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视野下融资租赁中的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docx

会员专享推荐 · 你可能也用得上更多

开通会员，畅读全站文档

本篇文档已为你保留

本篇文档价值 ~~¥35.00~~会员免费解锁

全文不限次阅读，剩余内容即刻解锁
高速下载通道，免排队、无等待
专属客服 1 对 1 答疑，优先响应
每日赠送下载券，本篇文档免费送

有 86 篇商业计划书正在上传

下载原文档

金融法视野下融资租赁中的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形成、现状及问题三、金融法视野下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四、金融法视野下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完善路径五、结语摘要融资租赁中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权不能局限于传统的物权与合同规那么对承租人处于不利境地时的救济,而应在金融法理念下，基于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利益平衡，对融资及借贷关系予以必要干预。应明确融资租赁的借贷属性并对租金标准予以合理限定。以租赁物收回后的价值超过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作为返还条件并以该差额作为返还依据,与金融法的价值理念不符。应类推适用民间借贷中的利率管制规那么，以承租人已付租金与出租人已付本钱加可得利润之间的差额予以替代。出租人因承租人无法支付剩余租金而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承租人已付租金超过出租人已付本钱加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利润的，有权责任等要素的设置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并塑造便利规范实施的基础条件、公共产品等环境。实质公平本身固然是法律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考量之一，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权亦因此而创设，但不应局限于在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出现特定情形时对承租人的救济，而应基于融资租赁交易的整体需要，以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为核心，促进特定当事人的公平与交易整体公平、实质公平与交易效率的统一。当前立法在法律理念上的偏颇，削弱了法律理念转化为法律规范的效果。立法在构成要件上的规范性疏漏，尤其是在已支付租金的比例、请求返还的比例等关键要件上的模糊，以及将收回的租赁物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租金作为返还前提这一不合理的设置，导致当前立法在规范环节亦缺乏合理、明确、有机统一的权利与义务设置，进一步削弱了法律规范在实施环节的效果。从法律规范实施的角度看，法律救济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两种方式：前者一般通过公法直接规定政府或特定市场主体的责任加以实现，明确弱势群体权益的具体标准或内容、政府机关或特定市场主体的义务，并加强执法和监督；后者主要通过权利主体针对义务主体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的请求权基础，通过民事诉讼向特定对象提出相关请求。当前立法对承租人的利益救济采取了私人实施的方式，但是其在理念和规范环节的疏漏，以及司法审判环节本身存在的问题，阻碍了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法律效果的实现。（三）司法层面的现状及问题从司法实践看，相比合同效力认定、租赁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灭失风险分担、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及损害赔偿范围、租赁物的价值认定等问题，因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引发的纠纷数量并不多，但也是常见且重要的一种类型。受原《合同法》和《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等上述规那么的影响，司法层面的问题主要表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是否以事先约定租赁期满后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作为构成要件存在分歧。有的判决对此并不坚持，特别是当租赁合同约定“象征性留购价款”，即双方当事人约定租赁期满承租人支付象征性价款（如1元或100元等）那么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时，在租赁期未满、承租人无力支付剩余租金而被出租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承租人未支付留购价款而主张利益返还，判决并不以不具备所有权约定要件而作为否决理由。而有的判决那么明确以留购条款并不符合所有权约定要件而排除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直到《民法典》第759条规定了留购价款的所有权归属推定规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有了明确的答案。其次，对承租人“已支付大局部租金”的认定问题，涉及“已支付租金”和“租金总额”的认定。前者的核心问题在于已支付租金是否包括承租人已经支付的保证金、各种服务费在内，在一般情况下承租人倾向于肯定，出租人那么持相反的态度；后者的核心问题在于租金总额是否包括违约金在内，出租人自然倾向于肯定，承租人那么持相反的态度。对此有些判决书作出了认定，有的那么予以回避。不过，即使对已付租金额、租金总额没有争议，对“大局部”的比例认定也存在分歧。有的判决书主张超过50%才能构成“大局部”，有的判决书认定50%尚达不到“大局部”，还有判决书那么回避具体比例的认定。最后，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均没有对“相应返还”作出界定的情况下，法官们普遍的做法是回避对返还比例的认定,并基于“出租人实际获得的利益不能超过合同履行利益”等理由，以收回的租赁物价值与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的差额为依据，要求出租人向承租人返还。由于《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出租人因承租人欠付租金而解除合同后主张的损失赔偿范围是“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因此目前司法机关对承租人利益返还的处理方法实际上就转换成为收回的租赁物价值残值与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的额度比拟：如果收回的租赁物价值大于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那么推定出租人获利，支持承租人主张等于差额的利益返还；如果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大于收回的租赁物价值，那么推定出租人受损，支持出租人主张等于差额的损害赔偿。