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便利化中国贸易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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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中国贸易论文一、贸易便利化提出及兴起的原因（一）贸易便利化的提出1.WTO与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作为一种便利化全球贸易的综合性方法，是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中被增加到WTO日程中的。这次会议为四个“新加坡议题”之一的贸易便利化未来发展提出了指导建议，并授权WTO货物贸易理事会﹙WTOGoodsCouncil﹚启动相关的工作。此后，在2001年WTO发起的多哈会谈部长级宣言中，贸易便利化开始引起各国注意并被广泛认可。部长们同意在2003年坎昆第五次WTO部长级会议上启动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正式谈判。而多哈部长宣言也同时提出，WTO货物贸易理事会将开始审查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GATT第Ⅴ条﹙过境自由﹚、第Ⅷ条﹙与进口和出口有关的费用和手续﹚以及第Ⅹ条﹙贸易法规的出版和管理﹚内容，并确定WTO各成员国在程序简化方面的需求和难点。2003年在坎昆举行的部长会议陷入“坎昆僵局”，而是否将四个“新加坡议题”包括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是导致2003年坎昆WTO部长级会议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此次会议失败，但各方却就将贸易便利化作为2004年“七月一揽子决议”﹙JulyPackage﹚协商议题达成了一致。“坎昆僵局”实质被打破是在2004年8月1日的日内瓦会议上。在此次会议上，各国同意就贸易便利化开始正式的谈判。2004年10月12日，贸易谈判委员会正式成立贸易便利化谈判小组。截止到2005年12月举行的香港部长级会议前，贸易便利化谈判小组共进行了11次会议，收到100多个成员国共60多份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建设性提议。可见WTO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议题，各方已逐渐接受将其作为未来可深入谈判的重要内容，并在各方不断努力协调下逐渐取得进步。2.APEC与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明确地出现在APEC的正式日程中。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是在1993年建立并且在1995年大阪议程扩大了涉及范围。委员会的四个主要领域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贸易便利化、透明度和反腐败以及数字经济和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PR﹚。1994年APEC各经济体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承诺“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并设定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发展经济体到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投资。1995年APEC大阪会议通过《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简称《大阪行动议程》﹚，将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进程的三大支柱。自1994年APEC设立“茂物目标”、1995年大阪会议批准通过《大阪行动议程》以来，APEC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近些年，APEC贸易便利化进程不断加快。2001年，APEC上海会议通过了“APEC贸易便利化原则”，成为指导和规范成员经济体采取贸易便利化行动的基本框架。随后达成的《上海共识》，提出5年内将区内贸易成本降低5%的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2002年第十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各成员方据此行动计划将在2002—2006年内将各自贸易交易费用降低5%。后来，此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被称为“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C﹙简称，TFAPC﹚”。“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C”涉及到了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四大领域，即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2006年，APEC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议宣布TFAPC顺利实施，上海目标顺利实现。2005年，釜山会议通过“釜山路线图”，提出2007—2010年间区内贸易交易成本再降5%的目标。为此，APEC提出了“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简称TFAPⅡ﹚”。虽然“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仍然集中于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等四大领域，但是对其具体行动和措施进行了更新和修订。海关程序是“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它包括贸易相关程序的无纸化、自动化。2012年，APEC发布评估报告显示，2007—2010年间，TFAPⅡ降低APEC区内贸易成本5%的目标已经实现。可见，APEC贸易便利化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继续深化区域内贸易便利化依然任重而道远。（二）贸易便利化兴起的原因分析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贸易便利化在未来国际贸易领域会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一是尽管传统的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已大幅降低，但因繁琐的海关手续、行政程序等带来的贸易扭曲仍然存在。这些冗余复杂的手续和程序给贸易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合规成本和延误成本，且在传统贸易壁垒所带来的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背景下，非效率的贸易流程所带来的贸易成本更加凸显，这使得以简化贸易流程、降低贸易成本为宗旨的贸易便利化恰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贸易改革有关的发展议题要取得多边进展正变得越来越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缺乏实质性改革意愿，因此，一些想要进行贸易改革的国家开始寻找新的选择，贸易便利化便进入这些国家的视线。这些涉及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可以单方面进行，故与WTO所主张的非歧视性原则不相矛盾，且能通过有意愿改革的国家自身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继续推进贸易改革的进程。总之，贸易便利化作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新方向，被WTO、APEC等国际组织看作是乌拉圭回合的补充以及达成茂物目标的重要引擎，其发展标志着世界贸易翻开了贸易自由化深化和发展的新篇章。二、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情况分析（一）法律环境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政策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政府非常重视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进程。例如，2006年5月8日中国发布《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国家贯彻落实信息化战略的意志和决心。