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内文化软实力的超然性谈国内文化软实力的超然性预读:摘要:最新杂志：开卷有益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九江师专学报荆州师范学院学报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学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锦州师范学院学报·金陵科技学院学报·金秋科苑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教育研究与实验·新党的十七大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后,国内软实力研究走向了一个高潮.众多的文章、论著较集中地讨论了软实力概念的渊源、内涵、外延,软实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美国软实力政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和欧洲国家提升软实力的举措,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资源和路径等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现代性语境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超越性鲜有浅论,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探究.一、西方现代性语境下“软实力”概念及其内在缺陷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武力得到理想结果的能力.它是通过使别人确信他们应该追随着你,或者使他们与你要他们行动的规范和制度保持一致来发挥作用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诱惑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地位在他国国人中具有吸引力,而且能够加强鼓励他国以适当的方式来确定有利于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也许就不需要用传统方式耗费更多的经济资源或军事资源”.[1]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集中地体现了美国“软实力”的内涵和本质.第一,美国软实力的宗旨是谋求世界霸权.而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都只是达到这一宗旨的工具.与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别国改变立场一样,美国软实力也只是其工具理性膨胀的结果,其目的是降低谋求世界霸权的军事、经济成本和风险.这一点美国人并不隐瞒.“我们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其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为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2]实际上,早在1935年美国人就意识到:“别国靠军队征服,我们则靠思想征服”.[3]这种霸权意识随着冷战结束愈发强烈和肆无忌惮.约瑟夫?奈的《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一书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而且必须领导世界.如果有人胆敢撼动美国的霸权地位,伤及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军事武力、经济制裁便争先出笼并穿上道义和道德的“道袍”,“解放”那里的人民.软实力以硬实力为支撑,二者相互依托,共同为把持世界霸权服务.“软实力”概念把文化视为其核心要素和资源层面,然而文化在此只是谋求霸权的工具、手段,而不是价值诉求.因此,可以把这种“软实力”概念视为资本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产物,或者说,是现代性在资本操纵下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萎缩的产物.第二,美国“软实力”概念的内核是: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为人类最优越的价值观,视自己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完善的制度.因而,美国承担着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便成为美国的天职.正是基于这种“优越”的心态.美国人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为标准宰制他者,划分敌友.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4]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美国人把捍卫乃至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看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把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看成中心的、先进的、文明的、优越的、完美的,把其他文明视为边陲的、落后的、野蛮的、黑暗的、残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其文化比较的基本轴线无论是水平的空间方向,还是垂直的时间方向,都把其他文明置于自己文明的进步标尺上进行考量比对,并由此形成决策并付之行动.纵向的文化“进化论”和横向的文化“中心———边缘”论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核心.第三,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业已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约瑟夫?奈担心美国软实力的下降会导致美国领袖资本的不断流失进而丧失霸权地位.然而,这只是美国霸权焦虑的理论体现,是对多极化世界政治格局呼声的过度反应.[5]实际上,美国一直都未曾忽视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只是在运用策略、途径、方法上等枝节上出现摇摆波动、争议论争.正如马修?弗雷泽所言:“近一个世纪以来,软实力的运用一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到乔治?W?布什时代,白宫一直深知流行文化向全世界有效地传播美国价值观和理想的重要战略意义”.[6]今天美国的软实力依然可以说独占鳌头.“因为英语(美国英语)是互联网的通用语;因为有50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观看美国的影视节目、在美国的快餐连锁店就餐、模仿美国少年的时髦和狂热,所以美国在世界上享有一种不依赖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就能达到其目的的特权地位”.[7]这种特权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还要强大.美国的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扩散,犹如罗马帝国时代,但表现出一种新的怪异的扭曲.罗马和苏俄的文化影响仅限于军事疆域,而美国的软实力则统治着一个日不落的帝国”.[8]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究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东西,我们无意否认美国软实力的确传播了一些对人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理性有益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传递了追求个人成功的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但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理性的解读上,还是对个人价值的界定上,美国文化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它并不具有普世的绝对的价值(尽管我们不排除其中含有普世意义的内涵),更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标准、典范和方向.如果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霸权目的,出于自己文化价值观“优越”心态的支配,无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其他文明的伟大智慧,借助自己独一无二的经济、军事、科技硬实力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如果其他民族和其他文明不经理性抉择,对紧跟全球化浪潮涌入国门的美国文化良莠不分照单全收,那么必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和单一化而使其他文明陷入灭顶之灾,给人类文明带来空前浩劫.