如果未来各级人民法院对《民法典》第758条“相应返还”的变动作如此理解，那么除非收回的租赁物价值明显高于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且有突出、便捷的套现价值（如出售或再租赁），否那么出租人势必会倾向于维持合同效力，要求承租人支付剩余租金并主张违约金等损害赔偿。如此一来，立法者设置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以平衡融资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尤其是在合同解除情况下救济承租人利益的目标显然就会落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司法现状存在的缺乏，根源在于法官的裁判思维局限于物权法和合同法的理念及方法。面对粗疏的法律规范，如果通过司法解释作出细化，那么司法解释就具有实体法律规范的意义，且对实践的影响更为直接。同时，实体法律规范在理念、规范和环境等层面的约束，也会转嫁到司法解释之上。如果没有统一的司法解释而由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自由裁量，那么法官对相关法律规范及法律原那么的理解，就会成为影响具体判决合理性的主要因素。《融资租赁司法解释》对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权未作规定，在理念层面应该是与立法者具有相同的考量，集中在合同法的框架下救济承租人。在已支付租金比例和返还比例等要件上维持模糊状态，应该是认为直接作出量化规定缺乏依据，也难以评估司法实践效果。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借助民事诉讼来实现，个案情形不一，不如放权给法官在具体个案中裁量。但是，从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司法实践看，在构成要件实体规那么上的模糊化处理造成个案裁决的不一致，不仅影响微观层面对承租人的救济效果，而且阻碍了宏观层面对融资租赁市场的制度价值。更重要的是，从判决书阐述的依据以及理由看，这种不一致反映出法官对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理解尚局限在传统的物权法和合同法层面，阻碍了统一司法解释的生成。理念是规范的前提，因此必须转换视角，重构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请求权依据及法理基础。三、金融法视野下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合理的法律规那么应以成熟的法理基础为依据。面对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立法及司法现状存在的缺乏，首先应当革新既有的“重融物、轻融资”的立法理念及裁判习惯。其次应当明确，基于传统物权法和合同法的显失公平制度、不当得利制度，并不符合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制度理念。最后，应当以融资与融物的平衡作为构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并就其在融资租赁合同及交易中的具体内涵予以解释。（一）应革新“重融物、轻融资”的立法理念及裁判习原《合同法》《民法典》及《融资租赁司法解释》对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现有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习惯，从根本上表达出立法者和法官对融资租赁的定位一一重融物、轻融资。以物权法律关系及以此为基础的合同法律关系为根本，轻视或者忽略其中的融资、借贷法律关系。例如，以约定租赁物在租赁期满后归承租人所有作为构成要件，应该是沿袭对一般租赁合同的理解，认为融资租赁合同成立的前提是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以此为基础，租金不会太高，因此出现承租人处于类似借款人那种不利境地的情况较小。而如果租赁物到期归承租人所有，那么出租人势必会订立高额租金条款，只有在出租人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情况下，承租人才可能会处于类似借款人那种不利的境地。但在实践中，融资属性是融资租赁交易的内在特征，其租金定价本就与普通租赁合同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上合同包含象征性留购价款成为主流，此时再以事先约定租赁物期满归属承租人所有作为利益返还之前提，与融资租赁的法理明显相悖。就此而言，《民法典》第759条解决了象征性留购价款的所有权推定问题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其第757条仍然规定，在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那么仍然表达出传统物权法和合同法观念即融物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更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基于合同的融资属性，综合考虑租赁物价值、总租金水平、承租人已支付租金等因素，推定租赁物的归属。例如，如果总租金水平已经能够覆盖租赁物的购买本钱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那么不妨按照承租人已经支付的租金比例，确定为双方共有或承租人所有。与此相关，尽管2014年的《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应当根据原《合同法》第237条（即《民法典》第735条），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并在第2条明确规定不能因售后回租中出卖人和承租人混同而否认其融资租赁性质，但迄今还有不少判决主要以租赁物所有权是否在出租人名下作为区分融资租赁与民间借贷的首要标准。否认融资租赁合同效力之后，人民法院基本都是按照民间借贷关系来认定的，如此反而干扰了融资租赁交易的三方法律关系，并对租赁物的处理带来不确定的影响。应革新融资租赁立法及司法审判中“重融物、轻融资”的理念及裁判习惯，重新审视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在民商与经济法律关系交叉的领域，往往既蕴含着物权法、合同法意义上当事人个别化的权利诉求，同时也蕴含着经济法、金融法意义上整体性的产业利益诉求。不同层面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属性相交织，要求立法和裁判不能以个案中的定分止争为终点，而应以为产业创造公平、秩序和效率等整体利益为终极目标。融资租赁是典型的民商法与金融法交叉的领域，融物与融资属性兼具，无论是在当事人交易这一微观层面，还是在融资租赁产业开展这一宏观层面，融物是表象和形式，融资是内在和根本。如果没有融资这一功能和属性，融资租赁与一般性租赁就难言存在差异，也不需要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创设一系列特别的规那么。