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诗》证误举例古代文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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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诗》证误举例_古代文学论文傅璇琮领衔主编的《全宋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成书72册，凡3785卷，收九千余人诗作，其集千万书于一书的盛举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尤其是对有文集传世作者佚诗的补遗和无集传世宋人诗作的广搜博采，就更为学者造福，可省读者无数翻检之劳。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总集编纂的要求是不错、不漏、不重，如以这个标准衡量，无疑《全宋诗》的修订、完善尚有很长的路要走。1998年底，该书正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后，与媒体不遗馀力的追捧炒作和屡获大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极有限的阅读范畴中，仅见海内外数十位学者约近200篇札记或补白中涉及数千例《全宋诗》的错、漏、重，小传的失误则很少涉及，即存在订与补的失衡现象。笔者时因专题研究之需而查阅和翻检《全宋诗》，合计总量约3册，仅占全书4%左右，就发现有各种问题上千例之多。由于这种发现多产生在校核是书所引原典资料的过程中，因此就具备了某种随机抽样的性质。虽然笔者尚未通读全书，目前还无法对《全宋诗》编纂的得失作出全面的评价，但从已发现的问题看，情况相当严重而不容忽视，有些舛误、硬伤还十分离奇、出格，甚至令人匪夷所思。《全宋诗》卷首“编纂说明”中对前人编总集的失误讥评甚苛，如称四库馆臣因“草率和缺少知识”，“张冠李戴，所在多有。”不幸的是，《全宋诗》编者也未能避免重蹈覆辙，误收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了“新的混乱”。尤其在辑佚补遗部分，失考的情况极为严重。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主小传编写。此外，在作品重出、版本选用及文字校勘、注文按语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正如编者坦言：“我们对宋代文学和宋代史料还缺乏研究。”（《全宋诗·编纂说明》）就总集的编修而言，整理、补遗者及编者的学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整理及补遗、编者水平的参差，决定了《全宋诗》各卷、册间质量的良莠不齐。从客观原因分析，宋诗总集编辑的难度远胜《全唐诗》，由于印刷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文史资料浩如烟海，多亟待整理；较之已基本整理完成的唐代资料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而其中的笔记、小说、诗话、方志、类书中所收宋诗，真伪杂糅、张冠李戴等可信度低的情况普遍存在，使用时须经鉴别考辨，切忌拾到篮里便是菜。但毋庸置疑，现代的知识水平、资料条件及信息手段是古人无法比拟的，纵然难度极大，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比前人——如清修《全唐诗》做得更好。由于篇幅的限制，今拟从已发现的上千例舛误中筛选出100余例，加以必要的归纳和分类。选作辨析之例的标准，一是尽可能兼顾不同类型；二是只作简单考订和说明即能说清是非者。有些虽错得比较离奇出格但专业性较强又需作较详考证者，拟另文探讨。本文主要辨证小传编写、误收重出及补遗辑佚等几个方面，底本及参校本的取舍、文字校勘及注文、按语的撰写等失误仅在必要时偶有涉及，尽可能以最简洁的文字说清致误原因。本文首列需辨证的内容，标《全宋诗》卷数，必要时括注册/页数，宋代常见书目用简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简作《长编》等。为了便于读者对《全宋诗》错误的程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笔者先就胡太初《开庆临汀志》（刊《永乐大典》卷7889～7995）作一剖析，以窥豹一斑、见微知著。然后再分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从《临汀志》看《全宋诗》的修纂《永乐大典》本《临汀志》收宋人诗凡100余首（包括联、句），涉及作主55人。其中郭祥正、洪刍、蒋之奇、李纲等4人或因文集尚存，或因数量较多，未及考核，仅对只有少量佚诗或联句的其余51人对照《全宋诗》进行了检核。就发现小传失考、误收重出、失收漏辑、版本校勘、编者拟题等方面的许多问题。《大典》是《全宋诗》编者辑佚的主要来源之一，《临汀志》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大典》卷7889～7895中，是《全宋诗》编者使用较好的一部书，但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今分述如下。（1）方开之《全宋诗》卷1661（29/18602）方开之小传云：“后通判汀州”。据《临汀志·通判题名》为政和七年（1117），此失考时间，应补。（2）张宪武《全宋诗》卷1661（29/18610）小传可补：字演翁，绍兴九年（1139）知汀州。编者小传未用始出史料（《大典》卷7891引《临汀志》），殆失考。又小传称其南平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而四库本《福建通志》卷33却作瓯宁人，宣和二年（1120）进士。特录以考异。其所录诗，《临汀志》题作《题六柳堂》，极是。宋人无直呼交游名之理，编者拟题中“王宗哲”三字应删。（3）朱诜《全宋诗》卷3755（72/45283）据《诗苑众芳》收其诗二首，作者小传失考宦历及时代，误系于不知时代者流。今考《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郡县官题名》：宝祐四年（1256）十月，以朝散大夫知汀州，六年十一月任满交政。《大典》卷7240引《临汀志》存其佚诗《清心堂》一首，为《全宋诗》失收。（4）刘峤《全宋诗》卷1405（24/16165）小传中“北部”，乃“比部”之刊误；又，“朝散大夫”下应加顿号。其宦历，时间多可考。如其除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乃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北山集》卷27制词）；除福建提刑，为绍兴二年六月到任（《淳熙三山志》卷25）。小传失考。