更何况美国文化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美国文化过于强调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生价值上鼓励消费主义.这些都已经造成必将继续造成全球范围(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全球的生态危机、能源枯竭.《华尔街日报》报道,2007年全球0.7%的人却占有了世界上1/3的财富,世界已失去了平衡.[9]掠夺世界资源、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无法减少,更不用说消弭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目前,美国有75万多人无家可归,[10]即每400多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无家可归者.而这种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更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雪上加霜.无论是发达国家富裕人群奉行消费主义消耗着地球上大部分自然资源、排放大部分污染物的“纵欲污染”,还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人民为了生存而破坏大自然的“贫穷污染”,都使地球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超过了其承受的阀限而日益恶化.20世纪末,美国人均消耗的能源是尼日利亚人的150倍,以不到世界4.5%的人口,排放了占全球排放的增温气体总量的23%.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耗资源,排放废气,地球的负担就要增加几十倍,地球主要矿物资源长则几十年、短则几年都将全部耗尽,而按目前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测算,到2050年将要有两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10]这种状况的形成与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个人主义在特定境遇下会演变成个人中心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现代性的操纵下也会沦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使得人类工具理性恶性膨胀,对大自然肆意蹂躏、疯狂掠夺.在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视域里缺乏充分有效的群体认同和对他者存在的关注,缺乏对自身以外的其他生命和整个自然界的同体感与呵护.而消费主义把物质享受、感官满足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尺,以此衡量人的尊卑、贵贱和荣辱.于是,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相互激荡、汇成潮流.大自然成为满足自己无止境的物质欲望的工具,可以随意处置.自身之外的社会群体、个人以及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其他民族都成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对象,可以任意宰割.这种文化使生态危机不可避免;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疏远冷漠以至于恃强凌弱、弱肉强食也无法制止;同时也成为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黑社会势力盛行、暴力犯罪蔓延乃至毒品滥用的温床.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可使不同文化群体的民族在生物资源的利用对象和方式上迥然不同,从而相互弥补,防止整个人类或众多民族对某一生物资源集中利用而竭泽而渔,从而有效减轻人类对地球生命系统的压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地球生命体系稳态延续,保障人类的生态安全,形成人类共同的生态文明.[11]以上分析表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及其软实力是有霸权目的、有“优越”心态并有着致命的缺陷的,是现代性在资本操纵下形成的“资本软实力”.因此必须超越资本的现代性,超越“资本软实力”.二、资本现代性对文化软实力的宰制美国资本软实力透显资本现代性的本质.只有超越资本现代性,才能超越资本软实力.当我们作这样的理论预设时就意味着,一国的现代性只要是在资本的操纵下、宰制下展开的,或者说它的现代性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形式,那么它的软实力就带有与生俱来的自利性、工具性,乃至掠夺性.那么,资本如何通过宰制现代性进而宰制文化软实力?答案是,资本的扩张本性渗透到现代性文化领域,并塑造诸领域文化,使文化成为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工具.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即产生于此.我们知道“韦伯命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只是在西方社会才得以产生、发展的,而其基本推动力之一就是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然而,即使我们假设这个命题为真命题(因为儒教资本主义或东亚资本主义似乎提供了一个反证),新教伦理本身也难免遭到资本扩张本性的侵蚀而被蛀空.这个过程可能缓慢却是坚定不移的.“作为思想体系,清教教义的转化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它从苛刻的加尔文命定说开始,经过爱德华兹的美学启发,发展到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最后融入了内战后的斯文传统.作为一套社会实践理论,它终于演变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猖獗的个人主义和赚钱行为辩护的根据(正如埃德蒙?摩根所说,本杰明?富兰克林靠自己赚钱,约翰?D?洛克菲勒则以为它的钱来自上帝),成为制约小城镇生活的法则”.[12]而这一资本本性侵蚀新教伦理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至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世界观———理性至上,讲究实际,注重实效———不仅统治了技术———经济结构,而且逐步控制了文化,尤其是宗教体系和向儿童灌输‘合宜’动机的教育体系”.[12]也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本性不但改变着个人的感觉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结构,而且控制了文化、宗教、教育,使之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就像贝尔所言,比如本来节俭和积蓄是清教伦理的核心观念,在早期可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而备受赞誉,但是当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把源源不断无比丰富的产品推向市场时,它需要大规模消费来满足它的扩张本性,于是刺激欲望、制造欲望、鼓励消费主义便成为它的逻辑必然.清教伦理的节俭、禁欲、积蓄等核心价值观终于荡然无存,相反追求感官享乐、物质享受、情欲放纵、挥霍、排场、阔气等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尺度备受推崇,贝尔指出:“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12]实际上,资产阶级并无一以贯之、牢固持守的价值体系,只有符合资本无限扩张的价值体系才有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这些价值体系也沦为工具理性的奴仆.“因此生活合理化意味着,当资本主义借助于宗教伦理的力量获得了最初的发展权之后,也在社会合理化进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直接推动力———工具理性”.而“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现代资本主义而言,仅仅是通过简单追求计算和效率的工具理性,也就已经足够它飞黄腾达了”.[13]这种状况在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并无改观.杰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分析清楚地为我们揭示了资本本性对社会文化的支配和奴役.他描述到:每天我们都感受到的,这当然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但这种经济关系早已作为“文化”而渗透进我们的“无意识”;反过来讲,我们的无意识也已经被“开发”了,被商业化了.