在融资租赁的法律规那么体系中，既有促进物权法律关系和合同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规范类型（如合同效力认定规那么），也有旨在保障交易平安的规范类型（如租赁物登记规那么），还有侧重于融资方面塑造公平融资环境的规范类型（如损害赔偿规那么）。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规范属于最后一类，只有在立法和裁判中成认融资租赁中“融资”和“融物”并重，并以融资属性为主导完善立法和裁判的理念及方法，才能真正实现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救济承租人和构建公平融资环境等多方面的经济与社会效果。（二）不能以显失公平或不当得利制度作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依据以显失公平制度或不当得利制度作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依据，是前述“重融物、轻融资”的立法及司法理念的具体表达。从司法实践看，包括前引判决在内，不少判决书将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依据显失公平制度处理。在学理上也有学者持此种观点。尤其是，倘假设租赁物的所有权经事先约定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归承租人所有，而后续发生合同被解除、租赁物被收回，承租人虽然支付了大局部对价，但将来不可能再获得所有权。此时承租人极有可能处于明显不公平的境地,由此引申出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在逻辑上确实具有合理性。但是，这与《民法典》第151条规定的“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即显失公平制度还是有根本的不同。显失公平的适用，要求有获益方“利用”受损害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的主观恶意。而融资租赁合同系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选择而发生，并且在客观上显著节约了承租人的资金本钱，与显失公平的前述要件相去甚远。尤其是在售后回租模式中，承租人与出卖人合二为一，出租人处于相对被动地位，承租人因无力支付剩余租金而主张缔约时自身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显然无法成立。以不当得利制度作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依据同样不妥。以“出租人实际获得的利益不能超过合同履行利益”为理由，将向承租人返还的金额限定为收回的租赁物价值与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的差额，实际上是受到不当得利制度的影响。但是，出租人依据融资租赁合同收取租金，本身符合法律规定。因承租人欠付租金而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何来“无法定或约定而获利”即不当得利之说？再者，租赁物收回后的价值之有无或高低并不确定,以上述差额作为返还依据，在实质上还是基于传统的物权法和合同法观点，对待融资租赁中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在司法实践中，要求出租人以上述差额返还给承租人的很多判决，针对的不是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的请求，而是判定出租人解除合同后主张损害赔偿的范围。这也是不当得利制度不宜作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另一佐证。（三）应以“融资”与“融物”的平衡作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与《融资租赁司法解释》重点解决的出租人合同解除权及损害赔偿范围、租赁物的价值认定以及《民法典》着力建构的合同效力认定、租赁物登记等“融物”层面的制度不同，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问题的本质，是在“融资”层面实现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利益平衡。《民法典》及《融资租赁司法解释》通过更新和补充原有的规那么，已经形成新的融资租赁法律规那么体系。在物权与合同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分配、旨在强化交易平安的租赁物登记制度等方面，已经构建比拟完备的规那么基础。但是，在塑造公平融资环境、促进融资本钱合理化、救济处于不利境地的承租人等方面，那么存在显著的缺失和缺乏。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律规那么既是塑造公平融对差额局部主张返还。租赁物收回后的剩余价值应在出租人本钱中予以扣除。行业主管部门应组织违约责任保险和行业风险基金，抑制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负外部性。关键词.融资租赁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融资属性租金标准公私法融合一、问题的提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原《合同法》）第249条确立了融资租赁中的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已经支付大局部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局部返还。”但该条对“大局部租金”“局部返还”等极其重要的构成要件的规定语焉不详，且以收回后的租赁物价值超过欠付租金作为返还的前提条件，亦与其救济承租人的立法理念存在抵悟。立法层面的疏漏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但这一问题在后续的融资租赁立法及司法解释中一直未得到解决，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鲜有讨论。2020年5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及其配套修订的2014年5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司法解释》）尽管解决了学术界和实务界讨论许久的合同效力认定、租赁物登记、资环境的法律规范类型的核心拼图，也是当前整个融资租赁法律规那么体系的短板。基于合同法的视角和方法、沿袭租赁合同的规那么框架、秉承在显失公平层面对承租人予以救济的原那么，并以此构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很难摆脱在微观层面难以把握救济尺度、在宏观层面难以塑造公平融资环境的双重困境。因此，应转换到金融法的视角，以“融资”与“融物”的平衡作为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首先，应当在融资租赁交易机制的具体定义中实现“融资”与“融物”的平衡。融资租赁作为一种银行信贷的重要替代方式，具有为融资租赁金融机构（出租人）和企业（承租人）提供多元投融资渠道的重要制度价值。尤其是在当下日益盛行的出卖人与承租人合一的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模式中，“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交易特征，趋向类资产证券化的投融资交易结构，都与传统的物权法和合同法调整的交易对象有所不同。