（5）林东乔《全宋诗》卷780（13/9035）小传称：“治平中知汀州”，误。据《长编》卷196，林嘉祐七年二月前已在知汀州任。编者失考。（6）李存贤《全宋诗》卷1264（21/14250）据光绪《长汀县志》作元祐间知县，但《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知县题名》作元祐三年（1088），应据改。另，编者拟题作：《和林东乔东禅院》，非是；应作《追和前守林公东禅院》。（7）刘弼《全宋诗》卷3772（72/45499）无小传，殆失考。检四库本《福建通志》卷33：刘弼，治平四年（1067）进士，龙溪县人，赠朝奉郎。则其为北宋中期人。可按时代前移入编。（8）石民英《全宋诗》卷671（12/7831）小传云其熙宁元年（1068）知汀州，但核《临汀志·知州题名》乃熙宁五年（1072）知；且误录《大典》卷数为7892，知州题名，实在卷7893。照抄已有二误。石民英至和二年（1055）二月前已在知州任所，见《长编》卷178。小传失考。（9）宋思远《全宋诗》卷2669（50/31352）小传首句“思远”，刊误作“思达”；“汀州”，又误刊为“汀洲”。亟应订正。（10）汤莘叟《全宋诗》卷1971（35/22085）据《方舆胜览》卷13收其《马上吟》诗一首，第三句“日欲上”，乃“日初上”之讹，惜编者未能据《大典》卷7894引《临汀志·进士题名》校改。据同上收其《幽居》一联，又将《临汀志》编者之语“晚年自述”四字阑入诗题。又，其小传云“为饶州推官”，《临汀志》“为”作“终”〔官〕，文义大相径庭。《大典》卷9764今存其《震山岩》诗一首，《全宋诗》失收。（11）赵善晤《全宋诗》卷2785（53/32975）据《八闽通志》录其诗一首，实乃同题诗二首之二联佚句。见《大典》卷7892引《临汀志·贡院》：“壬子科郡倅赵公善晤董试，留题二诗，甚脍炙人口，略云……。”此乃不引始出资料之失。（12）陈晔《全宋诗》卷2660（50/31187）小传至少还可补：嘉泰二年（1202），除四川总领（《朝野杂记》甲集卷16《钱引兑监界》）。开禧二年（1206）五月，因籴军粮粗恶，贻误军机，追三官放罢，沅州安置（《宋会要辑稿》职官74之2）。《全宋诗》（页31189）录其所谓《义松亭》诗一联，实大误。其诗今存，惜编者失考，又误将前四句题为《苍玉亭》，误收于《全宋诗》卷726陈轩（12/8400）。乃既误收又重出之例。《舆地纪胜》卷132题作：《我爱汀州好》，诗云：“我爱汀州好，山川秀所钟。阁前横氵矞水（云骧阁），亭畔列奇峰（苍玉亭）。古驿森慈竹（临汀驿），莲城挺义松（莲城县有义松）。”方按：括号中为原注，疑仍佚一联。另外，又失收《东山堂》佚句“常留绿野春光在”，见《大典》卷7892引《临汀志》。（13）邓春卿《全宋诗》卷1149（19/12975）小传乃据《大典》卷7894引《临汀志》删润而成。但由于编者对宋代选举制度缺乏常识，将崇宁间诏举隐逸和大观年间诏举八行二事误合为一。举隐逸，乃崇宁间知州陈粹所为；举八行，为继任知州章清所为，判然二事，不应混为一谈。据《宋史·徽宗纪二》（卷20/页376、378）：另外，邓春卿虽卒年不能确考，但大致能定其生于宋真宗时期。《全宋诗》按生年序次，应前移至第8册，此显属误系。（14）释从密《全宋诗》卷1302（22/14795）小传问题多多，可据《大典》卷7895引《临汀志·道释》改写如下：释从密（1067～1136？），俗姓郑，汀州长汀县人，自号未埋翁。法号祖镜大师。建炎二年（1128），知福州江常延主东禅寺法席，历九年卒。其临终遗颂一首示众云：“阅尽人间七十秋，万缘今日一时休。虚空扑破浑闲事，惊起全身露地牛。”《全宋诗》失收。（15）释了证《全宋诗》卷1379（24/15828）小传疏误甚多，如时以汀州通判摄郡守的许端夫，竟被误作“漳州通判”。更荒唐的是：竟将《临汀志》“桴鼓之警”句，臆解为“金兵南进”。金军未至福建，此乃常识。此指建炎四年（1130）虔州虔化县（治今江西宁都）李敦仁等聚众数万攻破石城等县，绍兴元年（1131），又冲击汀州宁化县、清流县，兵锋直逼汀州。事见《宋会要辑稿》兵10之27～28。今重作小传如下：释了证（？～1035），俗姓钟，汀州武平县人。年十九，师从礼果院道松，云游四方，参黄龙禅。绍兴元年（1131），以通判摄郡守许端夫延主开元禅寺，适兵祸起，避乱归灵洞，结茅自居。五年卒，有语录行世，今已佚。（16）陈铸：混淆同名之三人《全宋诗》卷3162（60/37936）小传乃南宋末之陈铸（字鼎臣），但所收《任仙公台祠堂》（又讹倒为“任公仙台”）一诗乃北宋陈铸（字师回）之作；而《云骧阁》诗一联佚句乃南宋中期陈铸（字伯冶，曾任汀州知州）之作。诗与佚句已分属二人，又均非小传中之陈铸所作。编者在小传中云“后通判福州”，所据为乾隆《福建通志》卷22，但核其题名下仅注“有传”；而在其后之一人下注：“俱绍圣间任”。虽有误，但清楚地指出此福州通判乃北宋陈铸无疑。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所载皆淳熙前事，仅“进士题名”等淳熙九年后内容为后人所补。其所录诗文无一为淳熙九年（1182）以后者。而且，可以断言，这个南宋末陈铸既未通判福州，也无诗作传世。《全宋诗》编者实在错得离奇、出格。今亟应将这一诗及一联佚句分析为二，并分别增补北、南宋两陈铸之小传，将这诗和联句分别前置于相应之卷册。顺便指出，两宋名陈铸者还远不止这三人。陈铸小传㈠：陈铸（？～1068），字师回。兴化军兴化县（治今福建莆田）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宝元元年（1038），知南雄州（《元宪集》卷24《陈铸可殿中丞制》）；康定元年（1040），以母老养亲求通判福州（《潞公文集》卷3《送福州通判陈铸殿丞》诗题注：“时为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使”）。移倅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历知潮州、汝州、登州，终官光禄卿。事具《万姓统谱》卷18，乾隆《福建通志》卷44、卷33。据《淳熙三山志》卷38收其《任仙公台祠堂》诗一首。据其卒年，可前移置于《全宋诗》卷401张田（7/4942）前。陈铸小传㈡：陈铸，字伯冶。台州临海人，举善子。乾道八年（1172）进士。历宦大理寺主簿、司农寺丞。嘉泰四年（1204），知汀州（《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除工部郎中，终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观。事具《嘉定赤城志》卷33。此陈铸仅存《云骧阁》佚诗一联，可前移置于《全宋诗》卷2612，是卷首列状元黄定（48/30346），均乾道八年进士而又生卒未详者。（17）杨方《全宋诗》卷2466（46/28608）据《宋史翼》卷21立传，其疏误颇多。特排比史料，重撰小传，以补其阙，以证其误。杨方（1134～1211），字子直，晚自号淡轩老叟。汀州长汀人。隆兴元年（1163）特奏名进士。除弋阳尉。乾道六年（1170），调广州清远主簿（《晦庵集》卷42《答胡广仲》），广东提刑姚孝资檄摄曲江坑冶。淳熙初，徙隆兴府武宁丞；八年（1181），摄靖安令（《后村诗话》）。十三年，应赵汝愚辟，充四川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宾退录》卷7）。