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浅析春树作品的语言特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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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浅析春树作品的语言特色春树出生于1983年，她热爱文学创作，喜欢阅读鲁迅的书籍；对摇滚有偏爱，并且热衷于朋克精神。从高中辍学后，她进入到自由写作的生涯；在两年后（2002年）发表《北京娃娃》，该作品使她一夜成名，被誉为“北京宝贝”。2004年春树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在该期刊物的文章中，她被冠以“另类”，被认为是中国80后的代表（还有韩寒、满舟、李扬），同美国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似。春树连同上述三人被认为是中国新激进分子。一、语言的激进化春树从开始到后来的作品，几乎是一种生活的写照，是一个叛逆少女的成长历程；在作品里，春树以近乎“原生态”的方式向我们娓娓道来。春树有着自己的个性，有着特有的语言风格。卫慧，上海女性写作者，作品多书写时尚主题；与之相比，春树则多了一份超龄的深刻和激愤，她主张对生命本体的关注，批判只重视外在物质生活的书写；她始终坚持并向世人传递她的信仰，她希望使无力者恢复生命力，让悲观者仰起头来前行。棉棉，70后，是“残酷青春”的代言人，在物质和精神上有着一种优越感；与之相比，春树则显得更为普通而平凡，她甘愿以一个同行者、记录者的身份去书写青少年群体的生活。常常出现于春树作品的离经叛道的不轨行为，是出于彰显反抗精神的需要，而非引人走向堕落。虽然她标榜反抗，但是同卫慧、棉棉相比，她所依赖的身体并不是更彻底，也不拥有更为革命性的女性主义观念。事实上，春树的姿态和她的写作总是矛盾重重：从她的作品和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不满于现有的性别秩序、文化观念，渴望朋克精神，信仰女性主义。但是对女性主义的认识只是停留于表层，缺乏深入的反思和挖掘，使得其反抗显得苍白无力。正因为如此，她的身体不是作为抵抗的武器，而是作为表达的意象而存在。总而言之，春树通过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坦诚真实的态度，但是作品中存在的性别意识的稚嫩和叙述模式的过于自然冲动，都影响了其作品的文学和文化高度。《北京娃娃》向我们展现了成人世界的冷漠与残酷，因其原名为“冰的世界”就能清楚地理解。刚刚成年的春树，对于书中所书写的冷漠与残酷，有着令世人震惊的异常敏感；不仅如此，她还讨厌纯洁的年代，认为纯洁什么都不是，以此来表达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不满和叛离。她的书中往往有着激进和令人惊骇的言论，然而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的实际是青春的纯粹和单一。春树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解是简单化和表面化的，她提倡的自由主义的性爱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而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女性意识的反映。在作品中，春树一反美化爱情的做法，并没有将青春的爱情故事沿着灰姑娘式的模式发展，而是让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断地更换男朋友。在春树看来，要想摆脱男人的控制，女性应该如同男人一样或者超越男人，对待爱情洒脱不羁；然而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那就是会使得女性永远落入被玩弄的境地。这正反映了她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不足和女性意识的不成熟，事实上她忽略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矛盾，使得作品并不能真正表现女性激进的姿态，作品中的人物并不能如所设想的那样潇洒自得，而是充满失落和无望。然而我们无法否定春树纯粹的思想和奋不顾身的豪情，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不成熟实际上是青春时期该有的心理特征，而且这样的不成熟也正是一种真实和自然。真正令人震惊的不是不成熟，而是处于青春时期却能老练自如地控制着他人。二、以“自我意识”为中心进行语言描述少年朦朦胧胧而又强烈的性别意识以及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追求，是春树在作品中一直表现的主题。作品中往往叙述年纪轻轻的孩子们刚刚萌生了性别意识，有了懵懂的情愫，就去开始尝试纯洁的爱恋体验。在作品《红孩子》中这样写道：“班里暗恋成风，经常有谁看上了谁了，或谁谁又失恋了，跟玩似的。我是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毕业期间，一共喜欢过三个男生……”和春树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样，林嘉芙有着不同于主流意识的对于自由和爱情的大胆追求精神，她一改女孩恋爱中的矜持，带着随意的恋爱态度，凭着自我感觉去恋爱，去寻求精神契合的男友，去评判审视、欣赏爱慕对方。她对于恋爱有着极大的主动权，如果喜欢对方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分开，从不受别人意志的支配。她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主张和自我喜好。作品《红孩子》中这样写道：“维多利亚恋爱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的；她从不等待，也不需要费多大的精力，就可以搞定她所看上的男生。”春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对于恋爱从来不是被动的，绝不可能出现像《边城》中翠翠痴痴等待的情况，而总是主动追求自己的白马王子，主动去寻找与自己心灵契合的男生。