融资租赁合同规那么的设计，应当符合上述实践对法律调整的需求。在促进这一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的诸多因素中，“融资”与“融物”的平衡是其中的关键。“融物”是融资租赁交易的外在依据，《民法典》及《融资租赁司法解释》在物权和合同层面的规那么完善起到了优化融资租赁法律规那么体系的重要作用。但以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显失公平这一特殊情况时对处于不利境地的一方予以例外救济，无法解决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正当性依据，也必然会遇到原那么性规定难以统摄差异化个案的难题。只有引入融资租赁的融资属性并以其为主导，针对其中的融资、借贷等交易实质，基于公平理念和方法对融资租赁合同予以超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干预，才能在物权和合同的规那么基础之上，为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塑造坚实的请求权基础。其次，“融资”与“融物”的平衡理念，在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分配上主要表达为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利益平衡。这里的利益平衡并不是基于合同法的静态思维模式对适用合同法以及物权法规那么导致的利益分配结果进行强行调整，完成对承租人的单向救济；而是基于金融法的理念和方法，以融资租赁的融资属性为基础，以利益平衡为原那么，对融资租赁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规那么事先进行整体设计。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中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利益平衡，不能局限于合同解除、租赁物被收回、承租人已经处于不利境地时,如何要求返还更多比例才能够表达救济承租人的取向，这样的思路实际上是以个案中的得失权衡阻碍整体公平。承租人是否有权请求返还以及具体的返还比例，应该取决于此时在融资属性的衡量下，是否有利于实现救济承租人与维护整个公平融资环境的共同利益。因此，对核心构成要件如承租人已付租金和返还金额的认定和裁判，不能仅仅以合同解除后收回的租赁物价值与承租人未履行债务的比拟来确定，而应考虑合同中的融资属性，全面评价出租人与承租人的收益和损失，尤其是认可租金的借贷属性，并对租金定价予以必要的干预。包括承租人支付的保证金和服务费的性质，以及利益返还与违约金的关系，也均应当在上述理念下予以修正，如此才能克服统一司法解释无据可循、个案裁判不一阻碍权利主张的正当性缺失等难题。最后，以“融资”与“融物”的平衡、出租人与承租人利益的平衡作为法理基础，要求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规那么设计不仅要有纠纷解决、救济弱势方的微观考量，还要有塑造公平和可持续的融资环境、创设公平和合理的利益分配规那么、构建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等宏观考量。从金融法的理念及方法看，尽管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的前提是其违约在先,但是融资租赁交易的融资属性塑造了当事人违约救济规那么的特殊性，因此立法和裁判的目标也不能止于简单的物权和合同纠纷的解决，而更要注重有效引导交易双方当事人对自身行为内容及后果的预期，确立公平的利益分配规那么，保障交易的平等和可持续。融资租赁的融资属性、高额租金约定等增强了出租人的盈利机会和可能性，出租人在承租人违约时享有合同解除权以及最大化违约赔偿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其与承租人的风险不对等。在这种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之下要维系交易的可持续性，出租人应当承当一定的损失。这也是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但是，在这条路径上走得太远就会背离利益平衡的宗旨，所以应当通过制度创新实现风险分担的社会化，以交易主体外部的法律干预增强交易主体内部的风险应对能力。应运用金融法上风险控制、风险共担的理念及方法完善法律的实施环境，防止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规那么设计陷入出租人与承租人利益分割之困局。、金融法视野下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完善路径涉及融资及借贷关系的合同交易，不能局限于民事债权债务关系，而应置于整个金融体系之中予以理解和规范。从前文对《民法典》第758条规定的“五要件”的分析看，租赁物所有权归属约定的问题已经解决，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当然应以合同解除为前提。以收回的租赁物价值超过欠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作为返还条件应予修改，但这个问题与最突出的“已支付大局部租金”以及返还金额的认定问题一样，解决的核心均在于如何认定合法的租金标准，也就是如何合理干预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租金定价。此外，还应遵循前述风险分担的理念促进相应的公共产品供给，便利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这就要立足于金融法视角，以公私法融合、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为原那么，就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完善作具体分析并提出建议。（一）明确融资租赁的融资及借贷属性并对租金定价予以合理干预对融资租赁交易的租金定价，《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方法》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方法》没有涉及。2020年公布的《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方法》第17条规定：“融资租赁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租赁物价值评估和定价体系，根据租赁物的价值、其他本钱和合理利润等确定租金水平。”《民法典》第746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局部或者全部本钱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J可见租金应当“合理”，是公私法共同确立的原那么。“当事人另有约定”也应理解为不超出“合理原那么”的限度，而不是当事人约定的任何租金都受到法律的成认和保护。这与民间借贷的利率管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虽然与宏观经济改革一样，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交易的价格干预在整体上也经历了从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过程，但是监管机构对借贷利率的管制一直比拟严格。