召对，权宗正寺簿。通判吉州，知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绍熙五年（1194），召为秘书省秘书郎；庆元元年（1195），出知吉州（《南宋馆阁续录》卷8）。二年，降二官放罢（《宋会要辑稿》职官73之65）。三年，入“伪学逆党籍”（《道命录》卷7下）。嘉泰三年（1203），起知抚州，旋移惠州（《昌谷集》卷13《论事札子第三》），力请丐祠，归。嘉定元年（1208），召为侍右郎官，进考功郎中，旋又罢归。三年（1210），加直宝谟阁除广西运判兼提刑。四年，巡历属郡，病卒于象州。撰有《赵忠定公谥议》一卷（《书录解题》卷7）、《朱子语录》（杨方录）等。事见《大典》卷7894引《临汀志》，《宋元学案》卷18。今见杨方《题王才臣南山隐居》佚诗一首，为《全宋诗》失收。特补录：“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识显藏，终朝雾如沐。”（《晦庵集》卷84《跋杨子直所赋王才臣绝句》附录）又《全宋诗》（46/28609）编者拟题《送张振古二首》，应改为：《送长汀张簿纳印而归二首》。（18）陈轩《全宋诗》卷726（12/8398）据《宋史·本传》而撰小传，颇有挂漏及疏误。今考订如下：其一，生卒年可考。据黄庭坚元祐二年（1087）诗“五十天涯一秃翁”（《山谷集·再答元舆》），则生于宝元元年（1038），《宋史·本传》称享“年八十四”，则卒于宣和三年（1121）。可据补括注生卒年。其二，可补早期宦历。释褐平江军节度推官（《大典》卷3145引《建安志》）；熙宁六、七年间（1073～1074），知蒙县。（《苏魏公文集》卷12《窃意旧游再赋一篇》诗中自注：“某守亳日，元舆知蒙县。”）其三，知汀州时间有误，至迟应为元丰四年（1081），可据郭祥正通判汀州乃元丰四年春已到任推定（《青山续集》卷2《浪士歌·序》，《青山集》卷17《挥扇》）。其四，又可订补元祐中宦历。小传云：“元祐中，为礼部郎中”，时间及官称未确；应作：元祐初，为祠部郎中，二年八月，改主客郎中（《山谷内集诗注》卷8《戏答元舆》题注引《实录》，《山谷年谱》卷22）。其五，著作可补。撰有《纶阁集》、《临汀集》各六卷，《荣名集》二卷，编有《金陵集》（《宋史》卷208《艺文志》、《景定建康志》卷17），皆佚。《全宋诗·陈轩》（同上页8400）据《宋诗拾遗》卷7收入《苍玉亭》诗四句。此陈晔诗，编者误收，又脱二句及诗注。上文陈晔条已考，勿赘。又此页引《拾遗》诗5首题注，皆编者元·陈世隆所加，误甚。编者失察，多题“原注”，非是。《云骧阁》一首，诗题误；应作《清阴阁》。此阁名乃绍兴初（1132～1134）福建提刑刘峤所改，元丰知州陈轩不可能用此而名诗。同样，下页之诗题《熙春堂》亦误，应改题为《北楼》。编者拟题《赞僧宗祐真》未允，应作《宗佑真赞》（“佑”又误作“祐”）。这首诗作主系于陈轩是大成问题的。编者在附引出处时，有断章取义之嫌。《大典》卷7895引《临汀志·道释》云：“郡守黄御史彦臣入境之初，亦作是梦……贻之诗曰……。陈侍郎轩踵至，尤雅重之，赞其真容曰……。”编者故意删去十分关键的“踵至”二字，踵至者，接踵而至也，承上文，即为继黄彦臣知汀州者。据《临汀志·知州题名》，继黄彦臣任知州者为陈粹，此诗当为陈粹之作。《全宋诗》失收陈粹其人其诗，亟应据《临汀志·名宦》补小传及据同书《道释》收其这首佚诗。《临汀志·邮驿》（《大典》卷7892）称陈轩秩满离任抵嵩溪铺有《寄清流宰赵通直》诗云：“寒日尽时山未尽，却随明月到嵩溪。”这联佚句，却又被《全宋诗》卷726所失收。必须指出，《临汀志》中收录宋人诗而被《全宋诗》失收者，还有胡咸秩、梁颜、郑强、释·契照等4人。其5人（另一为上述之陈粹）均可据《临汀志》及其他有关宋代史料撰成小传。由于篇幅限制，姑从略。综上所考，笔者对《临汀志》今存宋诗作主55人中的51人进行了复核，失收者5人，有各种失误的18人，合计23人，失误率高达45.1％。有些错得实在太离谱、出格，如陈铸、陈轩、杨方、释从密、了证等人。由此可见《全宋诗》的编纂质量之一斑！此所论犹冰山之一角而已，宋诗总集，质量如此，令人扼腕叹息。二、关于作者小传据《全宋诗·凡例》规定，小传包括作者生卒、字号、籍贯、科第、宦历、封赠、著述等项；如加上主要交游或师承，则似更完整些。其中失考和错讹比较严重的是宦历、生卒、科第等项，封赠及著作则多失载。有相当数量的小传需要重写。先举几个小传失考和错得比较离奇的例证，再重点谈一下生卒年问题。（19）张伯玉生平事历失考《全宋诗》卷383（7/4723）小传颇多疏误，今据伯玉《州宅诗序》、《桐庐官满》自注及《长编》卷114、卷164、186、187，《宋会要》职官65之16、18，78之21，《淳熙三山志》卷22、《嘉泰会稽志》卷2，《墨池编》卷3，《闽书》卷92页2780考订，重撰小传如下：张伯玉，字公达，建安（治今福建建瓯）人。天圣进士，守陈州司户参军。景祐元年（1034），登书判拔萃科，除两使幕职官。康定、庆历间，为苏州从事。历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节度判官，知并州太谷县事，范仲淹荐其应制科。至和中，倅新定。嘉祐初，召为侍御史。三年，忤宰相，出知太平州。嘉祐八年（1063）四月，以度支郎中知越州；治平元年（1064），移知福州。熙宁初卒。著有《蓬莱诗》二卷。其遗诗（包括佚句）尚颇有辑佚之空间。（20）曹辅以名、字一人分列二卷曹辅，字子方。《全宋诗》于卷726收其诗27首（小传见12/8393），又在卷1251（21/14144）列曹子方小传，仅收佚诗句一联。乃一人以名、字误置二卷之例。子方传，其籍贯、宦历多误；辅传亦讹误不少，可据史料补正者甚多。曹为鄜延勾当公事不在元丰八年（1085）而在七年（《苏轼诗集合注》卷30《送曹辅赴闽漕》引题下施注）。顺便指出，编者撰小传多据《长编》、《宋会要》等将传主在任期间的某一时点，误认为始任之年，这类舛误是《全宋诗》小传中的“通病”，其例俯拾皆是，亟应订正。元祐三年（1088）九月，以奉议郎、太仆寺丞权发遣福建路运判（《彭城集》卷14《送曹辅奉议福建转运判官》），子方传称“转运使”，大误。六年召回，官职方员外郎，为馆职（《张耒集》卷62《同文唱和诗》）。元祐末出知虢州（《淮海集》卷39《曹虢州诗序》）。绍圣（1094～1098）间，为广西提刑（《广西通志》卷19、《粤西丛载》卷2《曾公岩题名》）。绍圣、元符（1098～1100）间知衢州（弘治《衢州府志》卷8）。曹辅佚诗可补辑者不少，如《全宋诗》据点校本《张耒集》卷62收曹辅同文唱和诗18首，漏录《初伏大雨戏呈无咎》一首；还可据《淮海集》卷9补《和秦少游赠刘景文韵》、据《舆地纪胜》卷103补《古秦城》各一首。宋人诗文别集中附交游酬唱之作往往有之，此亦辑佚渊薮之一，惜编者多未注意及此。同一人而分列为二的还有卷123的杨备与卷3750的杨修（备字修之的夺误），卷978的何执中与卷3758的何昌弼（门人对其尊称）等。亟应归并为一。（21）丁逢小传须重写《全宋诗》有些小传错讹较多，几乎每句话均有问题。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类型绝非少数，如卷385蔡襄小传，用刘琳《蔡襄年谱》对校，其行历也几乎每句话均错而亟需重写。今拟以卷2573（48/29874）丁逢小传为例作考订。其主要失误为：生年失考，进士及第之年有误，宦历年代时序错乱，每一差遣均有任命、到任、在任期间、罢免的系时年月之别，小传多混淆不清。