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重塑多元价值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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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重塑多元价值理论一将商品交换的基础归结“劳动”（实指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一般的常规的基础性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英法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上的伟大成就。前者成为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后者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发展进程。然而，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价值论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必然要受到实践的挑战并被其他理论所超越。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发出决定性挑战并最终实现了理论超越的是19世纪初的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完成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它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对劳动价值论的新挑战看来又要发生，只是这次挑战的对象已从古典经济学转向了它的继承者；发出挑战并最终实现理论超越的也不再是西方国家，而是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上迅猛前进的当代中国。劳动价值论对实践的“理论瓶颈”作用，在哪个国家都没有像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如此尖锐，也没有那个国家能像当代中国具备实现理论超越的条件。财富由多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财富，所以它理应也由创造财富的多种要素共同决定。然而，传统经典价值论却认为它们是两回事，坚持说财富源泉虽是多元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但价值源泉却只能是一元的（劳动）。市场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和支柱，它决定于供求双方的诸多因素，可是传统经典价值理论却坚持说价格最终只决定于劳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根本动力和首要条件的精辟论断，“三个代表”思想中的首要一条（代表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又将上述论断同我们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指导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大大提升了这个论断的思想高度和实践意义。然而就是这些至理名言和科学思想也要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反映当代最新历史潮流的新思想，同传统经典价值论所认定的价值唯一源泉及其体现者相抵触。如果谁还要承认土地和资本等其他非体力劳动要素也是创造财富及其价值的重要力量，更要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因为依照传统经典价值论，这些要素的作用只限于转移价值。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使中国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体制选择，已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传统经典理论却对市场经济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认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而一同寿终正寝。它还断定未来新社会只能搞计划经济，根本想不到社会主义还要搞市场经济。与此相关，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阶层也感到不能容忍。首当其冲的是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为国家和公众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财富和社会的尊重，成为推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然而，在固守传统经典理论的人看来，却是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剥削阶级，必欲尽速去之而后快，如果说眼前还可容忍其存在，也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为之，是决不能让它长久发展下去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是新涌现出来的又一重要阶层，他们肩负着经济活动组织者和经营者的重任，他们是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可是依据传统经典价值论，他们不过是资本家的帮手和剩余价值的瓜分者。不是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脱了轨，而是传统经典价值论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实践。出现这种逆差的理论根源，首先，在于它将商品价值本质不是如实地定位于人与物的关系，从而脱离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个一般价值观的轨道，不仅将需求排除在价值范畴之外，而且将人与人的关系这个第二位的属性不适当地提到了首位。其次，在于论证前提条件的极其有限。逻辑推理也不是无懈可击，使得从中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但是在进一步的理论构建中，却是将这种本来特殊的理论当成普遍适用的原理，结果造成了一元价值论同多元财富论和多元价格论的脱离。为什么依据这个理论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做出的判断会过于激进？为什么依据它对新社会经济体制做出的判断难于长久有效？为什么依据它难于说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的要求和基本规律，也难于说明市场价格的决定及其运动规律？等等，归根到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问题的症结。马克思得出劳动价值论的条件主要是：原始的实物交换，不存在货币与资本关系；除了劳动之外，其他各种要素在生产和交换中通通不索取代价或报酬；参与生产和交换的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这些前提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前提如出一辙，所以也就必然遇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同现实生活之间的同样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对于这些矛盾马克思曾想加以解决，但是没有成功。至于马克思得出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推理，最受诟病的一点是他排斥异质现象的可比性，因为事实上并不尽然。至于关系到劳动价值论能否说明市场价格的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理论，一直也没有得到科学证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重建多元价值理论，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坚持“三个代表”根本思想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经济发展主体正在走向多元化，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价值论也应是多元比的。