典型的如对存贷款利率的管制，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严格实行基准利率+浮动上下限的管制措施，通过渐进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直到2016年10月才彻底取消该项管制，改以市场风险监测等审慎监管策略。而在高利率比拟普遍且对经济、民生产生较大负外部性的领域，如民间借贷，虽然不乏反对之声，但是价格管制迄今仍得到坚持。例如，201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假设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确立了“两线三区”的年利率管制规那么，超过24%的局部按照自然债务对待，超过36%的局部按照无效处理，债务人可以主张事后返还。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修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将合法有效的年利率限定为“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如以2021年12月的3.85%计算，那么4倍总额为15.4%）,明确对民间融资及借贷收益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判断标准，以及切实降低融资及借贷本钱的鲜明态度。融资租赁虽然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有所不同，但是依然具有突出的融资及借贷属性。《民法典》第738条明确规定“出租人未取得行政许可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出租人作为“职业出借人”的角色自不待言；而承租人要实现“融物”之目的，也须以“融资”作为不可或缺之前提。尤其是在实践中占据大局部比例的售后回租业务，承租人出售自有物给出租人以回笼资金，再以低价回租方式维系生产经营之使用，融资已然成为整个交易的核心。此外，2020年修改后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明确认可“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有效，也为实践中时常难以准确区分的借贷与融资租赁提供了合法利率的计算依据。从前引判决看，在融资租赁司法审判实践中，但凡对不具备所有权已经由出卖人转移到出租人名下之形式要件的合同，基本都按照民间借贷处理，也从侧面表达了融资租赁的融资及借贷属性，进而证明了以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约束融资租赁租金定价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2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中指出，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融资租赁公司等7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2020年修改后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对此应当认为，相比商业保理、区域性股权市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在许多地方金融组织已经形成比拟成熟的交易模式、市场化定价已经行之有序的情况下，《批复》的本意应在于不盲目扩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及相关利率管制的适用范围，而并非否认地方金融组织在交易中的借贷属性。综上，从功能主义监管、实质法治的角度看，2020年修改后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确定的利率管制规那么表达了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民间借贷合法收益的基本立场，也应该类推成为包括融资租赁交易在内的借贷类金融交易中出租人/出借人的最高合法收益标准。在2020年修改后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降低民间借贷最高合法利率标准的大背景下，以民间借贷最高合法收益作为融资租赁中出租人可得利润的上限，符合国家大力开展融资租赁产业、有效替代银行信贷业务、切实降低承租人融资本钱的产业考量，可以实现平衡投融及借贷双方利益、保障公平融资环境的金融法价值，也可以为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确立一个更加符合融资租赁交易实际情况的依据。但是问题在于，以民间借贷最高合法收益作为融资租赁中出租人可得利润的上限并不能彻底解决“合理利润”的界定问题。从实践看，由于融资租赁行业准入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供给侧竞争比拟充分，我国融资租赁市场的名义利率相对较低。租赁需求和细分市场繁多，无法准确测算利率水平，以相对容易测算的上市公司在融资租赁业务中承当的利率而言，2019年，名义利率在4%至6%的比例占到近70%,在7%至9%之间的比例缺乏4%,总体平均利率缺乏5.5%O当然在纳入服务费、保证金以及向担保人支付的担保金等成本因素后，实际利率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相比以往的民间借贷高利率，融资租赁对资金的吸引力有限，这也是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不多的原因。可见，如果以将近15%的利率水平作为融资租赁租金利率的定价标准，与出租人在市场交易中实际上能够收取的利率相差太远，那么承租人能够主张利益返还请求的空间也将所剩无几。在出租人可得利润即融资租赁利率不超过4倍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情况下，因利率约定没有超过最高限额，此时如果承租人能够履行全部租金支付义务，自不存在利益返还的问题。如果超过最高限额，那么应允许承租人在合同履行结束后参照2020年修改后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主张利益返还。如果承租人因无法支付剩余租金而被出租人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也就是出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语境时，那么就要对承租人已经支付的租金与合同约定的全部租金（出租人的已付本钱加可得利润）进行比拟，而4倍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与当前融资租赁市场交易的实际利率水平过于脱节，因此需要确定一个新的利率标准。从当前市场的实际利率水平以及便捷、可操作等方面综合考虑，建议可以2倍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合同解除时出租人可以合法收取的最高利润。（二）在界定租金标准的基础上完善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如何确定承租人已支付大局部租金及向承租人返还的具体比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任由法官在个案中裁判，会导致不合理的裁判差异，因此肯定不可取；而如果作出“一刀切”的强制规定，那么又难以照顾不同案件的特殊性。