今试为重写：“丁逢（1140～？），字端叔，晋陵（治今江苏常州）人。隆兴元年（1033）进士（《东塘集》卷4《丁端叔茶马会同年同庚》）。乾道（1165～1173）中为激赏库干办官，监国子监书库，临安府通判（《咸淳临安志》卷50）。淳熙（1174～1189）初，知安丰军，五年放罢（《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21）。后起知盱眙军；十四年，知郴州；十六年，除湖北提刑（《止斋集》卷40《丁端叔〈南征集〉序》）。绍熙（1190～1194）中，除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攻媿集》卷39《制词》）。庆元二年（1195），提举四川茶马，四年召回（《宋会要辑稿·职官》74之1，《朝野杂记》甲集卷11）。旋以行司农少卿兼知临安，五年六月提举宫观（《咸淳临安志》卷48）。六年，知婺州；嘉泰二年（1201）离任（《金华府志》卷11）。有《南征集》等，已佚。《咸淳毗陵志》卷17有传。”（22）王谨言因避讳追改名而失考《全宋诗》卷360王谨言（1011～？）小传，多据陆心源《小传补正》，失考卒年及宦历。编者不知宋无王谨言其人，实乃王慎言（1011～1087），生平见范纯仁《范忠宣公集》卷14《王公墓志铭》，其为北宋人无疑。南宋时却因避宋孝宗赵眘之讳而追改为王谨言，应回改，改为王慎言传。同样，卷877邓忠臣传云，“字慎思，一字谨思”，后之字实亦南宋追改，应删。类似之例还有北宋理学家周惇颐（1017～1073），几乎所有学术专著和工具书均作周敦颐（《全宋诗》卷411）。惇颐原名实，因避英宗旧名，改为惇颐；此其生前已改，按避讳则例，应为定名。但南宋时又避光宗赵惇（1190～1194在位）名讳，又追改为敦颐。元修《宋史》设《道学传》，以《周敦颐传》为首，遂约定俗成，不胫而走，应改作周惇颐为是。（23）陈向名有误且生卒年失考《全宋诗》卷748列陈一向传，无生卒年。实乃陈向（1035～1087）之误。考沈括《长兴集》卷30《陈君墓志铭》称向知楚州卒，享年53岁，汪藻《浮溪集》卷28《陈氏墓志铭》可证，也说向“徙知楚州而卒”。向知楚州在元祐二年（1087）四月（《栾城集》卷29《制词》，《长编》卷398、卷401），逆推生于景祐二年（1035）无疑。（24）曹修睦生年乃误读史料致讹《全宋诗》卷146曹修睦生卒括注为：979～1046，其生年误，应作987年。《蔡襄集》卷36《曹公墓志铭》云：“[庆历六年]二月乙卯终于家，年六十；八月庚申，葬……。”各种版本均一致，其享年为60岁无疑。不知何以编者竟误将“八月”之“八”上读，误书其享年作68岁而致讹，其生卒亟应改正为：987～1046。（25）误计曾幾享年致其生年有误《全宋诗》卷1652曾幾小传括注生卒：1085～1166，陆游《渭南文集》卷32《曾文清公墓志铭》称其乾道二年（1166）卒，“享年八十三”，是。逆推生年应是元丰七年（1084），曾幾《茶山集》卷6《壬戌岁除作明朝六十岁矣》诗题可证：壬戌（绍兴十二年，1142）的明年（1143）为60岁，上推生年亦生于1084年无疑。此编者误沿《宋史·本传》享年“八十二岁”之误而失考。生卒应改正为1084～1166。陆游乃作者的学生，作者诗题更可征信，皆当时一手资料，远较舛误已甚的《宋史》可信。（26）陈舜俞生年失考卒年有误《全宋诗》卷402陈舜俞传括注生卒：（？～1075）。今考《都官集》卷12《枫桥》诗云：“二十送上乡老书”，“明年偶中崇政第”。则其庆历六年（1046）进士及第时年21岁，逆推当生于天圣四年（1026）。熙宁三年（1070），陈不行青苗法，被贬监南康军酒税，“越五年而卒”（《长编》卷212、《宋史·张问传附传》）。则应卒于熙宁九年（1076）。《苏轼文集》卷63《祭陈令举文》称：“予与令举别二年而令举没。”今考熙宁七年（1074），时任杭州守、倅的杨绘、苏轼同时离任，陈舜俞等同舟送行，则二年后，亦1076年无疑。陈之生卒应补正为：1026～1076。（27）张孝祥卒年享年有误《全宋诗》卷2398张孝祥传括注生卒为1132～1170，误。今考张实卒于乾道五年（1169），享寿38岁，而小传误作六年（1170）卒，享年39岁。宛敏灏《张孝祥年谱》修订本、于北山《陆游年谱》、徐鹏《于湖居士文集·前言》（点校本）均定其卒年为1169年，是。今可从交游诗文中补考得二证：王十朋《梅溪集·悼张舍人安国》雍正本题注云：“己丑作”。王质《雪山集》卷5《于湖文集序》：“岁己丑……公没于当涂之芜湖。”己丑，即乾道五年（1169）。宋人生卒年通常据碑志铭状记载的卒年及享年，推算其生年。《宋史》、《东都事略》、《隆平集》的本传中也记载了大量宋人生卒资料，这是编者据以定小传生卒年的主要依据。但由于古人用农历，其生、卒在十二月者，括注的公元纪年须推后一年。因此，考其生、卒时，是否在十二月（或闰十一月）尤应留意。如陈傅良的生日，据清·孙锵鸣《年谱》所考是绍兴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甚是。已是公元1038年的元月七日，但《全宋诗·小传》仍括注为（1137～1203）。类似之例颇多。古书传刻过程中的鲁鱼之讹等手民误刊常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差异，如《全宋诗》卷174郑戬，括注生卒年为：（992~1053），此据胡宿《文恭集》卷36《墓志铭》：“皇祐五年卒，年六十二”推算而误。今考郑戬皇祐元年（1049）十一月卒（《长编》卷167，《宋会要·礼》41之43）。“五年”乃“元年”之形近而讹。上述《宋史》等三书中本身也存在大量错讹，稍一不慎，便会导致生卒年失考或致误。当然，宋人的生卒年，也多可据《长编》、《宋会要》、《系年要录》等基本史料及前贤今人所编大量宋人年谱、宋人《文集》中的碑志铭状与上述三书本传等所载验证。《长编》等书均有人名索引，查检十分便利，可惜编者没有能做这一工作，造成许多不应有的疏误。笔者仅据《宋会要辑稿》礼41、44关于临奠、辍朝、赙赠的记载，查核了136人卒年的资料，发现其中18人是《全宋诗》编者失考或有误的。当然，《宋会要》等资料也有编修或录出时就已舛误的，需用其它资料考订。今将可据以补正的18人以《全宋诗》卷数为序分列于下（仅括注正确的生卒年）：卷14汤悦（？～984）、卷97陈尧咨（970～1034）、卷109李若谷（970～1049）、卷114王贻永（？～1056）、卷162张观（985～1050）、卷170王举正（？～1060）、卷174郑戬（988～1049）、卷514俞瑊（？～1079）、卷627黄履（？～1101）、卷746王安礼（1035～1096）、卷948徐绩（1046～1124）、卷1199郑居中（1059～1123）、卷1274刘正夫（1060～1117）、卷1301胡直孺（？～1131）、卷1429范坦（1060～1121）、卷1803潘正夫（？～1153）、卷2059芮烨（1114～1171）、卷2112刘季裴（1123～1173）。就核查总数136人而言，18人错讹，其失误率为13.2%，如果用更多史料检核这136人，也许这一比例会更高。何况小传中的宦历行实错讹远比生卒严重得多。另外，传主的进士及第之年多可据宋人文集中的交游诗文考知（如本文丁逢小传所考），可信度极高。惜编者舍本而逐末，宁可採明清方志之说，导致了大量错误，甚至闹出一些不行贡举之年也有及第进士的笑话。