商家在卖鞋和香水时,总会雇人做许多非常性感的广告,会有种种有关“生活方式”和“自我感觉”的新说法.在种种广告语言和形象的包围下,你会觉得城市空间都改变了,生活世界改变了,生活哲学也随着改变了.你会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生活在一个现代的新潮的世界,下班路上迎面看见一个广告画上半裸的人体,听到一首流行歌曲的节奏,就会觉得有种莫名的兴奋,对未来都产生出一种新的白日梦式的想入非非.这种“文化”都是经济因素在潜意识层面造成的“震惊”.它虽然作为形象出现,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和政治态度,因而后现代说到底,就是thebecoming cultural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becom-ing economic of the cultural.[14]张旭东先生把它解读为:“经济因素现在化入了文化因素,文化因素现代化入了经济因素.文化是最大的经济,经济是最大的文化.这就是后现代.……后现代的特征,在于经济的因素融入文化,而文化的因素融入经济,它们彼此在对方的领域实现了自己”.[14]这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本性不但控制了尼采和韦伯意义上的文化———意识或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而且渗透到了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改变着人们的“自我感觉”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在由资本决定的文化中而不知不觉.因为无意识或潜意识本身已经被资本“开发”或“占领”了.此时的文化是被经济(资本主义形态)或资本精细制造出来的,其目的不是文化本身,其功用是用来生产消费欲望、刺激消费行为.从这一点看来,资本后现代性只是把资本现代性继续推进而已.由这种“资本文化”构成的“资本软实力”在全球的扩张其结果令人警省.当代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局限是由资本现代性(包括后现代性)内在逻辑决定的.这种文化软实力不是我们可以和应该追随效法的、亦步亦趋的.当然,我们必须十分注意,资本现代性决不是现代性的全部,启蒙运动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性、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实际上这些现代性核心理念作为或隐或显的成份已经历史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资源和文明智慧之中.现代性作为运动起源于西方,但现代性却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因而我们的任务是防止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借助文化软实力在全球扩张,加紧社会主义现代性事业,并通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外交政策的说服力、感染力、吸引力,提升国际影响,把人类的现代性事业从资本扩张所导致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承担起一个伟大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责任,这是超越资本现代性和超越资本软实力的必然路径.三、实现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超越性的传统思想资源、意识形态依据与现实制度依据(一)中国软实力超越性的传统思想资源应该说内蕴于西方文化之中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对反抗神权、追求人权,拒斥神性、崇尚人性,反抗封建等级制度和教会统治,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唤醒人沉眠于多年的理性自决和感官欲求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是随着资本现代性的渐次展开,在资本扩张本性刺激的融合下,它们也滋生了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纵欲灾难,导致了贫富分化、能源枯竭、生态危机和生活商品化等现代性问题,使现代性陷入困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消极主义的理念绝少.相反,它相信宇宙万物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整体.强调整体的优先性,维护整体的完整性.同时,认为对任何部分的毁伤戕灭都会伤及乃至危及整体的完善性.人在大自然之中只是宇宙整体的一分子,是生命整体的一物种,它与其他生命及整个宇宙息息相关,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全,到德性的完成都无法脱离这一整体,更不要说违背这一整体了.在儒家看来,天人合一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的“天”是宇宙最高的抽象本体,同时也是人类一切价值的源头,是人类成圣成贤的德性依据.孟子认为,天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因而人性具有“善端”.这样只要尽心知性就能知天成圣,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5]程颢、程颐主张“学者须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6]张载把宇宙万物当成生命共同体的大家庭,我们营造了一个其乐融融的精神家园.这在《西铭》中得到了生动感人的体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亲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危,所以幼其幼.圣合其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17]在这里自然、社会人融为一体,亲为一家.天地是父母,万民是同胞,万物是同伴.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存的任何空间,更遑论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滋长蔓延了.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欲望放纵的任何余地,有的是敬天畏天,乐天命而不忧,践仁义于形色以至穷神知化以完成天命贯注而下的德性追求.朱子则以“理”贯通天地万物,“天地之间,理一而已”.[18]陆九渊进一步把天理归结为人心,“心即理”.天地万物纳于人心之内,标举“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9]到了王阳明更加突显了人心对天地万物的责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20]但这万物之主、万物之心决非可以随意处置万物宰制万物,而是“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20]这个心之本体就是王阳明的良知,对天地万物必须“无所不该”和大公无私.可见,张载“气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就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旨而言未尝有异,区别只在于合之所处和场域.道家则在人与自然的关联性上有更多的生命体悟和理性的反思.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1]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2]都体现出道家追求人道为一,以道观物,同于大道的天人合一理念.而佛家认为佛性本具众生平等,因而要求人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从而消弭了人类与有情众生的冲突.同时还认为,正报是众生的生命主体(众生及佛菩萨),依报是这种生命主体所依存的国土即所生存的大自然.正报与依报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主张草木无情而有性,不可随意毁伤,而畜生道有情因具佛性,更须以关爱、平等待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释、道三家都倡导有机联系的整体观,以完成德性为人生价值目标的人生价值德性观,拒绝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大自然主宰者自居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以物质享受、感官满足为人生价值的消费主义,也反对以主体∕客体、主观∕客观、部分∕整体、现象∕本质、工具∕目的等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方法对待他人,对待自然,对待社会.