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哲学观与哲学研讨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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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哲学观与哲学研讨意义艾思奇把哲学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态度”，甚至生活“感想”，无疑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于哲学的神秘感，但这确实又是他对于哲学的基本理解。他随时注意把自己同书斋里的哲学家区别开来，并做好了被这些人嘲笑的准备。他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了信心和底气，坚信自己说的“总是很真实的道理”。有意思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把艾思奇这个关于哲学的观点变成了不言而喻的常识，总是说世界观人皆有之，因而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却常常遗忘了这个观点的发明人。第二，哲学是人们用于指导生活的意识，学习哲学就是为了把握正确的意识。生活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艾思奇认为:“把握正确的意识，找寻正确的生活道路，这正是我们所以要学哲学的目的。”〔3〕他告诫人们，哲学既有“正确的哲学”，也有“骗人的哲学”。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哲学呢?他认为，正确的哲学必须“是要能够说真话的哲学”。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谓说真话的哲学，就是对于今日世界的现实问题，能够指示我们去作正确的认识，对于所不满意的现实社会机构，能够指示真正的改革的道路。哲学的‘重要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正确的哲学，就是要真正能够担负起改变世界的任务的”〔4〕。二是“说真话的哲学，是要有说真话的立场的。因为人绝不是谁都能说真话的，而能说真话的人，至少是他所处的地位或立场要使他有这样的可能”〔5〕。好一个“说真话的哲学”!语言是这样的亲切朴实，然而其中的寓意却是非常深刻的。强调哲学要说真话，是因为的确存在一些不说真话的哲学。这些哲学有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美，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6〕，而现实的问题，尤其是现实人们的苦难，却不在它们的视野之内。这样的哲学只能成为少数人自我把玩的精神游戏，对大众的生活没有任何裨益。在艾思奇眼中，只有把“改变世界”作为自身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能够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变现实的哲学，因而，也才是“说真话的哲学”。他还深刻地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说真话，说真话需要说真话的“地位”和“立场”，也就是要有说真话的“存在论”基础。作为理论形态社会自我意识的哲学，必须立足于要求变革的立场，人们才有可能直面生活的现实，道破世界的真相，因而，也才是正确的哲学。第三，哲学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艾思奇认为，人们在面对生活中不同事物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或态度，但并不是所有的认识和态度都是哲学，哲学思想是人们的根本思想，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艾思奇哲学观上的一大突破，当说是他把哲学既把握为世界观，又把握为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从方法论，特别是思想方法的角度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大贡献，从这一思想中受益最多。“艾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当做思想方法论来认识所进行的理论命题的转换，以及所阐释问题的视角，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深入研究思想方法问题、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7〕艾思奇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建立在他对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逻辑学)三者一致观点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正是由于达到了这样的思想高度，他才能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将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逻辑学看成是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的肤浅认识，从而在“后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方法论》的后记中，艾思奇写道:“因为在新哲学里，不论是本体论也好，认识论也好，辩证法的许多法则也好，都同时兼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两种意义。辩证法不单只是方法论，同时也是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也不单只是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8〕这不要说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地。这就是艾思奇的哲学观，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张力:一方面，为了拉近哲学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他把哲学安置在了粗糙的大地上，让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和它亲密地接触;另一方面，他又有着高远的哲学志向，他要把他所信服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它固有的本性，转化为中国广大人民大众用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艾思奇的哲学观，本质上也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他那里，“正确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亦即“辩证法唯物论”。他关于一般哲学的理解，是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为前提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第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属性和理论本质，有着深刻的领会和自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力量，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力量”。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9〕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初就表明的观点。艾思奇对此作了这样的发挥:“无产阶级的任务(一般地说)是改革世界，而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重要任务’也正是‘在于改变世界’。哲学要能担负起改革世界的任务，就必须与革命的实际行动结合，成为指导革命行动的观点，必须‘把握大众，成为物质力量’。……因此，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存在于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的革命行动的正确指导中，如果脱离了实际问题的解决，那么，无论说千百万个辩证法唯物论的名词，也不能成其为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10〕在谈到何为哲学，何为正确的哲学的时候，艾思奇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可见他是从这句话中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的。在他看来，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一种哲学，与其它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哲学须臾不能与实际的革命行动相脱离，它的全部生命力就存在于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因此，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最彻底的革命世界观。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艾思奇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也就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方法基础。”〔12〕它的哲学和它的整个共产主义理论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辩证法唯物论，也就不会有马克思的科学的共产主义。”同样，“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的科学理论，就不会有活的辩证法唯物论”〔13〕。把马克思主义把握为一个整体，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正像艾思奇所指出那样，离开了辩证法唯物论，这个理论就失去了它的哲学基础，也就失去了一个理论不可或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只是把它的哲学像科学定理或者公式那样抽取出来到处套用，那它就变成了僵死的东西，也就不再是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了。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自认为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还在把“辩证法唯物论”当做万能的公式到处套用，使其变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不过是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14〕。