据说新闻出版署规定图书允许的差错率是万分之三，不知是否适用于古籍整理类图书？仅就小传生卒年一项而言，《全宋诗》遑论评奖，合格也颇成问题。三、误收重出这是历代总集均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清修《全唐诗》，据佟培基先生考订，重出误收诗约近7000首，涉及作主900余家，乃至有重修《全唐五代诗》之必要。《全宋诗》的情况如何？未作全面考订，不敢妄言。但不仅宋人别集中因各种原因已不乏重出误收现象，即《全宋诗》据以辑佚补遗的各种资料中本身的讹误，其程度之复杂、严重，也许远出乎常人的想象，考订与判断也十分困难。何况编者的“买菜求益”，全盘照抄而不加任何辨析，又导致了新的混乱。仍先看例证。（28）误收唐人诗《全宋诗》卷15（1/631）据《锦绣万花谷·后集》卷3辑录潘阆《夏》诗一首，此乃误收唐诗。实为唐·殷遥《春晚山行》律诗中颔颈二联。见《文苑英华》卷161和宋·周弼《三体唐诗》卷5。（29）误收唐、五代人诗《全宋诗》卷14收有南唐入宋之张佖诗20首，其中前18首，实误收张泌诗。其所据乃《全唐诗》卷742。《全唐诗》断例甚严，不收入宋之人（除非失考）。今考此实乃唐末五代初人张泌作品。张泌和张佖乃判然两人，早有学者已论定。如陈尚君《花间词人事辑》断言：张泌约唐末至五代初在世，非南唐入宋者张佖。《全宋诗》所录前18首诗，见《才调集》卷4，为张泌诗无疑，张佖似今已无诗传世。第19首题为《送容州中丞赴镇》，乃误收杜牧诗，见《樊川文集》卷2。最后1首《赠韩道士》，又为误收戴叔伦诗，见《才调集》卷4。《全宋诗》均沿《全唐诗》之误而失考。《全宋诗》编者又误据《<全唐诗>续补遗》卷15辑入张泌《岳阳楼》诗佚句一联，实乃误中有误，已将张佖、唐五代之际张泌及北宋张泌混为一谈。今考此联见于《舆地纪胜》卷69，乃宋人张泌佚句之误收。此张泌，字顺元。宋建州浦城人。大中祥符（1008～1016）间进士及第，仁宗时终官给事中、刑部尚书。事具《八闽通志》卷64及嘉靖《建宁府志》卷15、卷18等。其生活年代与上述唐末、五代之张泌相距近百年之久。而此宋人张泌，《全宋诗》却又失收。（30）张维：误收南宋同名者诗又重出《全宋诗》卷73收北宋张维（956～1046）《庭鹤》诗等10首，其子张先（990～1078）据这10首诗意绘有《十咏图》，题其父诗于图上，这10首诗才得以流传下来。但卷73此后又收录《次经略舍人韵》、《和刘颖》、《题张公洞》等3首诗，却是误收南宋同名作者张维（1113～1181）之作。南宋张维，字仲钦，乾道元年（1165）权发遣广西提刑，二年四月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其第1首诗中的“经略舍人”，指当时以中书舍人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张孝祥（1132～1169），孝祥原唱诗见《于湖集》卷11《登七星山呈仲钦》。其第2首《和刘颖》，乃明人改题，原题作《和刘公实西湖再开呈张经略韵》，今考刘颖（1136～1213），字公实，其原唱诗《西湖再开呈张经略》今存，见《宋诗拾遗》卷15。维诗前二首均作于乾道元年。第3首《题张公洞》本事亦可考，见《桂胜》卷3。乾道元年，张孝祥与张维同游中隐山发现此洞，三年十二月维隶书“张公洞”三大字并记发现此洞经过。摩崖石刻今存（见《桂林石刻》页176），诗亦当时所作。《全宋诗》卷2050（37/23046）南宋张维已收入一、三两首，却失收第二首《和刘颖》。另外，尚可据《桂林石刻》页177补入南宋张维佚诗3首：《游朝阳洞次孙机宜韵二首》及《赋民为重斋呈经略舍人》，诗刻今存，在桂林象鼻山水月洞摩崖。此误收3诗亟应从北宋张维删除。此例可见编者何等粗疏草率一斑，既前后两失照应，又误收重出并漏录。（31）曾丰：误收北宋人诗《全宋诗》卷2610（48/30331）据《永乐大典》卷7701收入《送孙莘老移知南京》一首，系作主于曾丰（1142～？），大误。今考孙觉（1028～1090）字莘老，北宋人。诗题中南京，即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诗注中称其尝知徐州，均非南宋版图中之地，明甚。诗注中又称其曾从胡瑗学，为国子监直讲，试馆职，历知湖州、福州等，皆与孙觉事历相合。此非曾丰之作殆无可疑。疑此诗乃曾巩之作。曾巩南丰人，当时及后世人习称为曾南丰。疑《大典》注“曾丰诗”，乃“曾南丰诗”之夺误。《曾巩集》卷7有《寄孙莘老湖州墨妙亭》诗，可证两人乃交游。又曾巩诗文已大量散佚，《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已久佚。其中颇有佚诗可辑。说详拙文《久佚海外<永乐大典>中的宋代文献考释》（刊《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残本《大典》卷6698引《江州志》收有〔曾〕南丰《江州景德寺戒坛记》，同书卷2271引《四明志》收有曾南丰《广德湖记》，均可作为《大典》收曾巩作品时，有署作主为曾南丰之可能性的力证。（32）误收宋元之际人诗《全宋诗》卷169（3/1917）将《书酒家壁》、《春日游湖》，作为二首佚诗收入范仲淹（989～1052）卷，此大误。今考此乃宋元之际人范晞文诗，卷3613（69/43276）又失收这两首诗于范晞文卷。晞文，字景文，号药庄。钱塘（治今浙江杭州）人。南宋景定（1260~1264）中太学生，咸淳（1265~1274）年间以劾贾似道被窜琼州。入元，仕提举杭州路学官，旋为长兴丞，致仕后流寓无锡以终。有《药庄废稿》、《对床夜话》等。这两首诗原出刘从义编《遗风集》，从《永乐大典》今存各卷考察，尚录有吴大有、林坡、屠约、黄孝友等人诗文，显为宋元之际人合集。但编者却将宋元间人范晞文，与北宋名臣范仲淹（字希文）混为一谈了。（33）误收金元之际人诗《全宋诗》卷3762（72/45365）收房灏《寄西湖》、《别西湖》二题4首诗。今考四库本《增补中州集》卷55收房皞诗31首，其中即有《别西湖》之第一首。房灏当为房皥之误。据元·房祺编《河汾诸老诗集》卷5称：房皥，字希白，号白云子，又收其《江上行》诗一首。四库本《山西通志》卷136称其临汾人，有诗名。又考上述《中州集》卷55有其《丙申元日》诗云：“三十八年过”，则其生年可考。丙申为公元1236年，时金已被蒙古灭二年，则房生于金承安四年（1199）。其《辛巳巴东元日》则作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时作主已73岁，与诗云“残病老夫身”合。因此，房皞乃由金入元之人无疑，收入《全宋诗》属大误。《大典》卷903、卷2809另存其诗15首，则其今存诗至少约有50首之多。（34）误收元人诗《全宋诗》卷3762（72/45366～45368）据《大典》及《诗渊》收董天吉诗12首。今考元·汪泽民等《宛陵群英集》卷6收其《送亷使傅公》、《偕亷端甫副使游三天洞》、《送万户府经历厐世安》（方按：此诗《全宋诗》据《诗渊》收入，由于不用始出史料，诗题即脱“万户府”三字），同书卷10又录其《寿齐诺监司》、《寄题戴帅初》、《送侍其总管任浙东亷使二首》（方按：《全宋诗》又误脱诗题中“侍其总管”四字，变得莫名所以）。据诗题中交游之官称“亷使”、“经历”之类，即可证其绝非宋人。齐诺，《元史》卷26称其延祐五年（1317）四月任中书舍人。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乃由宋入元之著名文学家。