这种把人、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通过完成这一整体中德性的追寻进而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的传统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如何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危机,实现从机械世界观、人类中心主义、实利主义(经济主义)的近代文明向生态世界观、生态整体主义、全面发展、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转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宰制下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思想依据.(二)中国文化软实力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依据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中国文化软实力超越西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前提.我们知道,是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反思的形式,以对资本在全球扩张即资本全球化导致资本对人类的奴役和自然的奴役的批判的形式作为自己思想出场的基本路径,因而充满着“改造世界”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尽管资本全球化的内容从产业结构、文明形态、实现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正在从“旧全球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转变.但是,其资本逻辑的本质并未改变.资本逻辑依然是时代逻辑,而且其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更加全面,更加精致,也更加有力.从意识形态到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传播媒介乃至日常生活都受到了资本逻辑的严格规制.因此,马克思主义具有最现实、最彻底的当代性,并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众多思想家(包括现代性思想家和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资源和灵感来源.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人的片面发展已愈发严重.物质享受、感官满足成为工具理性图谋的最终目的,“单面人”应运而生.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片面》一书对此有深刻的揭示,并引起轰动,这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一个时代标签.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对人的本质异化现象展开思考并为人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曾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作为目的本身的消遣性劳动;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因而提出人生存的真正意义在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界定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从“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维度规定出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使劳动主体(劳动者)变成客体沦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器工具,丧失了自主性.异化劳动使劳动仅仅成为劳动者谋生的被迫的机械的负担,因而劳动不可能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消遣和享受活动,从而使劳动与消遣、享受分离.而不是把劳动对象视为“人类生活的对象化”,即在劳动中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己的活动,并通过劳动,人获得全面的发展,实现其人的本质.从人的本质之“社会关系总和”规定出发,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构成人的本质存在的基础.人的本质充分自由的实现必须依靠社会关系的全面生成.这样的实践观点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把实践看成人的存在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本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3]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因此得到突显.而这种革命性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决定人本质的社会关系得到改善进而使人的本质充分自由地实现.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统一的人的本质之规定出发,马克思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冲突消失而和谐相处的社会.否则,不但三种属性间发展失衡、片面,而且各自都不可能得到健康、自由、全面的发展.而私有财产造成人的自我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必须废除,这样才能实现向社会的人的本质回归,真正实现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也只有如此,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智力和体力才不至于沦为动物的功能或异化劳动的机器,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4]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才能走出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困境和危机,才能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事业,也才能由此超越西方软实力的缺陷、营建自己的软实力.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发展.(三)中国软实力超越性的制度依据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导致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的本质的异化,人无法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等弊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和概括.这些描述和概括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标尺.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挑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科学还是作为价值;无论是作为理想还是作为现实;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实践,其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理想依然是人类走出资本奴役,走出资本现代性危机的思想灯塔.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消灭了造成本质异化、劳动异化的私有制,建设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能够最有效、最充分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前提保障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些基本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开创了人类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崭新局面,构成了中国软实力超越性的制度依据.作为制度文化,它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理想等精神文化可以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的制度维度和精神维度,构成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