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对解决任何思想认识问题或现实实践问题没有任何补益，甚至会适得其反，而且还扼杀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亦即“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损害了这种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理论威信。第三，辩证法唯物论离不开唯物史观。艾思奇深刻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辩证法唯物论的发现者，“他们的哲学上的发现和他们的整个的革命理论，以至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15〕。他强调指出，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首先就不能离开唯物史观。“要解决社会历史的问题，不是简单用辩证法唯物论的公式来一套，或把它的一些哲学名词硬装到历史事实上去，就可以成功的，首先要就社会历史本身去找出它自己的具体的辩证法。”〔16〕他还认为:“辩证法唯物论之所以和其他任何唯物论不同，也正在于它的唯物史观。”〔17〕由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读辩证法唯物论的人尽管怎样多，如果他丢开了唯物史观，我们就可以判断，他已经失去了真正把握辩证法唯物论的起码条件。”〔18〕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这已成为常识。倒是究竟马克思有没有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反而成为了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可以想见，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能够如此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性，足以表明艾思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修养。把唯物史观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部分，强调把握辩证法唯物论，必须同时研究唯物史观，对于在中国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帮助人们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现实化。如果说，艾思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已经是一件难能可贵且功德无量的事情的话，那么，这其实只是他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第一步，他并没有因此就止步不前，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时代化)的任务。在1938年撰写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艾思奇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哲学“空气”，指出存在忽视哲学和书斋哲学两种错误倾向，并对貌似用哲学来关注现实的“公式主义者”试图“用一部分公式来支配抗战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哲学空气沉寂，固然与抗战期间人们生活艰难紧张而无暇顾及哲学有关，但哲学工作者没有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哲学岗位上的人没有把工作做得好，没有把哲学的工作在抗战的情势中具体化起来，也就是还没有做出一些值得爱国的民众们来加以理会的工作，我们还没有能供给他们适当的很好的粮食。”〔19〕他呼吁必须来一场哲学研究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20〕艾思奇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现实化看做一个整体，大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而如果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也不可能做到充分的通俗化(大众化)。大家知道，在大致相同的时期，也发表了这样的言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1〕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对于中国人民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尤其将这种精神贯穿到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中，发挥了十分积极和重要作用，同时，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那种情势下的某些简单化、实用化的印迹，客观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深邃意蕴和理论抱负，一定程度上，在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同时，又事与愿违地制造了某种新的教条主义。探讨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既要学习他深入到理论的精神实质之中去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贵做法，又要从中总结理论研究和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的经验教训。四一种哲学观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艾思奇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哲学家，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明确哲学研究的目的。艾思奇坚信，正确的哲学能够树立人们正确的世界观，找到认识现实的根本方法，从而帮助人们建立起健全合理的生活。他说:“因为从哲学的研究中，我们要找到正确的世界观，这世界观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的根本方法。我们借此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变革自己的意识，更进而建立起健全的、合理的生活实践。”〔22〕在艾思奇那里，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没有脱离生活而独立存在的意义，应该把哲学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变革客观世界的同时，变革自己的主观世界。第二，学会辨别不同的哲学。哲学的世界派别林立、观点纷呈。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很难从中区别良莠、甄别真伪。艾思奇从事哲学事业，有他自己明确的理论目的，他深谙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思想，致力于把一种在当时真正有利于推动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新哲学”传播普及到广大民众之中。然而，正像马克思所说那样，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彻底的、抓住了问题根本且有说服力的理论。艾思奇凭借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征服力和自己对这种理论的娴熟掌握与深刻领悟，以近乎拉家常或谈心的方式，把人们对哲学的兴趣和关注引到了辩证法唯物论之上，并以是否“说真话”为标准，帮助人们去识别“正确的哲学”和“骗人的哲学”。第三，努力建立自己的哲学。艾思奇认为，学习哲学史和哲学概论不过是进入哲学世界的一个入口，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自己的哲学。当然，这不是要像某些学究们那样，去刻意“创立新哲学”，建立自己的哲学与创立新哲学是不同的。他说:“创立新哲学，是等于书本上的理论的空把戏。而说到建立自己的哲学，目的却是要给我们自己建立正确的哲学思想。”〔23〕总之，“我们要建立的哲学，就是能指导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结合着的哲学，它要能够始终一贯地贯串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它也可以成套成系统，但并不是空理论空逻辑的系统，也不一定要挂起新哲学的招牌”〔24〕。强调哲学与生活的结合，是艾思奇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大特色，也是他自己毕生坚持的治学原则。第四，把握辩证法唯物论，必须强调在实践中的运用。艾思奇认为研究辩证法唯物论跟研究一般哲学存在根本的不同，研究其他哲学，只要能够著书立说，满足于讲出一套“说明世界”的理论，也就算有了成就。“而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则不然。要评判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是否有成就，并不在于(至少是不完全在于)纯理论本身讲的多么熟练，而要看这研究的人在遇到革命的实际问题(或与革命有联系的问题)的时候，能否在辩证法唯物论观点上给予正确的解决。能够常常正确解决问题时，才算是达到了研究的目标，才算是把握了辩证法唯物论。”〔25〕为了达到这样的研究效果，艾思奇批判了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书呆子式的专门从名词公式上推敲的倾向;二是主张“哲学无用论”的事务主义或实际主义倾向。这可以说是在我党历史上开启了从理论上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先河。艾思奇还具体讨论了把握辩证法唯物论的步骤，认为:“第一步，要把握辩证法唯物论本身的基本观点，……第二步，就要暂时丢开哲学公式，把所遇到的现实事物的本身作具体的考察。第三步，在辩证法唯物论的指导下，分析事实材料的各方面，并把握着一切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要握辩证法唯物论法则的具体表现。”〔26〕这里潜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让辩证法唯物论的法则在研究现实事物的过程中自己显现出来，而不是将这些法则生硬地套在现实事物之上。艾思奇的哲学观和哲学研究方法论，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少观点已经成为人们关于哲学的常识和对待哲学习以为常的态度，然而，人们并未用反思的方式去追问这些思想的来源。了解艾思奇提出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思维逻辑，“还原”其思想中应有的鲜活成分和丰富内涵，有利于我们自觉到真实的理论起点，从而以具有当代水平的理论眼光去把握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开创这一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学说的新境界。作者：李兵单位：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