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语用学角度解读《红楼梦》的语言使用技巧_语言学论文关键词：《红楼梦》认知语用观认知与推理语用技巧摘要：认知语用观的核心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提出来的关联论。他俩认为任何话语都是有关联的。话语的认知和理解过程就是寻找关联的过程。如果在较小的语境中找不到关联,就得借助更大的语境，直至使话语在这种语境中具有最佳语境效果，找到话语的“最佳关联”，实现对话语的最准确的理解。本文就是通过对《红楼梦》作品中一些鲜活的事例进行分析和认知推理，寻找关联，从而看出了曹雪芹轻车熟路的语言使用技巧。一、认知语用观认知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涉及人对信息的选择、接受、处理、理解和储存的能力和过程。认知语用观的核心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提出来的关联论，这是对认知语用学的最大贡献，也是专门针对和用以修订或取代Grice合作原则的一个核心理论。Sperber与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中指出：语言交际会同时涉及这两种模式，一种是代码模式,另一种是推理模式。但在交际过程中，认知——推理过程是基本的，编码——解码则附属于认知——推理过程。二位作者希望通过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找出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为此，该书在西方语言学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S.C.Levinson评论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很有争议的书。作者试图将语用学理论的重点转移到认知的一般理论上来”。它主要不是讨论如何通过语用学理论去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而是概述出了一条总的认知原则，即关联原则。在第二版中作者又将原来的一条原则修改为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两条。自Grice提出会话含意学说以来，引发了有关语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而关联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为基础,也不以准则为标准,而是基于下面的观点：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因此，何自然和冉永平认为，“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2}。刘绍忠认为：从听话人的角度看，他的理解与解释必须以说话人的话语为基础，不能凭空捏造，胡乱地解释一通{3}。由此看来，解释靠推理，推理就是找关联，而找关联又有相对程度的问题。二、《红楼梦》作品中的语言使用技巧例析《红楼梦》所以成为我国四大文学名著之一，是因为曹雪芹在语言使用方面的确高超。下面将从认知语用观的核心理论——关联论出发探询作者笔下语言使用技巧之所在。例析1.在第22回，贾母所制的灯谜是: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谜底为荔枝。“老祖宗”贾母在贾府中是处于最高地位的太上家长，而谜底“荔枝”是“站树梢”即“立枝”的谐音“离枝”，也在于暗示将来所谓“树倒猢狲散”，预言着贾府势衰人散的结局。贾政的灯谜是: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谜底为砚台。谜中的“必”谐音“笔”，“应”即应验，谐音“硬砚”。砚台的“端方”、“坚硬”，也十分与贾政的思想性格特征相关，亦即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例析2.甄士隐和贾宝玉因梦游“太虚幻境”而被一僧一逍度脱遁入空门则被作者置于全书的首和尾，它可以作为对“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故事阐释。甄(真)即是贾(假)，贾(假)亦是甄(真);不管是无为于人间情爱(甄士隐)，还是有为于人间情爱(贾宝玉)，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与遁入“空”门相关。例析3.根据王岳川之理解，“群芳髓”之“髓”的字面意义为精华，暗示意义为骨髓，象征意义应该为“碎”；“千红一窟”之“窟”的字面意义为山洞，暗示意义为鬼窟冢室，其象征意义则是“窟”字的谐音“哭”，实为对青春花颜遭噩运的哀叹；“万艳同杯”之“杯”的字面意义为盛酒的容器，而更深层的象征意义也是“杯”的谐音“悲”。他还指出，贾府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名字第一个字的谐音组成“原应叹息”，叹息四姐妹所代表的整个女性世界的命运{4}。这些是王岳川通过他的理解和推理确实挖掘出或再构建了曹雪芹伏下的巨匠之笔，还是他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似乎是无法验证的。诸如此类，作品中谐音相关的场合，举不胜举。阅读时，我们不妨从语言使用的认知角度出发，结合上下语境，细细推敲，必有所得，从而对原作者的初衷理解更深更透。以上三例都使用了谐音关联，让读者处处联想翩翩。例析4.借物思人，息息相关。第28回的冯紫英家酒席上所行之令，贾母、薛姨妈说的令语，多半常言，不拘出处，都各自适合她们的贵族家庭妇女身份。刘姥姥却满口萝卜、蒜头、倭瓜、毛毛虫……土话俚语，机智诙谐，表现出与她这个深谙世情、生活经验丰富的农村劳动妇女的本色相关。而那些饱读诗书的小姐们就不同了，她们喜欢引经据典,借物喻人。比如,第40回黛玉无意之中，说出的“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分别出自《牡丹亭》、《西厢记》，不禁让人感受到了书中的爱情描写对她多愁善感之心的触动。宝钗的酒令中，“双双燕子语梁间”是由宋代刘季孙《题饶州酒务厅屏》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化用而来,“水荇牵风翠带长”是用杜甫《曲江对雨》诗原句,“三山半落青天外”取自李白诗的《登金陵凤凰台》,“处处风波处处愁”则为明代唐寅《题画》诗的末句,或改唐代薛莹《秋日湖上》中“烟波处处愁”而成。所取诗词用语典雅,风格庄重,从中可见她的才情,也反映出她稳重和平、温柔敦厚的性格特征。这里诗歌的描写与人物之吻合所形成的最佳关联反映出了曹雪芹的语言艺术之绝伦。例析5.