。尽管节目主办方通过扩大赛区、增加赛级、密集宣传等手段力图扳回局面，但选秀节目的颓败之势看起来难以阻拦，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总局不再准许选秀节目采取短信投票方式带来的观众群缩小的影响，但并不能全面概况和理解中国选秀节目日益式微的缘由。所以，当《中国达人秀》仿佛带来振臂一呼的时候，我们难免需要发问：这究竟是代表着选秀节目在中国的再度奋起，还是死水微澜般的回光返照？单方取悦还是双方分享电视媒体相对于观众的身份和角色，一直处于此消彼长却定位不明的尴尬中。从最开始高高在上的教育者的形象，到戴着袖章喊着口号的指导员的面孔；从闲杂家常的邻里信息源，变成时尚潮流风的引领者。而在其教化宣传功能日渐萎缩落幕、休闲娱乐之用姿态高调的时候，电视媒体，尤其是娱乐节目似乎已经换上了“纯服务”的制服——“只要观众愿意看，不换台，我们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做什么都可以”。在这种潜水运作的规则之下，以选秀为代表的娱乐节目没有底限，在选手中制造话题、在后台里曝光内幕、在评委台上使用手段，无论“搏”的是什么，这个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放弃生地的决绝。在这种决绝的想象中，屏幕前的观众，是一张冷漠的审视的上帝的脸，或者就是一群正被提着脖颈像鸭子般张望发笑的愚奴，而那根线不在媒体手里，归其根底，叫做收视率，另一端是巨大的广告利益。做节目的发现看节目的越来越难以被取悦，看节目的觉得做节目的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难以沟通，是因为媒体和其受众之间一直存在无法逾越的交流鸿沟，观众对于节目是否喜欢、满意与否、版块设置的合理性、评委嘉宾的点评会引起多少共鸣或抗议——即使事先有节目观摩会、观众审片会、记者通气会，事后有收视率和观众来电来函，其反馈都远远停留在“样”而不“全”的局面。受众的身份早已发生改变，我们往往后知后觉。回到黎瑞刚的演讲《颠覆电视》，他在2006年时已经先一步将注意力放在了受众身份的变化上：“观众以前是什么？是沙发里的土豆，安静地看电视，今天欲望被调动起来，电视正在改变着我们传统的生产模式，传统的模式是你制作我看，观众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作，在美国有美国偶像，在中国有《我型我秀》、《梦想中国》，这类节目是电视台做的吗？没错，但是更深层次，是电视台和观众共同创作的，所诞生的那些偶像，并不是电视台一味单向创造的，是观众和电视台共同创造的，电视台把这个包装起来，变成了一个全民族的娱乐的狂欢。”发乎真止乎秀——选秀想和观众说些什么选秀，或为“真人秀”，它首先是“真”，不仅仅代表参与其中的是真实身份的选手，更应该意味着这个选手可以让人感受到他（或她）背后折射出的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存在，他（或她）作为一个“真”的个体在这个节目之外本身还拥有的社会性，而不仅仅是“秀”，更不是违背社会认同的美感和价值观。我们对不合情理、无法理解的事物常常抱有两种心态，或好奇至崇拜，或厌恶至鄙弃（这两种心态都已经诠释了“伪娘”为何会在一片不认同的声音中扎堆出现）。选手和选手背后的故事均“真实”，才使其既具有唯一性又具有普遍性，才会让观众感受到真实可触摸的存在，是日常生活中会擦肩而过也会偶遇相识的人物，然后当这个人物在镜头前和舞台上放出光彩时，和他一样的观众就会给出回应，这种回应不是给予选手本身，而是给予选手身上凸显出的观众感同身受的那个自我，它被描绘渲染放大，在社会传播力的影响下最终层峦叠嶂，成为“全民族的狂欢”。为了保证选手的这种社会性和普遍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无论是哪一国的“达人秀”，均强调“不设任何门槛，没有年龄、性别、才艺等任一方面的限制”，只要有梦想就可以来展现，唯一要求是必须是本国人，这样最终同台的都可以称之为“本国梦”，这些梦想在彼此竞争对决的时候仍然有着共通性，可以吸引全国认同这一梦想精神的观众持续关注，而不是分帮结派彼此对抗。“达人秀”选手的背后不是形成若干个彼此对立的粉丝小团体，而是一整个拥有零距离感受力的抱团前进的社会群体。节目的制作方也就在这一理念下和观众达成了某种身份的平衡——他们都属于这一群体，都认同这个梦想。国外选秀节目的成功模式与本土化问题之间的平衡《中国达人秀》是英国《达人秀》和本土创意的完美结合。事实上，将海外的达人秀节目以正式版权引进的方式在境内运作，这一想法原本差点宣告流产。一方面，已有一些电视台尝试过复制达人秀节目模式，试图运作山寨版中国达人秀的先例，但均告失败；另一方面，东方卫视团队也有着数十年综艺娱乐节目的经验，对于外方要求完全按照海外达人秀节目制作守则来运作此项目心存疑虑。最终达成节目合作协议后，中方的节目制作团队决定将过往已经在综艺娱乐节目上形成的经验并习惯，无论是拍摄手法还是宣传手段，一律“清零”处理。不事先对选手及选手故事进行泄露，不做煽情宣传、强调人性亮点、不搞话题炒作、不请毒舌评委、重在鼓励和关怀——这使得《中国达人秀》在风貌上清爽可亲，在节目品格上绿色积极。而规模巨大的现场拍摄和认真严谨的后期制作，用10多个机位带来的现场角度和100多小时的素材带剪辑成的一集节目，其简洁流畅又信息量丰富的表现手法，也让观众看到了面目一新的更适合社会节奏的娱乐节目。第一季《中国达人秀》远称不上完美，撇去对决赛环节设置是否失当等技术性层面的考量不谈，“第一季冠军是否具有中国达人的代表性”这一问题也正式开始对节目在第二季的选手定位上提出疑问。但不能否认，以这一档节目为代表的中国娱乐节目的创作人和制作者们正在试水、摸索，并寄希望于在节目中和观众、业内甚或广告商达成共赢的平衡，这不是“赌”也不是“搏”，是平等姿态的商讨，我们是否也可以在娱乐节目中找到一个“中国梦”，它在亿万中国最普通的百姓群中积聚推选而来。在英国达人秀里，他们是保罗和苏珊，代表着严谨又不失对生活热爱的英国品格；在美国偶像里，他们是克里斯·艾伦，或者范塔西亚·巴林诺，也会是鲁本·史坦德，代表着不同肤色不同风格的多文化的美国精神。“中国梦”应是对生活中顺利之处的感恩、对不如意之事的平和淡然，是面对无论先天后天、客观主观任一原因带来的挫折困苦时，不哭穷献丑、不颓败放弃的坚韧。而当这种人文精神与主流价值观在娱乐节目中得以回归，我们的电视媒体透过小人物的光辉投射出社会根基的和谐稳固，民间流动着的普世价值观才更易呼唤出感同身受的光芒。后记：最近网络知晓度正在急速上升的是一部国产短片，名为《老男孩》，两个当年的高中同班同学，约三四十岁的男人，在谋口饭吃而已的平凡日子里，决定重拾当年梦想，报名某一选秀节目中唱舞出自己过去的青春。短片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加珍贵”。相信这也是《中国达人秀》意在传达的节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