在《红孩子》中，林嘉芙才十几岁，就已经喜欢过十几个男孩子。林嘉芙始终在自己的恋爱过程中保持着主动权，这些男孩在她生活中的出现和消失完全取决于她自己。同以往的浪漫主义文学相比，女主人公林嘉芙并不只是钟情于一个男生，而往往是在同一时间对多个男生感兴趣。例如，她喜欢陈磊宇，但同时又喜欢上了老师眼中的“坏孩子”――一个外校转校生。又如，她在上小学时喜欢三个男孩子，从开始越来越喜欢江小湖到后来不喜欢他而转向对雨的哥哥风的喜爱（他也是个叛逆的孩子）。在这些并不认真的爱情里，林嘉芙似乎并不是在寻找散落在人间的另一半的爱，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体存在来满足自我的需求。如同林嘉芙一样，春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并不怕成为大人眼中的坏孩子，更不在乎自己所喜欢的男生是好是坏。她们有着强烈的不同于主流文化自我评判意识，尊重自己的感觉，听从感觉的指引，去追求心中所爱；她们寻求的是心灵的契合，精神上的满足；她们需要的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她们不再是主流规范中的女性，不再具有那种“女性气质”，不再是美和爱的化身；她们不再满足于男权文化下的“他者”身份，她们甘愿变得与主流文化的不相容，甘愿通过男性朋友来重新塑造自我，甘愿通过看似离经叛道的方式成为“另类”。作品中的爱情故事不再是以往文学中浪漫的女性模式，而她们的“三心二意”，主动追求，不被众人理解，更无人赞同，然而这些都不足以阻挡她们对男性文化的挑战，并最后冲破男性文化笼罩和压抑。对于父权文化的认同，开始于摆脱恋母情结之后。对此弗洛伊德给出过解释，女孩同男孩一样，出生后都首先会产生恋母情结，而恋母情结的消失是因为“阴茎嫉妒”，这之后就会对父权文化产生认同感。而对于父权文化的不认同，也可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年龄的增长过程中身心都获得极大的成长，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觉醒并发展，从而慢慢地开始更多地关注自我认识，父权的权威性则逐渐丧失，最终导致对父权文化的不认同。《红孩子》开篇讲述的是一个温馨的场面，即1990年刚刚来到北京时，爸爸将“我”送到玫瑰中学读书。一开始，林嘉芙在玫瑰中学认认真真地学习，表现良好，这说明她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是认同的，对父权文化是认同的。而后来由于她主体意识的萌生和成长，她的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对当时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制度开始了独立思考；而她越来越感觉到制度和环境的束缚、压制，因而渴望冲破窒息感，摆脱束缚，追求自由，于是不断地同这种文化制度和环境产生碰撞、冲突，进而产生对父权文化的不认同。在此过程中，林嘉芙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自我认知的重构和地位的重新确立。林嘉芙主体意识的成长和对生存自由的追求越来越使得她同父亲变得疏远，不被眼下的教育所承认和接受。她渴望摆脱既定的生活角色，而去由自己决定自己需要什么，要成为什么。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中得不到承认的林嘉芙必然倒向所谓的“叛逆小孩儿”的行列，必然和风、雨、王淼这些叛逆的孩子走到一起。因为这些孩子和她有着共同的个性和喜好，有着相同的经历，同样被学校教育疏远和不看好。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和选择的学习的榜样有着很直接、重大的关系。在《红孩子》中，林嘉芙不仅选择了这群叛逆的孩子，而且还从小虎队的歌曲《爱》中受到了爱的启蒙，歌中如此唱到“让我们自由自在地恋爱”，这对于懵懂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号召力。作品中如此写道：“那时我就特别喜欢‘愤怒反抗体制’乐队的主唱Zack.De.La.Rocha，还亲过他的嘴唇，幻想以后就要找这样的男人。”林嘉芙渴望寻求的东西首先在自己的身上逐渐产生，她在选择男友的过程中，让自己慢慢成为了同男友一样的人。在和不同的男生的恋爱过程中，林嘉芙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张扬，她完成了一个“红孩子”的蜕变，变成了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另类”。随着年龄增长和认知的改变，对于自己全部情结的反思，就是这些让林嘉芙逐渐摆脱了恋母情结，然后又隔断了对父权文化的认同，对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做出自主性的选择和评判。三、结语以独特的方式不断探索和抗争，春树向我们阐释着成长的过程和青春的含义；她让我们看到，尽管多少带有残酷色彩的叛逆同样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求索，通过对残酷生存环境的克服来赢得社会正统的认可，跻身社会主流，然而她内心却深藏着对于适应社会的恐惧。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和春树一样的一大批80后作家正在逐渐成长，并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参考文献][1]春树.春树四年文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2]盖俊竹.传播学视域下的“80”后文学[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3]林明.论“80后”的小说创作[D].哈尔滨：东北师范大学，2006.[4]刘春.“文学史情结”笼罩下的诗坛命名[J].北京文学，2002（10）.[5]曹莹.“80后”写作与新世纪文学[J].文艺争鸣，2005（02）.[作者简介]温海涤（1982―），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广播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