《宛陵群英集》称董天工为元人，当得其实。由宋入元的何梦桂《潜斋集》卷2《赠董君竹梧亭》有“更喜添孙养嫩枝”句，似即作于元初。此外，《全宋诗》卷3768（72/45442）又将元末之人赵承禧（字宗吉）以名、字而分别以一人两收入《全宋诗》，是误中又误典型之例。（35）误收明人诗《全宋诗》卷3762（72/45376）据《大典》卷10999收叶见泰诗一首。从诗题中之“判府”、“长司”、“知事”等职官名称一望而知其交游者为明人。叶见泰，字夷仲，号蘭荘。台州临海人。洪武中与杨大中、林右、王叔英、方孝孺等同被征召。授高唐州判官、迁睢宁令，终刑部主事。以文学知名，有《蘭荘集》。有关其生平事历的明清史料有数十条之多。如《明史》、《四库总目提要》等多为习见之书，不知何以编者失考若是。又，《全宋诗》卷3762（72/45371）收牛士良《红梅》一首，大误。今考牛谅，字士良，明初人。诗又见《明诗综》卷5及明·刘仔肩编《雅颂正音》卷4。且又误字为名。其交游林弼、唐肃、高逊志等皆明初人可证。（36）误收明清人诗《全宋诗》卷162（3/1835）收李宸妃《卜钗》一诗，实大误。诗云：“玉钗未断识君恩，甘让前星泪暗吞。他日九重流涕问，深宫尧母尚无门。”据清·邵颿《历代名媛杂詠》卷3，并载其本事云：“李氏，宋真宗司寝。从帝临玉台，玉钗堕，时司寝有孕。帝私卜：钗完，当生男。钗殊不毁，帝喜，乃生仁宗，刘后攘为己子。”本事，实抄自元修《宋史》卷242《李宸妃传》，唯删改数字，而“玉台”，《宋史》作“砌台”。这就十分清楚，这不可能是李宸妃的诗，且从诗内容一望即知乃后人咏李事之诗。编者竟会误读臆解史料如此，令人惊叹。据邓恭三先生生前于1992年元月电话中示知，此乃明人之诗，但我十余年来一直未查到出处。从晚明八卷本刻本小说《龙图公案·桑林钲》（此为其后“狸猫换太子”等包公戏的张本）始见李氏自诉为仁宗生母等情节来分析，似为明清时人之诗。李宸妃连名字均失传，又怎么可能有诗流传？（37）误收同时人诗作：“张冠滕戴”《全宋诗》卷174滕宗谅收录《赠妓兜娘》诗一首，编者云：《两宋名贤小集·张都官集》误作张先诗。今考此实乃张先诗，《小集》不误。赵令畤《侯鲭录》卷2有载：“张子野（方按：先字）云：‘往岁吴兴守滕子京（宗谅字）席上，见小妓兜娘，子京赏其绝色，后十年再见于京口，绝非顷时之容态，感之作……。’”其诗始出本末十分清楚，不知编者何以会误解成滕诗。今考滕宗谅（991～1047）于宝元二至三年（1039～1040）知湖州，十年后已是皇祐元年或二年（1050），宗谅墓木已拱，如何能作此诗？令人费解的是：同一编者又系此诗于卷170张先（990～1078）名下而两出之，且在诗题下按云：“《侯鲭录》（方按：此又误作‘候’）卷二署滕宗谅作。”两处按语均误，且自相抵牾。实应删滕而存张，毋需存目，此为典型的既误收又重出之例。厉鹗《宋诗纪事》卷12作张先诗，极是。且诗题亦应以上引《侯鲭录》文“往岁……感之作”为是，编者拟题为非。《全宋诗》中有大量的编者拟题，多不符宋人原题或误。（38）误收亲家翁诗《全宋诗》卷625（11/7464）范纯仁收《望日示康广宏》一首，题下原注：“此诗旧在《司马公诗序》后，康、广、宏即司马公三子名。”方按：此注为《范忠宣公集》编者妄加。今考《范集·诗序》仅称：“宏，予之子婿也，持公诗求序于予”。不知何以《范集》编者无识会误窜此诗入《范集》，而《全宋诗》编者又误沿其失收入本书。其实从诗题及内容一望而知即司马光示儿诗。各种版本司马光文集均收入此诗，《全宋诗》卷509（9/6192）已收，此亟应删范诗而毋需存目。（39）误收重出叔侄诗：误以沈辽诗为沈括诗《全宋诗》卷686（12/8019）沈括诗补遗收入《寄赠舒州徐处士》，此沈辽诗，见《云巢编》卷10，刊《沈氏三先生文集》卷52。《全宋诗》卷716（12/8251）已收入沈辽诗，是。核《永乐大典》卷13450引自《沈氏三先生文集》，不误。今考《三先生集》乃沈遘《西溪集》（10卷）、沈括《长兴集》（原41卷，残存19卷）、沈辽《云巢编》（10卷）的合集，遘、辽为弟兄，括乃其叔，此叔侄三人诗文合集。不知何以补遗者会阑入沈括诗，应删。又，收作沈括《尝茶》一联佚句：“黄金碾畔绿尘飞”云云，实乃范仲淹名作《斗茶歌》中一联（见宋本《范集》卷3），《全宋诗》卷686误收。（40）父子诗误收重出《全宋诗》卷1846张祁收《答周邦彦觅茶》诗二首，题为编者所拟，其误煇父周邦为“邦彦”。且宋人一般诗题中不会直呼交游之名，多以字号、行第或官衔称。周邦字德友，号松峦，宜改“邦彦”为“德友”。此二诗所出本末，周煇《清波杂志》卷4《焦坑茶》已言之甚详，此诗乃张祁之作，时因偶病，“俾其子代书，后误刊在《于湖集》中。”是此诗著作权应属张祁，《全宋诗》卷2406又据《于湖居士集》卷10收入此诗，题作：《以茶芽焦坑送周德友德友来索赐茶仆无之也》，是。则卷1846诗题应从改。卷2406至少应出编者按语，指明乃孝祥父总得居士张祁之作，或张孝祥可作存目处理。（41）同时人诗重出：“张冠吴戴”《全宋诗》卷534（10/6455）吴充诗收录《岁日书事》，题注：“越州作”；诗中自注：“今上即位之元年”。编者虽认为“此诗作者可疑”，但仍未考得作者，今考此诗实乃张伯玉作。张于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元年十二月（1063～1064）在知越州任所，据诗注可证作于治平元年（1064）元日，正英宗即位之元年。又，诗末联“老守”云云，亦合作者身份。检《全宋诗》卷384张伯玉已据孔延之《会稽掇英集》卷15收入此诗，题作《正旦呈诸僚友》（惟首联“拂露屠苏”作“拂雾酴酥”）。宋人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2误系于吴充，编者沿讹踵谬。应删吴诗作存目。（42）交游唱酬诗中的误收重出宋人文别集中的误收重出诗现象远较唐人严重、复杂，因而《全宋诗》的整理难度也极大。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苏门六君子”因生前遭迫害，文字被禁，诗文集皆后人所整理，错乱已甚。今以秦观为例核其重出误收之诗。徐培均先生乃《淮海集笺注》的作者，功力深厚，识断甚精，已剔出《淮海集》中误收重出诗20馀首之多，这是《全宋诗》整理最好的卷次之一。但由于秦诗补遗为编者所为，仍有误收重出诗芟除未尽之失。《淮海集》卷10《圆通院白衣阁》三首之一，徐注本已断为程师孟诗，极是。《全宋诗》卷1068（18/12158）已删作存目处理，且在“附注”栏明言：“今收作程师孟诗”；但检卷354程师孟却未收此诗，反误录而置于卷408（8/5023）宋释·怀贤诗，乃以其号圆通而误系欤？且此诗据清人《东瓯诗存》卷45录入，首句“朱栏”，误作“珠栏”；“修竹”作“修行”。卷1066（18/12142）据《淮海后集》卷3收入《呈公闢》，乃误收。此诗实王安石作无疑，见《临川先生文集》卷17，又见《王文公文集》卷57，题为《送程公闢得谢还苏州》。李壁《注王荆文公诗》卷26云：“公闢自知青州告老，以正议大夫致仕，时元丰四年。公（安石）在金陵。”其说是。徐注本（页1436）已明言乃王安石诗，不知何以编者又仍误编为秦观诗，亟应删作存目。此外，卷1066（18/12141）《次韵公闢即席呈太虚》非秦诗，作者待考；说详周义敢等《秦观集编年校注》卷15页330。卷1058（18/12095）《题汤泉二首》之二（“温井霜寒碧秋澄”）徐注本页303已指明应为孙觉诗，未审编者据何又妄加按语：“各本无注，故仍作秦观诗”。