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哲学观(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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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哲学观中文学院0903班黄凡41号荀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制天命而用之”体现了他唯物主义的思想。一、荀子生平及其思想体系产生的背景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今河北邯郸人。约生于公元前316年。荀子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适应当时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而产生的。从时代背景看，早在西周后期，奴隶制就已经出现危机；春秋时期，奴隶制加速崩溃，在奴隶社会内部，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已经发生并日益成熟；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相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并逐渐具备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秦始皇最终通过兼并战争统一了中国。荀子就是生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有着要求实现封建大一统的强烈愿望，他的学术活动，他的哲学思想，就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服务的。从战国时期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生产水平与科学水平的。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影响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关于"可以知，物之理"的认识论，就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成就所作的一种哲学上的理论概括。从战国时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客观环境来看，战国时期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荀子说当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年代，正说明那个时候在政治领域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学派之间的斗争都是十分复杂、激烈的。这种独特的思想环境为荀子哲学社会思想的建立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二、荀子对百家之学的批判和继承荀子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哲学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对当时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特别是他对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总结的结果。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受了道家天道观的影响，道家天道观否定了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的学说。荀子在此影响下，把天看作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的天；同时荀子又把道家作为神秘实体的"道"改造成为具有规律性意义的"道"，因而建立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但是，荀子批评老子"有见于多訁出，无见于信"（《天论》）；对于庄子，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宋尹文学派对荀子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是他对他们的批评也不少。但是荀子又吸收了宋尹学派关于"气"的学说，从而使自己的自然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气本原论的基础之上。对于宋尹学派的"虚壹而静"的"心术"论，荀子剥掉了其神秘的成分，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认识论中来，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认识论的内容。对于墨子，荀子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他对墨子的批评集中在其“非乐”、“节用”，否认礼乐的文饰，抹煞等级的差别等观点上。但是，墨子关于“尚贤”的主张，对荀子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荀子更是予以吸收和继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中。对于法家，荀子也是有批评的。他主要批评了慎到和申不害，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執而不知知”（《解蔽》）。这是批评慎到片面的法治主义和申不害片面的权势主义。当然，荀子本人并不否认法治和权势的重要，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礼治和尚贤使能的重要。荀子自称是属于儒家的，但他对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却批评得特别尖锐。他说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十二子》）。荀子还批判了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说法，并提出了人性恶的理论。荀子把孔子这个儒家创始人誉为“大儒”，似乎还颇有孔子继承者自居的胸怀。然而从实质上看，荀子对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的批判态度。荀子否定了孔子唯心主义“天命”观，否定了孔子关于“圣人”“先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面（不过他同时也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关于“学而知之”的论点），改造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正名”论。在荀子的思想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有意地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在批判和继承其他学派思想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以地主阶级利益为标准，去各家之“蔽”，取各家之“见”，既有批判也有吸收与继承；同时对当时提出来的一些哲学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综合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三、荀子的哲学观（一）性恶论荀子认为，与生俱来的好利、恶害，耳目声色之欲等天性，都具有自由活动和自由发展的本能，现实中，人人皆有欲，且“欲多不欲寡”，若顺纵人之性情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节制，便会导致一系列恶的结果，如争夺，残贼，淫乱等行为。荀子一开始就用“恶”来规范人性，用道德性眼光审视人性。他用来论证人性恶的两个基本前提也缺乏严密的逻辑推论，因而他关于人性的观点就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所谓善恶都是道德范畴，是后天形成的判断人的行为的价值标准，在阶级对立社会里，不同阶级具有十分不同的善恶标准，孤立地考察人性，人性可谓无善无恶，人性及其本质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阶级地位及其发展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人性会获得不同的规定性和特质，人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既规定人性，又不断地改变人性。荀子看到人性在阶级社会中所存在的丑恶的一面，并做了理论上的概括，这对我们认识人性的本质有很大的启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针对孟子的性善论的。他认为，孟子说性善，是因为孟子不察人的“性”和“伪”的区别。为说明他的理由，荀子首先严格区别了“性”和“伪”。