对此，有学者认为，如果承租人已付租金尚未到达法定比例（如50%）,但租赁物被收回后的价值显著大于所欠租金及费用，那么此时不允许承租人主张返还，显然与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立法目的相悖。因此，其主张取消承租人已支付大局部租金的规定，而以收回租赁物的价值大于所欠租金及其他费用为唯一条件和返还标准的直接依据。笔者认为，以收回的租赁物价值大于所欠租金及其他费用为返还条件和返还依据，实际上还是基于“融物”之理念、因循显失公平和不当得利制度而进行的设计，与融资租赁的金融法属性不符。但这一观点也给笔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即可以不对承租人的已付租金作出固定的数量限制，而以合同解除情况下承租人已付租金与出租人本钱加合理利润之间的比拟，作为返还的条件和依据。已付租金超过出租人本钱加合理利润的，应当允许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具体而言，已付租金超出租赁物购买本钱加2倍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局部，应返还给承租人。如此既可以防止事先量化已支付租金比例和返还比例的困难，又符合融资租赁交易市场的利率水平。在正常的融资租赁交易无法继续、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实现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利益的平衡。留购价款的效力等重要问题，却仍沿袭了原《合同法》的规定，错过了在立法层面解决问题的良机，给融资租赁立法体系的完善和行业的开展留下了制度隐患。笔者认为，融资租赁具有公私法融合的属性，而长期以来物权法和合同法等私法理论及规那么的强化、重“融物”而轻“融资”的理念，是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立法及研究现状的症结所在，亟须通过理论研究的突破促进立法的完善。因此，我们应当转换视角、基于金融法的理念和方法论完善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和制度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到达救济承租人、促进市场主体间权利义务公平分配的微观市场效果，并实现提高融资租赁效率、优化公平融资环境、完善融资租赁市场法律治理机制等宏观制度价值。二、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形成、现状及问题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具有公私融合的权利属性。其形成既受到具体融资租赁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影响，又与融资租赁的金融交易属性以及法律对融资租赁市场的整体性干预密切相关，故具有不同于一般性私权利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在当前的立法中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表达，不仅阻碍其制度效果的实现，而且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混乱。（一）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形成从融资租赁合同订立和履行的角度看，承租人利益返还承租人已付租金的范围，应当包括依据合同按期支付的租金、向出租人支付的各种名义的服务费以及已经用于租金抵扣的保证金。由于在融资租赁交易实践中，合同一般会约定当承租人未缴纳当期租金时，出租人有权用保证金予以抵扣，因此已经抵扣租金的保证金，应该计入已付租金的范围。出租人的可得利润应为合同解除时按照最高2倍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能够获得的总利润。出租人的已付本钱应当加上合同履行过程中以及因解除合同和收回租赁物而支付的取回、保管、仓储等其他费用，但应扣除租赁物收回后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义务之间的关系。根据《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并不阻碍出租人主张损害赔偿，具体范围是“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可见，两者是可以并存的，不过前者是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后者那么相反。因此，在符合利益返还和损害赔偿条件的情况下，两者之间也可以抵扣。出租人和承租人一般会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判决书在违约金明显高于出租人实际损失（即“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的情况下，将违约金的计算依据调整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特定倍数，也可证明前述利益返还计算标准的可行性。综上，笔者对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构成要件的修改建议是：出租人因承租人无法支付剩余租金而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承租人已支付租金超过出租人的购买本钱及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利润的,有权对差额局部主张返还。租赁物收回后的剩余价值应在出租人的本钱中予以扣除。（三）以风险分担为核心抑制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负外部性在市场交易中风险几乎无处不在。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公法的价值除了通过制定强制性规范塑造市场行为标准、惩戒违法行为、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之外，更重要的功能在于运用公权力在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或者创造增量利益，或者分担社会风险，壮大市场主体以及整个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风险分担是金融法上非常重要的理念和方法，借助公权力的组织和衔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构建风险分担机制，不仅可以实现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救济，还可以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免受市场风险的冲击。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权源于承租人在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的情况下无法支付剩余租金，导致合同解除和租赁物被收回。就此而言，即使允许承租人在已支付租金超过出租人的购买本钱及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利润时有权对差额局部主张返还，此时承租人的交易利益也必然受损。