明明宋蜀大字本此首后已注明：“莘老”，编者却又因不知觉字莘老而误。卷1066（18/12143）《悼王子开五首》，宋人陆游、王明清等已断为贺铸作，也应删归存目（《全宋诗·贺铸》已收）。总之，秦观诗的取舍，编者未能按笺注本原意如实编入，辄以私意妄改，导致了不应有的舛误。参加整理《全宋诗》的学者多遇到这种令人叹息的类似的臆改，又不让整理者自审校样，这也是导致讹误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否编者觉得不删改一下原整理者的手稿显不出自己的“高明”？既如此，又何必约请对传主研究有素的专家充任呢？这是对参加整理者辛勤劳动的极不尊重，他们忘记了一条学界基本原则：文责自负。四、辑佚补遗这是《全宋诗》编纂的重点和难点。编者原计划分两步走，首先从今仍传世的宋人诗集及第一批书目中辑集，以为这样“集中搜集”后，“不致有太多的遗漏”。（《全宋诗·编纂说明》）事实上宋诗辑佚的难度和复杂性，散佚诗人及其作品之多，远超出编者的想象和估计。首先，现存四部典籍、佛道两藏、方志稗乘、金石碑志、出土文献、书画题跋中多存有宋人的零诗佚句，其中有些是已有别集传世诗人的佚作，更多则是无集传世作者的作品。其中还存在大量的误收重出，检核十分困难。或诗题不同，或从原诗中截取数句，改题篇名和作者，这种情况所在多有。即使本书正编已用过的书目，其错、漏现象亦颇严重，其中，有些是承袭前人疏误，有些则是编者粗率造成新的舛误。《全宋诗》之补编则远非编委会一家之力可以胜任，亦难以计日程功，检书当数以万计（有些孤本、善本尚存海外），需要海内外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当务之急应是编制《全宋诗》正编的篇目索引及引用书目，这是补编启动的基础工作之一。单篇零句的搜集，更难的是辨析。除上文已及外，这里再举一些补遗辑佚方面错、漏的例证。导致错漏的重要原因之一，乃这些宋代散佚诗人多以字、号等而不是以姓名出现，学养不足，尤其是对宋代史料缺乏基本的常识，也会因失考而出现错漏。（43）漏辑本人文集中诗宋人的散文中，也附有一些本人的诗，编者多未留意及此。如刘弇《龙云集》卷25有《送盛大夫仲孙归朝序并诗》及《送杜然中序并诗》二首（四库本），《全宋诗》卷1051刘弇失收。又如卷2858（55/34117～34133）收高翥诗107首，而四库本《信天巢遗稿》收诗108首，经检核，页34129《下塘》只收二首之二，漏录二首之一。当据四库本1170-170下补其第一首，而诗题正作《下塘二首》，是。（44）漏辑宋人文集中附录交游之诗其例甚夥。如《全宋诗》卷167（3/1901）范仲淹录有其《怀庆朔堂》诗一首，卷170、卷229又分别收录魏兼（3/1921）、毕京（3/1930）、陈希亮（4/2685）和韵各一首。编者分据《舆地纪胜》卷23及《宋诗纪事》卷12辑入，其实《范文正公文集》附录陈贻范《鄱阳遗事录·庆朔堂》早就收有此三诗，作者小传也可据此书补正。另有曹泾（时为同提点坑冶）的一首同题和诗，《全宋诗》失收。可据《范集》附录补辑并补撰曹泾小传。苏颂《苏魏公文集》卷64《锡山唱和诗石刻记》附录其父苏绅（时知无锡县）与县尉窦总之交游诗《贺窦尉生子》二联，《全宋诗》失收，可据以补入卷226苏绅诗。（45）宋人文集中附录他人诗漏辑又如《王十朋全集·文集》卷16《会稽风俗赋》页836引齐唐《退居少微山》：“直当山面开三径，平截波心种绿杨”；此联可补卷163齐唐诗之缺。此外，如李纲《梁溪集》、陈东《少阳集》等宋人文集中，多附有其交游或后学的悼诗，《全宋诗》往往失收。（46）漏辑误收宋代方志中诗《宋元方志丛刊》及《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乃宋诗辑佚的渊薮。这几部方志、总志中有大量宋诗及佚句可辑，有些均需考辨，方可确证为宋诗，有些则属编者粗疏漏录误收。今仅以《至元嘉禾志》卷27～32所收宋诗为例看《全宋诗》编者的辑佚补遗是何等草率！这6卷《题咏》共收诗词370馀首，除少量唐、五代人诗及宋词外，约存宋诗360首左右。其中除张尧同《嘉禾百咏》（录78首）、许尚《华亭百咏》（存85首）、唐询、王安石、梅尧臣《华亭十咏》各10首唱酬诗《全宋诗》已收入外，其馀约170首零篇诗，涉及作主130馀人，多为可供辑佚补遗诗。今将检核情况归纳于下：其一，失收其人其诗。有林亿、秦玠、宋释·契元、俞希白、刘仙伦、徐绎、袁倅（秀州通判）各1首，陆周、赵汝龙各2首，涉及作主9人，诗凡11首。9人生平多可考，并可补小传。其二，已收其人而漏录秀州诗。如漏收吴潜《兴圣寺竹院》、李端民《次唐彦猷顾亭林韵》、陆埈《题莫寺丞足闲堂》、何执中《寄题慧云大士夜讲堂》、张阐《风月堂》、曾幾《湖光亭》（仅据《云间志》卷上辑入一联）、李正民《天宁灵山堂示住山祖仁》、赵善应《闻虏归我河南地喜而作》各1首，张伯玉《月波楼》3首、周邠《和陆元中嘉禾百咏》8首，涉及作主10人，诗19首。其三，误收重出。范镇与张掞各有一首《静照堂》诗，编者已将范诗（“堂构虚闲处”）收入卷345，却又将另一首张诗（“斗牛光芒下”）误收入卷346（6/4264）范镇诗。《嘉禾志》卷27、《宋诗拾遗》卷7均署张掞，是；已收入《全宋诗》卷178。这是辑佚中的误收重出之例。无独有偶，《嘉禾志》卷29存一组《醉眠亭》诗，其中张先、王观各一首。王观五言诗（“松陵江畔客”）虽已收入卷627，但编者按云，据陆心源《吴兴诗存》卷2作张先诗，又误据《安陆集》将此诗收入张先卷。实际上，此王观诗无疑，《绍熙云间志》卷下已收入。张先诗（“醉翁家有醉眠亭”）乃七律，已收入卷170。亟应删张误收重出一首五古。再如赵汝龙，于《嘉禾志》卷32存诗二首：《和奚宰春风楼即事》及《题崇福寺罗汉阁》，《全宋诗》失收其人及诗，却将第一首《和奚宰》误系于陆埈，应删。其四，何执中诗误收为何昌弼。《嘉禾志》卷32有署何昌弼诗3首：《寄题寿师塔南轩》、《寿公禅老游宴》、《寄题慧云大士夜讲堂呈子仁子渐子智昆仲》。编者将其中第一、二首编入作者生平不详的卷3758，附于书末（72/45321），又漏录第三首。今考这3首诗实乃何执中诗。上揭第三首诗末附有其门人陆周大观二年（1108）跋，指出乃“门下侍郎何公”宰海盐时作。何执中于大观元年已以行中书侍郎加门下侍郎，此诗乃其元祐（1086～1094）间知海盐县时之作。跋尾的陆周，乃邑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及第，故自称门生。且《宋诗拾遗》卷6已收上揭何诗第一首，《全宋诗》卷978已据以收入何执中卷，是。亟应补入二、三两首，并删何昌弼其人其诗。昌弼乃盛世辅弼之意，似为门人陆周对其的尊称。陆跋后又附陆周同题诗《寄题慧云大士夜讲堂》二首，编者无识而失收。从师生间唱酬三诗透露的信息，陆周似即何诗题中所及的子仁昆仲中之一人。这是辑佚补遗中既误收重出又失收的典型之例。关键在于对作者的失考，当然这种考证颇有难度。上述两类误收重出又涉及作主10人，诗作6首。总计以上四类错、漏、重，凡涉及作主29人，诗作36首，失误率分别高达22.3%和21.2%。此外，《嘉禾志》卷11还有闻人安道《碧鲜亭》诗，《全宋诗》卷347失检而漏收；闻人平《题应梦罗汉祠》并其人而失收。《嘉禾志》其它卷次也还有一些漏录诗及失收佚句。还必须指出：《嘉禾志》卷31收南宋人张尧同《嘉禾百咏》诗78首。经与《全宋诗》卷2952据四库本《两宋名贤小集》卷154所收同题张诗100首检核，有76首同，《嘉禾志》收录的《嘉禾墩》、《徐家庄》2首，《全宋诗》失收；编者据《嘉禾志》补入《徐家庄》，共计为101首，已逾百首。