对于“性”，荀子认为，性是“性者，本始材朴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总之，“性”是天生的。而“伪”，简单地说，就是“人为”。也就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总之，“伪”就是后天性的，是与人的道德相关的思想、行动和结果，这部分来源于人为的努力，所以叫“伪”。由于“性”是“本始材朴”、“生之所以然”、“不可学，不可事”，而“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所以，性是“恶”的。如果让性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则后果极为严重，会产生争夺、犯上、淫乱等。为此，就需要圣人、君主对人民进行教化，需要礼义等制度和道德规范来引导臣民，而人民因此而变“善”，就是“伪”。而这个过程，就叫做“化性起伪”。因此，性和伪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二）荀子论心。圣人之所以能“化性起伪”，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主观条件，即人具有认知能力，而人的认知能力，主要表现在心上。对于“心”，荀子认为：“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心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藏，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然而有所谓静。”虚壹而静是荀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虚”指不以已有的知识妨碍接受新的知识，“壹”是指专心致志，一心不二，“静”是指思想宁静不急躁。，若能做到“虚壹而静”，那么就为“大清明”，从而“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荀子论心和孟子论心的区别在于两点。首先，孟子言心，只重对心的直接涵养功夫，以使此心性流行，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荀子言性恶，言人心危道心微，认为心有所蔽而沦于混浊。因此，荀子特别重视养心，特别重视自加澄清工夫，以使“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堪能知道而守道。其次，孟子言心，乃就心之本身来论，而荀子论心，主要着重其“知道”的认知力。“化性而起伪”的另一个条件是需要有道，而这个“道”，在荀子看来，非天之道，非地之道，而是人之道，君之道，也就是治国之道，同时，这种“道”，偏重于社会道德的内容，与礼义法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荀子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在此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涂之人可以为禹”的说法，它也是“化性而伪”的终极目标。（三）“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为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作了理论准备。他十分重视建立新的封建政治制度，因而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他的这个“礼”，和孔子所说的“礼”，有了一定的不同，加入了新的内容。首先，礼包括了各种社会的名分规定，“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插，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其次，礼还包括各种礼节礼仪。最后，礼还表现为各种人伦道德的规定，是人道的极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的作用主要在于“分”。“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礼的重要作用就是把人按照不同的等级团体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必须靠礼。同时，礼也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准。荀子在隆礼的同时，也看到由于人性为恶，教化不足以保证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善的，因为唯一的出路就是赋予礼义以强制性，迫使人们必须去执行，这就是“重法”，也就是“援法入礼”。荀子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治之经，礼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隆礼重法的根本目的，还是基于现实的政治环境。他在坚持孔子为政以德的基本思想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霸政的存在，这一点，他比孟子要现实一些。（四）“天人相分”的天道观。殷周以来的历史哲学观，大都认为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世间诸种物事及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皆受被神化了的自然力的鉴临与制约，并且认为社会的礼仪制度、典章规范也为超人格的上帝所创制。这种以自然现象解释社会历史的历史外因论观点不能正确阐释社会历史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变革现象，也无法寻觅社会历史发展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最终不得不诉诸不可知的神秘的外在力量。迨及战国末期的荀子，兼融众家之学说，并收诸子之所长，在历史哲学观上，不囿于古人成见，突破了长期以来僵固不变的思维模式，进行了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变革。荀子割断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神秘的联系纽带，以理性主义眼光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之分”理论。他认为，自然(天)和社会(人)各有自己的职分及作用范围，自然并不具有情感意志，对人类也不能福善祸淫，这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无情批判。同时，荀子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天人关系上确立了新的进步的价值观念棗即荀子在历史哲学观上所寻求的时代性超越。在认识层面上，荀子指出，自然现象与社会治乱毫无内在联系。就是说，自然现象有其恒常运作规律，它既非超人格力量的展示，也与社会嬗递、人生吉凶无关。荀子把本属社会的内在力量从神秘的自然的控制下挣脱出来，重新还给社会，这就使得荀子的历史哲学思想有了较为稳固的立足点，它较之于传统流行的神学历史哲学观，无疑前进了一大步。可见，在认识层面上，荀子区分了自然与社会的职能范围，割断了二者间的神秘联系；而在实践层面上，荀子则重个体价值，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自然规律办事，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伟大思想，这一思想对荀子历史哲学思想的构成影响极大。荀子的历名哲学有着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他从理论的高度对一些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了概括总结，用理性的眼光对甸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复杂的问题做了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使其历史哲学理论达到了先秦时代的最高峰。荀子的历史哲学对秦汉以后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历史思想家对荀子思想的褒贬毁誉十分不同，从荀子的历史命运，我们也可看出荀子对中国后世思想界的影响。但荀子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他不可能科学地解决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他把社会从自然手中挣脱出来，这是他的历史贡献，但他又在社会中重新树立一个圣人的形象，又给自己的理论套上了新的枷锁，因而，荀子的历史哲学理论往往有自相矛盾之处，这一观念限制了荀子历史哲学理论的充分展开，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此于荀子。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深刻反思的今于，我们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用科学的态度分析，把握荀子的历史哲学理论，还其历史本来面貌，认真汲取其理论经验教训，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