同一年，为推行电子政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支持政府部门有效地履行职能、促进全国电子政务健康发展，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发《2006年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为电子政务发展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未来贸易便利化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具体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中国加快推进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信息化法制建设。例如：为了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1994年中国颁布《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9年3月15日颁布的《合同法》中对数据电文法律效力的承认；2000年《海关法》承认了电子数据报关单法律效力；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并规范了电子签名行为；2006年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涉及到信息安全的内容。另外，为规范通信行业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工作，中国工信部在2009年6月发布了《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法》。综上所述，中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立法不断完善，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相关政策措施的顺利实现，但在用户及报文验证、数据共享、数据的安全传输、数据的保存和销毁及归档、电子证据认证结果的相互承认与接收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立法仍须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因此，适时对有关贸易数据交换的现有及潜在法律障碍进行分析，是推动贸易便利化顺利发展的首要步骤。（二）软硬件环境1.软件技术支持。贸易便利化措施的顺利推进在技术环境上要求经济体内要具有基本信息技术，例如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等。除此之外，还要具有辅助性信息技术，包括保密技术、电子签名技术、电子认证技术等。据2011年9月—2012年7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商务部、海关、检验检疫部门以及部分国内重点高校专家学者的调研来看，这两方面的要求对于中国而言已不存在问题。另外，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相关软件及数据库的研制和开发也对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否成功实施起决定作用，对中国来说这两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加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将国际标准融入本国技术法规的建立中，国际标准在技术法规中的比例不断得到提高，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标准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例如，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引进了UN/EFACT各项建议书的主要标准，并等同或等效采用为国家标准，如联合国贸易数据元目录﹙UNTDED﹚、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UN/LOCODE﹚等。［4］虽然中国已经采用了联合国用于商业、管理和运输的电子数据交换﹙UN/EDIFACT﹚标准格式，但很多与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有关的政府部门，例如海关、质检等部门中还仍然在使用其它标准的电子格式。各个部门之间因为数据标准的差异，导致信息共享困难。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鼓励各国政府和企业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无纸化贸易时考虑使用现有的建议书、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应用将有助于确保跨部门、跨国境所开发的相关系统的兼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促进这些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2.硬件系统建设。硬件基础设施是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基础条件，电子数据的境内以及跨境传输需要借助于公共网络系统。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应具备电子数据传输的硬件基础设施。中国在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中，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完善，例如，海关总署等国务院十二部委在电信公网上﹙Internet﹚联合共建公共数据中心———电子口岸，是中国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可通过电子口岸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联网数据核查，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口岸办理各种进出口业务。目前，中国电子口岸平台共开发运行了18个跨部门联网项目。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35个地方电子口岸上线运行，累计开发的项目已达500多个，为加强口岸管理，提高通关效率，实现“一站式”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5］除此之外，原产地业务电子管理系统、原产地证书国际电子联网核查系统等也是政府监管部门完善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的典型项目。凭借这些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持，中国在实现进出口相关业务信息共享、数据跨境传输，进而提高进出口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三）实施环境贸易便利化的顺利推行需要政府的支持、各部门的协调与配合。中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无纸化贸易方面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努力，采取了很多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措施，例如2001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实行大通关制度；各部门配合大通关制度而进行的电子口岸的建设；海关快速通关、便捷通关、绿色通道、动态分类管理等便利化措施；质检部门的绿色通道、直通放行、“产地检验，口岸出单”的出口通关模式和“口岸转检，属地报检”的进口通关模式等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的采用极大提高了我国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提高了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给企业提供了便利，节省了时间和费用。另外，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近年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经济合作，不断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并与国外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积极合作，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中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例如，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另外，还有6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这些自贸协定涉及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自贸协定中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通过成员经济体之间的国际合作推动各自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内容。