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保护平民史与军队管理的探析管理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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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保护平民史与军队管理的探析_管理学论文摘要：保护平民是我军一贯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在我军以往战争中，我军主要通过制定保护平民的政策纪律、通过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减少战争对平民的伤害、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的相关内容等做法，实现对战争中的平民保护，塑造了我军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使我军也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加快战争胜利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关键词：我军以往战争保护平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保护人民、服务人民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这不仅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更体现了我军的人道主义传统和精神。在以往战争中我军通过一系列实践加强和实现对平民的保护，这些保护平民的实践在战争年代，对于塑造我军形象，赢得民心，壮大我军力量以及加快战争胜利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制定保护平民的政策纪律我军从创建之初，就十分注重以政策纪律严明军纪。严明军纪是我军的优良传统，由于我军是区别于一切旧式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人民群众是军队的靠山。为了在战争中保护平民利益，我军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不断制定和完善我军的政策纪律，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纪律，加强战争中我军对平民的保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摸索，初步制定了保护平民的政策纪律。在红军创建初期，就提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加强工农红军的纪律性，这其中的主要规定都是与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相关。在长征期间，工农红军为了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做出了一系列注重加强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纪律。如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逐一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回民地区守则》、《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等指示要求，充分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尊重，这也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留下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的佳话。这一时期，对于军人违反纪律杀害民众或者毁坏欲抢夺财物，我军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作为当时苏区就有“以反革命为目的，杀害革命民众或者故意破坏与抢夺革命民众的财物，致损害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1]的处罚规定。在红四军制定的《红军惩罚条例》中，还把军职罪分为两类，其中一般军纪罪类包括乱少乱杀、毁坏人民财物等规定，严重违反者可以枪毙或者死刑，这都体现了我军通过严明的纪律和惩罚，保护的平民利益。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侵略者成为主要敌人，这一时期，我军继续坚持红军时期行之有效的保护平民的政策纪律，并结合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制定密切军民关系的一些政策纪律。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相继做出了关于拥政爱民的一系列政策和决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政爱民活动。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军民关系的训令》，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也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等，对拥政爱民活动都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边区政府相继又颁布了一些政策法规，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增进了军民团结。解放战争期间，随着革命斗争任务的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我军又相继制订或重新修订了政策法规纪律，使得我军在保护平民，维护群众利益的政策法规纪律得到逐步完善，既满足了解放战争的需要，又为实现由战时向和平建设时期转变奠定了基础。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后重新颁布。重新颁布和贯彻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对加强军队的政治性、纪律性，密切军民关系，以及提高军队战斗力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人民解放军逐步解放和接管了大城市，为了加强城市的接管工作，人民解放军结合实际情况，加强城市解放和接管的政策纪律。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就专门发布了《入城纪律手册》，之后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也颁布了《入城纪律手册》。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以加强城市的接收和管理工作；5月6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城市驻军纪律问题的决定》，从中央军委到各野战军部队相继制定的各种政策纪律、公约守则，确保了部队进入大批新解放城市后，依法维护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良好形象。二、通过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减少战争对平民的伤害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在以往战争中，无论我军的作战对象如何变化，我党我军始终坚持瓦解敌军工作，并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使我军在战争不同时期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更取得了政治工作瓦解敌军的胜利，有效地减少了战争及其对平民的伤害。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在武器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思想上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军，我军为了从心理上彻底将其瓦解，使之丧失战斗力，总政治部在《关于敌伪军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应当是用各种方法削弱和降低日军战斗力，是日军士兵对中国军民，不作盲目的仇视，从感情上的接近逐渐引导到政治的接近”的方针，我军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的工作。据统计，八年抗战中投诚的日伪军共达18.4万余人。这对削弱日、伪军战斗力，争取抗战胜利，尽早减轻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具有重要意义。[2]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保护平民和历史遗产的目的，我军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从而出现了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曾泽生将军长春起义，傅作义将军同意和平解放北平，程潜、陈明仁将军长沙起义，卢汉将军通电云南起义，不仅减少了战争抵抗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保护了中国悠久的物质文化遗产。不难看出，瓦解敌军已经成为我军整体作战的一部分，作为我军军事斗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收效明显，这些充分说明我军政治工作瓦解敌军的强大攻势，并从根本上减少了战争的发生，从而减少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志愿军仍继续坚持瓦解敌军的传统，通过认真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有的放矢的对敌宣传和开展形式多样的火线政治攻势等，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美国的“心理战专家”认为，被志愿军改造的美军俘虏“有三分之一的人对美国的制度产生了怀疑”。[3]不论是在国内战场还是境外战场，我军瓦解敌军的工作对涣散敌军斗志，减少战争抵抗，最大程度地减少战争对平民的伤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境外战场上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由于国际人道法的基本精神与我军的性质、宗旨等内在相通，都体现了人道主义保护精神，因此利于国际人道法在我军更好地适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分别于1956年11月和1983年9月，被批准加入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和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虽然朝鲜战争爆发时，我国还没有正式批准并加入《日内瓦四公约》，但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严格履行了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的规定，注重战争中对平民的保护和救助。在随后的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都都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的中印边境冲突中，我军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战场上救助伤者，给予平民人道待遇。[4]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当时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注重战时的平民保护，不仅在作战手段和方法上尽量避免对平民造成伤害，而且对平民还是实施人道救援。我军在连级以上部队设立专门负责保护平民的部门和指挥员，负责对保护平民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对于受伤的越南平民及时给予治疗。[5]中越战争结束后，为了严格落实《地雷协议书》的规定，减少战争遗留地雷给边境平民的伤害，我军先后两次在中越边境开展大规模扫雷行动，基本解除了地雷对当地平民的威胁。我军在战争中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保护平民的人道主义行动，为国际社会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树立了典范，也为我军战时模范执行国际人道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军在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和执行方面在当时是世界少有，这也赢得当地人民对我军的赞誉。参考文献：[1]总政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713-716[2]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6-17[3]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36[4]西安政治学院武装冲突法研究所.改革开放30年武装冲突法在中国的研究与实践[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8:21(6):74[5]陈刚.新中国对国际人道法的贡献[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3:16(4):51-55作者简介：林浩毅（1981-），男，汉族，山东烟台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