如果说雪花是曹雪芹对宝钗在大观园中为人处世的性格概括,那么牡丹则是作者对宝钗一生命运的总结。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宝钗掣得花签：牡丹，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牡丹,花形硕大,富丽繁荣,在古代为大富大贵之家的点缀，号称“富贵花”,“百两金”、“花中之王”。刘禹锡有“惟有牡丹真国色”，白居易说“花开时节动京城”，周敦颐道“花之富贵者也”——宝钗家中领皇家银粮,拥百万之富,本人有杨妃丰腴、凝脂之神韵，又恪守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5}。此景此情看似喻花，实则与喻人极其相关，于出生、于自身，宝钗都不愧为国色天香的牡丹的象征。例析6.“离恨天”神话故事似曾无关，却有关，贯穿《红楼梦》全篇。“离恨天”一词在《红楼梦》里出现过三次{6}。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当中,在僧道对话中由僧人的叙述引出。讲述的是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由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修得个女体,成了绛珠仙子,于是“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但两者凡心未尽,“意欲下凡造历幻缘”。第二次出现在第五回里,写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遇见司掌人间风情月债的警幻仙姑。仙姑告诉宝玉,她居住在离恨天上灌愁海中,并且给宝玉看了十二钗正副册子词。由此暗示大观园众女子今后的命运,尤其是林黛玉与贾宝玉二人的爱情命运。第三次出现在第九十八回的回目中“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而此回写的是宝黛二人爱情的悲惨结局,黛死宝病。“离恨天”其实最早出现在《西游记》中,共有五次,分布在第五回一次、第三十九、五十二回各二次。现举一例如下:“好大圣，摇摇摆摆，仗着酒，任情乱撞，一会把路差了，不是齐天府，却是兜率天宫。一见了，顿然醒悟道:‘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如何错到此间?也罢,也罢！一向要来望此老,不曾得来,今趁此残步,就望他一望也好。’”(《西游记》第五回)从表面的小语境看,《红楼梦》中“离恨天”的建构完全脱离了宗教色彩,它不再与“三十三天”、“兜率天”等佛教名词联系在一起,但从大语境的本质上却蕴含了极为丰富的佛教哲理。首先,《红楼梦》中“离恨天”揭示了“恨”之所在的佛教哲理。从佛教观念讲,“恨”即为内心怨积不畅而引起的苦恼。《成唯识论》曰:“云何为恨,由忿为先。怀恶不舍,结怨为性。能障不恨，热恼为业。谓结恨者，不能含忍,恒热恼故。”因为有了“恨”,便有了苦恼。为了解脱苦恼，就得“离恨”。绛珠仙子从“离恨天”下凡到大观园，便是由于神瑛侍者“灌溉之情未偿”的内心之“恨”未得解决,“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她历经尘缘就是为了报答神瑛侍者的浇之情。而林黛玉魂归“离恨天”又是因为她与贾宝玉在凡尘的爱情无法实现之“恨”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无论是从仙界历劫凡尘,还是从凡尘魂归仙界,都是由于“恨”。为了离恨,便历经了仙界——凡尘——仙界的循环历程。其次,《红楼梦》中“离恨天”演绎了“色即空”的佛教意蕴,认为要解决“离恨”的真正办法即是消除一切情色欲望,因为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是罪恶的源头。《妙华莲花经》曰:“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一段为了“偿债”的情缘,在大观园历经了春之萌动、夏之成长、秋之衰颓、冬之陨落的历程后最终回归到“离恨天”。林黛玉虽然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流尽了,却没能换得个“举案齐眉”。一切“春恨秋悲皆自惹”,问为何缘,只因“离恨天”上情缘未了,尘欲未尽。薛宝钗热衷于“仕途经济”，八面玲珑,博得贾府上下夸赞,虽得了与贾宝玉“举案齐眉”,但“到底意难平”。婚后不久贾宝玉即出家为和尚,薛宝钗只好独守空房,抱恨终身。为了所谓的情色欲望,林黛玉魂归西天,薛宝钗则独守空房,因此无论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她们所得到的都是“水中月”“镜中花”，最终的结果都是“空空如也”。贾宝玉更是以出家的方式表明“色即空”的佛家理蕴,昭示了情色欲望的虚幻性。这种鲜明的对比形成了一种最大的关联特征，因此,《红楼梦》中“离恨天”就是一种指代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文学意象。三、余论认知语用观的关联论认为任何话语都是有关联的。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寻找关联的过程。在较小的语境中找不到关联,就得借助更大一些的语境,直至使话语在这种语境中具有最佳语境效果，找到话语的“最佳关联”,实现对话语的最准确的理解和认知。本文就是通过对作品中一些鲜活事例进行分析和推理，从而看到了曹雪芹炉火纯青的语言描写艺术,像生活一样,好像没有成文的章法,但又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因此，《红楼梦》不愧是一部完全可与《莎士比亚全集》相提并论的世界经典文学,不同学者、读者、文人墨客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品评过该巨著，兴之所至，各取所需。但类似于本文试图运用认知语用学中Sperber和Wilson关联论来品味《红楼梦》那自然而深刻、质朴而传神、平淡而真挚的语言使用技巧方面的文章似乎并不多见。{1}[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何自然，冉永平.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3）：1-9.{3}刘绍忠.关联论的交际观[J].现代外语，1997（2）：13-20.{4}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5}庞婧文.天葩吐奇芳——从《红楼梦》韵文解读薛宝钗形象[J].德州学院学报2008（1）：6-10.{6}曾礼军.《红楼梦》中“离恨天”的建构[J].红楼梦学刊2007（1）：281-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