出租人尽管收回租赁物，但是也面临利润的损失和机会本钱的增加。就本质而言，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权是一种纠纷解决困境中的存量利益分配。要走出这种困境，从风险分担的角度看，关键是要创设社会化的本钱（损失）分担机制，控制和减少违约发生的现实风险，以实现风险预防和转移的效果。具体的风险分担工具有很多，一是承租人购买违约责任保险，当承租人出现足以引发合同解除的违约时，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额度范围内向出租人予以赔付，从而降低合同解除的概率，也就降低了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发生的概率。可以采取保费补贴、定向监管宽松的方式，激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发此险种，同时要求政策性保险机构推出此险种以形成竞争。对承租人从事公益工程的公益性融资租赁，应强制要求承租人购买违约责任保险，防止租赁物收回累及公益工程的建设及运营。对商业性融资租赁，可以采取税收抵扣的方式鼓励承租人购买违约责任保险。二是设立行业风险基金。可以省级融资租赁行业协会为单位，组织协会内融资租赁企业按年度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加上政府补贴,共同设立行业风险基金。基金用于应对因经济不景气、行业周期性波动等特定的紧急情形下承租人大面积违约而导致的商业风险，向出租人支付一定比例的租金以维系合同效力,保障交易稳定。就法理而言，由于融资租赁企业的利润实际上主要来自承租人支付的租金，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行业风险基金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并未违背基金的公共属性，并且可以通过聚少成多、集中使用的方式，有效抑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弱化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负外部性。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出租人获得的是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还是行业风险基金支付的租金，都具有替代和补充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属性。因此，倘假设未来最终仍然触发了承租人的利益返还请求权，那么以上保险金和基金支付的租金也应纳入承租人已支付的租金中予以计算。五、结语截止到2021年3月底，我国融资租赁企业的总数为12 157家，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63600亿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产业规模和经济利益，无疑也蕴含着对高效率、高水平规那么治理的迫切需求。《民法典》解决了自原《合同法》和2014年《融资租赁司法解释》公布以来融资租赁实践中的局部疑难问题，但其侧重于传统物权和合同法理、旨在解决“融物”层面问题的规那么供给，无法满足金融法维度、“融资”层面的规那么治理需求。融资租赁合同的规那么设计不能止于私法层面的权利与义务分配，而应基于公私法融合的理念统筹相应的规那么设计。当然，立法并不拘泥于公私法的理论分野，而是以满足实践需要为依归。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问题糅合了公法与私法的元素，不应留待以融资租赁业监管为主要目的的行业立法，而应采取修改《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的方法，对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作出针对性的完善。同时，由行业主管部门推动违约责任保险、行业风险基金等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实现风险分担的效果，进而推动融资租赁法律规那么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并在重要经济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请求权的形成具有衍生性和矫正性。一方面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并非融资租赁合同本身所约定，而是在承租人已经支付大局部租金但因无力支付剩余租金而导致合同被解除和租赁物被收回的情况下，为了救济处于不利境地的承租人而由法律直接创设的衍生性权利。这是融资租赁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一方违约而归于消灭时，为了防止当事人利益分配不公平而设置的附加性规那么。另一方面，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发不公平结果的矫正性权利。合同各方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实施融资租赁交易，本身并不存在交易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在未对租金作出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租金本身也是当事人约定的结果。但是，倘假设承租人在支付大局部租金后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基于合同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此时承租人处于不公平的境地，需要通过创设承租人法定的利益返还请求权矫正当事人之间出现的不公平状态。从融资租赁的金融交易属性看，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形成具有公法介入市场交易的鲜明色彩。融资租赁的根本交易属性，应在于融资而非简单的租赁。根据《民法典》第735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与一般的租赁合同不同，融资租赁是“以租赁的形式到达融资的目的二出租人提供购买资金,承租人通过支付租金到达占有和使用自己所需之租赁物的目的，大大节约了自身的资金本钱。也正是这种金融属性的存在，在融资租赁中承租人所支付的租金事实上表达了出资人的资金本钱和收益，自然也就高于普通租赁合同中的租金,而带有较强的借贷属性。在实践中，生产设备、发电设备和厂房等融资租赁构成市场交易的主要内容，融资金额大、租赁物折旧率高、租赁周期长，出租人对资金回报的要求也相应较高，进而推动租金的上涨。对于承租人来说，租金归还能力主要依靠生产经营状况，因而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承租人已经支付大局部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而出租人依法主张合同解除并收回租赁物，那么往往会出现已支付租金超过租赁物的购买本钱和相应收益，或者收回的租赁物价值大于剩余租金的情况，并且出租人还可以依法向承租人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这无疑会导致承租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在具有融资、借贷等金融属性的交易中，公法的介入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此时允许承租人主张一定程度的租金返还，对其给予相应的利益救济，既符合合同法上公平之法理，又能表达出借贷交易的公法规制对在融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倾斜性保护。