而2001年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加入PAA﹙泛亚电子商务联盟﹚，涉足泛亚地区跨境商业单证交换；2002年APEC、ECBA﹙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成立，秘书处驻中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地位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要，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合作也逐渐步入正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三、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贸易便利化发展比较同世界其他经济体比较，中国目前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处于何种地位？下面我们主要借鉴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DoingBusiness报告所统计的数据来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一）世界其它经济体情况DoingBusiness报告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对全球经济体前一年跨境贸易﹙TradingacrossBor-der﹚的便利化程度进行排名，例如，在2007年共对174个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排名，其中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芬兰、丹麦、新加坡、挪威、爱沙尼亚、德国、加拿大、瑞典和阿联酋；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刚果共和国、马里、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布隆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尼日尔和卢旺达，这些经济体的具体排名见表1。而2013年DoingBusiness报告对185个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排名，其中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丹麦、阿联酋、芬兰、爱沙尼亚、瑞典、巴拿马以及以色列；而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尼日尔、布隆迪、阿富汗、伊拉克、乍得、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从2007年和2013年所报告的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情况来看，其中排名前10的经济体中，有7个经济体出现在这两个年度，分别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芬兰、丹麦、新加坡、爱沙尼亚、瑞典和阿联酋，这些经济体普遍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例如，大部分经济体属于OECD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贸易自由化程度非常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二者都是全球闻名的自由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世界一流的信息及通讯科技基础设施以及开放的环境，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11年5月发表报告①，确定香港为世界领先数码城市的地位。该报告指出，政府大力支持兴建基础设施，采取开放的互联网政策，各行各业均能受惠于信息自由流通，互联网亦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而新加坡在贸易便利化发展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单一窗口在1986年就开始实施，到1989年1月单一窗口完全实现。新加坡政府强制使用单一窗口，进出口的所有流程环节都经由TradeNet统一为一体，这为提高进出口效率提供了充足的硬件基础保障。在2007年和2013年报告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中，有5个经济体仍然处于贸易便利化发展的后10位之列，这5个经济体分别为刚果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布隆迪、哈萨克斯坦以及尼日尔，这些经济体普遍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之列，且贸易自由化程度很低。而从2006年到2013年这7年间，大多数经济体为了促进贸易便利化发展不断探索，并进行了大量贸易便利化的改革，例如，据DoingBusiness统计，在这期间整个世界共进行了212项贸易便利化改革。其中东欧和中亚以及中东和北非进行改革的经济体所占的比例最大：在这两个地区，有83%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改革的经济体的比例居二，共有73%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紧接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共有72%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实施贸易便利化的经济体所占的份额是63%，在南亚地区和OECD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50%和42%。这些经济体进行便利化贸易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见表3﹚，分别是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使用基于风险评估的检验检疫流程以及建立单一窗口。例如，伯利兹、智利、爱沙尼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130个经济体都进行了有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方面的实践。摩洛哥、尼日利亚、帕劳群岛、苏里南、越南等97个经济体进行了涉及使用基于风险评估的检验检疫流程；而哥伦比亚、加纳、韩国、新加坡等49个经济体都建立了单一窗口来便利化进出口贸易的流程。由于这些改革，DoingBusiness统计发现世界整体的跨境贸易便利程度已大幅度提升。例如，单证的电子传输不仅加速了货物的清关，而且还减少了行贿的可能性。实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经济体平均将清关货物的时间减少了3天。改革也有助于增加清关时间的可预测性。在巴基斯坦实施电子系统之前，只有4.3%的商品是在1天内清关，25%的商品清关耗时1周。现在93%的商品是在1天内清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使用的地方，应用风险管理来进行海关清关是另一个比较普遍的改革。据DoingBusiness统计格鲁吉亚实施了基于风险评估的清关系统后，商品检疫的份额减少了10%。随着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推进，各个经济体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便利化贸易的综合性方法的重要性，而单一窗口通过将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运输部门以及企业连接起来，使得贸易流程更加顺畅。例如，韩国通过单一窗口将69个政府机构以及私人部门联系在一起。韩国在2010年通过单一窗口与中国台北成功实现的eCO﹙电子原产地证书﹚“探路者”项目，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应，吸引了众多经济体的目光。另外，在2006年，通过海运出口一个标准20英尺货物集装箱平均耗时26天，平均进口耗时30.4天。但是到2013年相同条件下出口一个标准20英尺集装箱平均只需22.2天，而进口平均只需25天。分析显示，这些获利都有正向影响。用从2005年以来的这些关于跨境贸易耗时的数据同单位资本的GDP增长的数据拟合表明，在进口或出口方面减少4天是同平均0.1%的单位资本增长率相联系的。［78］（二）中国情况对中国而言，在2007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中是位列38，处于中上水平，这同中国自2001年开始进行的电子口岸建设、海关快速通关、绿色通关等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改革有关。这些政策措施的采用极大促进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降低了贸易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提升了贸易效率。