《小集》中所收《谷水》，四库本原校已云：“一作许尚诗”；另一首《读书堆》原校：“一作唐询诗”。经复核，许尚《华亭百咏》及唐询《华亭十咏》中正有此两诗，亟应删除，而据《嘉禾志》补入《嘉禾墩》、《徐家庄》2首后，正为100首。《两宋名贤小集》，原署宋陈思编，《四库提要》卷187已定为“伪托无疑”。实乃清初人据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40余种，“更掇拾他集”，“伪撰二跋”而成。其说是。抨击四库馆臣不遗余力的《全宋诗·编纂说明》已误认为乃宋人编，书名既有“两宋”二字，决无可能出宋人手编，此乃常识。编者多据《小集》而照抄入《全宋诗》。从张尧同百咏诗而言，不仅误收2首，且脱诗注8条（仅补5条），诗题及文字也颇有可据《嘉禾志》校正者。且《全宋诗》各卷据《小集》收入者，多未据宋元方志及其它书出校，编者引书多署宋陈思《小集》，实大误。即使是《全宋诗》已经收入的单篇诗，由于不少是据《云间志》和《宋诗拾遗》收入的，前者虽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1194）间，但仅涉及华亭一县，所收诗远不如《嘉禾志》，且来源不同，故《嘉禾志》所录诗仍有文字校勘价值。《拾遗》成书于元末，而《嘉禾志》成于元初至元二十五年（1288），《拾遗》秀州诗有些就录自《嘉禾志》，就更有校勘之必要。除个别外，编者多未做这种对校工作。（47）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中的宋人佚诗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全宋诗》据以收录宋人诗最多的书之一。令人费解的是：竟然不用国图收藏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作校对。杨纳先生等做了一项颇具学术价值的工作，将文津、文渊两本的集部进行了对校，发现不见于文渊阁本的历代诗文凡4000余篇，其中宋人诗约200余首。199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刊《四库全书补遗》（下简称《补遗》）。这200余首宋诗，《全宋诗》多已据其他版本宋人别集或他书收入。经笔者核对，仍有至少53首诗为《全宋诗》失收，涉及作主凡16人。依次为：宋祁13首，宋庠11首，姜夔10首，郑昌龄4首，李光、姜特立各3首，张镃、张致远各2首，于石、方岳、贺允中、李吕、张光各1首。这应是比较可信的佚诗。即使是《全宋诗》已收入之诗，亦可与《补遗》所收宋人诗作版本校。（48）《石仓历代诗选》中的宋人佚诗及其他明人曹学佺编有《石仓历代诗选》，其中宋人诗凡107卷，收作主近150人，宋诗凡数千首。这是明人所修总集较好的一种。《全宋诗》却远不如对《诗渊》那样重视，失收之宋人诗至少在100首以上。一般而言，这些宋诗多比较可靠。当然，对这些诗逐首进行核对是一件十分烦琐的工作，笔者拟另文探讨。另外，如刘仙伦（字叔拟，号招山），其在南宋中期以诗名世，与刘过齐名，世称“二刘”。《全宋诗》竟然会失收其人。《江湖小集》卷49、《两宋名贤小集》卷283各存其诗30首，《百家存诗》卷23则更存其诗多达53首，《诗渊》存其诗39首，《千家诗》也存其诗29首，完全可据诸书校其异同，汰其重复，补辑其诗。类似之例还有如林撝（字季谦）等一些人，都在《全宋诗·凡例》规定正编必收之范畴之内。可见其辑佚是何等粗率和无识！李更和《全宋诗》主编之一陈新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现存各本进行校证，并与《全宋诗》进行了逐首校核，其成果已成《千家诗选校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公开出版。由于《全宋诗》所用乃栋亭本《千家诗》，仅22卷，这是个先天不足、有严重缺陷的版本。为了表示同口径对比，仅据《校证》上册前22卷与《全宋诗》利用《千家诗》一书之失对照进行了统计：除《校证》考定为宋以前人诗及存疑之作不计外，约有宋人诗970首左右，《校证》判定《全宋诗》失收、误收、重出者合计约160首，差错率达15.1%。但《考证》称《全宋诗》已收，又仅见于《千家诗》（不见于《文集》及他书）中者，笔者未予覆核，相信其中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误收，今姑以正确计。因此，这个差错率是保守而偏低的；且未及作者小传的失误，如加上这二项，无疑其差错率要高得多。即使这样，已足以引起《全宋诗》编委会的高度重视。应象这样，对每一部使用较多的书逐一覆核。相信其结果会让编者深感震惊，例如《诗渊》，其差错率无疑会更高得多。小传和辑佚补遗乃《全宋诗》失误最多的“重灾区”，无疑也是订补的重中之重。以上仅随意抽取极少量书就辑佚补遗情况进行复查，已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错讹和遗漏。如果扩大复查书的范畴，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全宋诗》正编的补遗辑佚仅收录了极少量佚诗。就其正编所涉及的书目看，相对于现有数以万计的文献资料而言，有待普查的量还极大。而且，零篇散句的搜集和辨别极为烦难。如果进行补编的编纂，建议先进行正编的全面修订，前提是广泛征求海内外学术界匡谬证讹、补遗的成果。再利用电脑编制已成书部分的人名索引（可检索到页）、篇目索引、字串索引（据说《全宋诗》早已有电子版，惟不知何以不能及早公之于学界），在这一基础上再进行补编的修纂。尽管笔者认为，补编的编纂难度远远超过正编，正编的修纂质量又十分糟糕，但还是殷切期望在正编修订的同时，建立卡片档案，反复考辨、核查，假以时日，一部附各种检索功能的文本和电子版《全宋诗》有望同时出版发行。对于目前刊行的《全宋诗》正编，笔者提醒学者和读者使用时一定要检核引用的原书，所幸均附以出处，这不失为《全宋诗》优于清编《全唐诗》的最大特点。陈寅恪先生早就倡导的“以诗证史”法，实乃治学的不二法门，已被实践证明是“金针度人”的远见卓识。就《全宋诗》的编纂而言，亦亟需“以史证诗”，史、诗互证，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小传的撰写上，也体现在误收重出诗的判断上，还体现在辑佚补辑诗的辨析上。因此，宋史研究的功力于编者就尤为重要。如果编者对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宋史“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目录学）的学养更深厚些，关于小学（文字、训诂、音韵）及校勘、避讳、版本学方面的知识更宽泛些，功底更扎实些，工作更细致、严谨些，无疑其中的绝大部分失误是能够避免的。《全宋诗》正编的修订、完善及《补编》的续修，任重而道远，这或许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全宋诗》编委会应有海纳百川的气度，热忱欢迎学界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