从法律规那么的经济和社会效果看，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考量。法律规那么不仅仅影响交易特定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分配，更重要的是确立同类情形下的处理规那么以引导不特定当事人的预期，产生公平、效率、秩序、福利等宏观经济和社会效果，这是法律规那么创设中的公共政策考量。从实践看，内容的专业性越强、蕴含的利益越大、影响的范围越广，法律规那么的经济与社会效果就越突出，对法律规那么的合理性要求也就越迫切。融资本钱的高低本身并不是法律规那么的目标，但是将融资本钱控制在公平、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是融资、借贷等交易立法所应有的公共政策考量。在微观层面，当承租人已经支付大局部租金但因无力支付剩余租金而使得出租人收回租赁物时，允许其主张相应的利益返还，不仅表达出对承租人在不利境地下的救济，而且有助于保障同类交易中的公平。在宏观层面，由于融资租赁是承租人最重要的融资手段之一，租金实际上成为融资本钱，因而要比在一般租赁条件下的租金高出不少。允许承租人在上述情况下主张一定的利益返还，显然带有抑制融资本钱高企、塑造公平融资环境的公共政策考量。（二）立法层面的现状及问题按照《民法典》第758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包括：（1）所有权转移约定。双方事先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2）承租人已支付对价要求。承租人已经支付大局部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3）融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出租人在上述情形下主张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4）收回租赁物的价值要求。出租人收回的租赁物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租金以及其他费用。（5）返还数额限制。承租人仅可以要求相应返还。就规那么本身的适用而言，对承租人已支付对价的要求仅仅规定“已支付大局部”，以及在返还数额中仅仅规定“相应返还”，这种粗疏的规定无疑会给司法实践和市场交易带来不确定性乃至混乱。从立法技术层面分析，可能是立法者认为不适宜在《民法典》中规定，而留待将来修订司法解释时再处理。但就具体内容而言，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租金实际上等同于出租人的本钱和收益，一旦要确定“已支付大局部租金”和“相应返还”的具体比例，就势必涉及对租金标准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判断，实际上也就要在“融资”层面对出租人的可得收益作出界定。目前的法律规那么显然回避了这一层面的问题。就规那么内含的法理而言，首先，以事先约定租赁期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作为承租人事后主张利益返还的条件并不妥当。融资租赁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尽管出卖人和租赁物均由承租人确定，并由出卖人直接向承租人交付，出租人实际上并不经手，但出租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防止承租人擅自处分租赁物，在大多数融资租赁合同中都会约定由出租人保存对租赁物的“名义所有权”。有些合同会附加租赁期满承租人支付相应价款或象征性价款后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条款。换言之，事先明确约定租赁期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的并不常见，现有规定在事实上限制了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就法理而言，承租人主张利益返还的根本理由在于其处于不公平的境地，而与其是否拥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没有必然联系。其次，以出租人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大于承租人所欠租金（及其他费用）作为返还条件亦不妥当。各类融资租赁交易内容不一，已付租金与欠付租金的数额，以及收回的租赁物价值与欠付租金的差额，均具有不确定性。按照《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承租人欠付租金到达两期以上或数额到达全部租金15%以上的，出租人即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如果临近租赁期满、出租人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承租人已支付大局部租金，而收回后的租赁物价值可能较小，那么此时假设以收回的租赁物价值大于欠付租金作为返还的条件，那么同时暗含以该差额作为返还标准的用意，对承租人而言无疑过于苛刻。如果解除合同时已履行之租赁期限尚短，已付租金未到达“大局部”之程度，欠付租金较多，甚至可能会超过收回的租赁物价值，那么此时对承租人而言，在无法继续使用租赁物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其实际获益可能远小于已付租金，此时假设仅仅以不满足收回的租赁物价值超过欠付租金为由拒绝返还，亦难言公平。尤其对承租人不利的是，按照《民法典》第752条的规定，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并主张损害赔偿，也可以维持合同效力、主张全部租金给付和损害赔偿。如果承租人已经支付大局部租金，那么可以推断出租人的利益已经得到大局部保证。“承租人支付的租金本质上是承租人融物的对价，累计起来可能远超出租赁物的实际本钱。”对出租人而言，如果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将受到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约束，那么其更加理性的选择无疑是维持合同效力、主张全部租金给付和损害赔偿。即使承租人后续进入破产程序,出租人也可行使取回权依法收回租赁物，并以欠付租金和违约金申报破产债权，从而尽可能止损。前述返还条件和标准的规那么设计，均表达出立法者突出保护出租人权益的基本立场，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缺乏利益平衡的思维，尤其是缺乏从融资层面、金融法维度衡量租金作为对价是否公平的考虑。承租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立法现状存在的偏颇，根源在于理念、规范和环境之间存在失衡。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法律是理念、规范和环境的统一。要实现法律蕴含的公共政策考量，就需要确立科学合理的理念，通过权力、权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