注：2011年有26个经济体拥有一个完全的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而104个经济体只有局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有20个经济体拥有的单一窗口系统是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系在一起，而29个经济体的单一窗口系统只实现了部分政府机构的连通。资料来源：2012年DoingBusiness报告。另外，中国属于东亚&太平洋地区，在2011年之前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水平也一直处于世界的前50之列；而从2011年中国开始步入中高收入经济体之列，但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并没有带来中国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从2011年开始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的相对水平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从2011年的排名50，下降到2013年的排名68，相比较于2007年报告的名次，其下降程度将近100个名次，下降幅度非常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经济体在最近几年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速度相对加快导致；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同中国在进行贸易便利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有关。我们分析主要存在四类困难：一是利益相关体间合作和协调存的困难。例如，据我们向商务部、海关、贸促会和质检总局的调查显示，贸促会和海关已完全实现电子数据联网，而中国质检总局及各地方检验检疫局因同海关电子数据标准化方面不能有效协调，因此目前仍未实现电子数据联网，信息共享程度仍然不足。二是行政推动乏力，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据我们在对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现状向相关部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各专家和学者普遍反映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在硬件基础设施和技术上问题不大，关键问题是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构去协调不同部门之间合作和协调。三是配套法律法规支持不足，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以及国际合作协调困难等。在法律法规方面，2005年中国出台了《电子签名法》，对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要完全保证单证电子化的顺利运行，现行的法律法规仍然需要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四是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推进涉及到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法律协调问题，如电子单证的法律效力问题、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这就涉及到中国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问题。与境内部门间的合作相比，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更为困难，协调成本更高。尽管我国在推进贸易便利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但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需进一步深化，贸易便利化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四、结论及政策建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贸易便利化一直是WTO、APEC等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积极讨论的关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主题。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从政府管理部门到一般贸易企业，逐渐认识到贸易便利化在推动一国实现贸易稳定增长、促进经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相应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尤其是最近几年，无论在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还是国际合作上中国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企业对贸易便利化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很多企业积极主动进行相关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尽快适应新制度和新设施给企业带来的便利。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障碍，同世界很多贸易便利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贸易便利化的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认为要继续推进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必须完善贸易便利化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实施环境，具体而言：1.政策、法律环境方面。应学习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的经验，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方位保证贸易便利化进程顺利实施的政策、法律环境，这些法律涉及到电子文件合法有效性、数据传输安全等多个方面。另外，政府应增强对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加政府政务的透明度，保证企业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最新的政策法规。2.技术环境方面。首先，政府各监管部门应协调配合，统一采用国际标准，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对接。其次，政府也应增加在贸易便利化相关系统的投资和研发，并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改革，发挥企业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例如，鼓励企业积极参加政府部门或商业组织的研讨会，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最后，企业也应关注自身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的能力建设，增加参与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技术投资和人力资源投资，以此提高贸易效率，进而为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准备条件。3.实施环境方面。首先，应借鉴贸易便利化发展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通过政府主导，其它相关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方式来简化进出口流程和环节。例如，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由商务部、海关、商检等部门组成的跨部门领导机构推动具体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通过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尽量将环节进行简化。其次，应积极推出有利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措施，例如，学习新加坡、韩国的单一窗口政策，继续推进海关的“大通关”制度的实施；通过增加政府其他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来减少海关腐败，确定通关成本。最后，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除了就合作协议、项目进程方面积极协商达成一致外，在具体实施方面也通过双方各自建立的协调机构积极进行协商，例如，可以积极参加相关的研讨会或论坛，并以此建立起同其他经济体的协调机制，加强同其他经济体的交流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