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科技界的善治良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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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科技界的善治良序自1985年3月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这一方向性意见以来，到今年恰好是30周年。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下称《方案》），在科技界引起很大反响。《方案》似有审视科技改革30年来的经验教训，对科技体制实施手术之意，试图为今后大陆科技发展找到清晰的逻辑与路径。《方案》顺应科学界呼声，把项目评审和专项资金管理交给专业机构，政府只保留对科技机构的行政管理权。这是来之不易的进步，相信此举对医治科技界腐败痼疾会有良效。《方案》对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三权下放”，亦属政府对科技资产管理的突破，可圈可点。这些措施若能落实，可望解决政府在科技管理中政事不分、权力腐败、监管不力等弊端，有利于科技界释放活力。众所周知，虽然中国的科研人员与论文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一，科研经费投入已逾万亿元，可号称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但这些经费并没有创造出同等比例的世界级原创科研项目，也未催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家。大量科研项目还处在重复模仿阶段，投入产出比偏低。譬如手机行业――中国手机人均保有量高居世界前列，生产的手机（山寨机）几乎覆盖全球，但手机的重要技术含量核心部分几乎全部靠拷贝或抄袭。过往的经验教训警示人们，大陆科技要获得真正发展，获得与大国相称的成就和地位，仅凭数量或资金的投入是不够的，需要设计合理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科技机制与制度，需要政府决策层/科技机构管理层和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从哲学层面反思科技体制与权力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科技体制总是处在科学理想、政府权力、公共利益和科技工作者个人利益这四者关系之中。就大陆科技界的现状而言，政府权力要有效控制与管理社会，需要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给予保障――从这个层面说，政府权力离不开科技。同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需要政府动员国家力量调动各种资源，帮助投入与推广，科技政策的制定也需要政府权力的参与――从这个层面说，科技也离不开政府权力。与西方国家存在大量的私人科学基金会不同，大陆政府全面介入对科技的管控，绝大部分科研经费由政府掌握。当下大陆科技界的现实是：政府权力太重――权力既可能推动激励科技进步，也可能阻碍限制科技发展。政府权力如何对待科技，至为重要。2013年，国家与地方对科研投入已逾1万亿元，但科技投入的乱象仍然很多。有的项目握有海量经费，为钱花不完发愁；有的项目却等米下锅，为缺经费发愁。有的项目显属为钱而设不惜重复投入，但有些重大基础课题却无人问津。同时，贪腐浪费挪用套取科研经费也成常态――不久前，媒体还曝光以李明院士为首的7名教授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被查处的消息。发生在科技界的这些乱象，都表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对科技项目资金的划拨使用，仍处于相互隔绝、各自为政的状态，国家对科技项目的投资分配缺少整体规划，造成国家整体层面上未能形成科技合力。而政府目前的改革，已着眼于放权，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这部《方案》也有不足。与1985年的《决定》相比，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依然不够，没有从重视应用科学及其技术的投入转向加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及扶持力度。就中国的人口体量而言，不重视基础研究而过度追求经济利益是短视的――譬如制药行业，一个心血管新药的开发，很可能就来自对一个分子结构的密码破译。由于大陆在基础研发领域的资金支持不足，致使新药研发更多处在抄袭模仿国外知识产权临近过期产品的阶段。这对于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高发的人口大国来说，是汗颜的。未来的科技改革，政府应着眼于基础性与战略性科研领域，集中资金和研究人员进行重点攻关。未来的科技改革，还应重视给科研团体与科学家更大的自由――科学探索的自由、科学研究的自由、科学批评的自由……任何限制科学家拥有观念与行动自由的政策制度，都有可能损害束缚科学家的思维与创造力，无法保证科学研究的原创性与真实性。唯有实现科研机构的自主管理，建设鼓励敢为人先、敢于创新、不惧失败的科研环境与氛围，给科研机构以更多自主性，才能培养出真正具创新性的人才，产出创造性成果。因此，有必要将科学与技术区分开来，不宜过度强化科学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对于那些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能够生存的新技术，不要过多干预，交给企业自行发展即可。如美国政府只管理基础与公共科技项目，而一些可商业化的科技项目，完全交给企业完成，政府只负责制度与规划，在税收与投资层面予以支持，并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与完成。在大陆要实现科技的善治良序，摆正权力与科技的位置至关重要。科学不是权力的仆人，权力的运用要谨慎，要遵循科学规律。这需要我们把科技看作人类共享的公共利益，科技的目标不仅是发现真理，还应回应大多数人的需求。政府只有把科技决策、科技项目评价的权力还给实现自治的科学团体，科技决策才可能在公共利益和科学理想之间找到一条平等均衡之路――让科技真正实现在科学理想、政府权力、公共利益及科技工作者个人利益四者之间的高度契合――这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真正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