这种价值论应该与一般价值论相统一，与财富论相统一，与价格论相统一，这样“三个统一”的多元价值论才能为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发展生产力以及进一步调会关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二应当从重新界定经济学价值概念开始。“价值”最一般的意义是指作为客体的外界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也说过：“‘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价值概念包含着不同层次和内涵。自然价值是指与人的需要发生关系的外界物中，不经人的干预、加工和创造，就能满足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经济价值是指自然资源一旦被人类加以开发利用所具有的价值，以及人类对外界自然物加工和创造而成的各种产品（首先是生产工具）的价值。商品价值则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中用于交换的物品即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它同样是一个“关系”范畴，即商品的效用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对消费者来说，商品价值无非是指商品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他的需要；对生产者来说，价值就是他花费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给他带来效用（利润）。恩格斯说得好：“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商品本身是价值关系得以建立的起源和前提，人的需求则是其动力和目的，价值关系则是两者的对立统一。关于商品的性质，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认定商品具有两种独立的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实，商品的属性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商品交换的比例）不过是使用价值的延伸和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交换双方实现自己商品使用价值的中介，交换价值绝不能离开使用价值而存在。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居主导地位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及其变种，总是依据将人的需要与个人主观欲望相等同的错误论证，将商品价值完全归结为主观心理现象。这是对人的需要的客观性和商品价值客观性的双重曲解。正确理解商品价值范畴的本质，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如果认定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需求同商品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和运行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矛盾，那么，以这种价值论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体系和政策体系，必然着眼于处理和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着重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并将人与人的关系置于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要求之下。反之，将价值界定为人与人的关系，并将其置于决定性地位，势必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置于从属地位，甚至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就是这样，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是如此。区别在于，当反封建的任务大体完成，进入发展生产力的阶段之后，西方经济学就抛开了劳动价值论而－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文秘网！转向了其他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轨道，而在我们这里，直到今天才开始认识到改弦更张的必要和紧迫。三应当重新认识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创造力量。主观效用论者将商品价值完全归结为个人的主观感受，不承认任何客观因素的存在及其对商品价值的影响，这显然是一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古典经济学家将价值归结为劳动，有时还加上物化在机器等产品中的劳动，但排除其他生产要素，这是一种片面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则进一步将商品价值完全归结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完全排除了各种非劳动要素，甚至也排除了具体劳动本身，这是更大的片面性。既然商品价值是商品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那么商品的价值也就必然决定于该“关系”的双方，不会只决定于其中的一方，更不会只决定于一方的某个要素。同时，这种“关系”的存在及其决定是分层次的，所以价值决定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综合体系。在最广泛的层次上，商品及其价值是人与自然界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和自然界都是社会财富及其价值的源泉，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也是财富的源泉。进一步说，不仅自然界（包括地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前提和基础，而且人类本身也是宇宙和自然历史演变的产物，人类的劳动力是一种自然力，劳动本身则是这种自然力的表现。应当如实地将人类及其活动理解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必须自觉地融于大自然并且服从大自然的根本规律，同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对立，人类社会才能得到永续发展，所以，应当树立“天人合一”的财富价值观，决不要无视或低估大自然的作用。恩格斯有句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的市场供给价值和需求价值的均衡或相等。因为只有在这样条件下所达成的价格才是供求双方所愿意接受的，否则就需要继续讨价还价，直到双方满意为止。如果是充分自由竞争市场，则交换双方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都应拥有充分相关信息。同质同量商品价值或价格具有同一性。如果说的是垄断或垄断竞争市场，则上述法则就应受到若干修正，修正的程度视垄断的程度而定。长期以来，流行一种支配性说法，认为供求关系虽然能够影响商品价格的波动，但不能说明商品价格的决定，因为供求一旦均衡，就意味着方向相反的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的消失，于是就要在供求关系之外去寻找第三者（劳动）来说明价格的决定。这其实是站不住的。供求均衡非但不是两种力量作用的消失，恰好相反是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和存在形式，所以，根本用不着在供求关系之外去找第三者，供求关系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市场供给价值和市场需求价值又各由一系列要素所决定。就市场供给价值的决定来说，它是人类劳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所谓赤手空拳生产是人类幼年时期的现象，人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日益紧密结合，以及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社会财富及其价值生产的基本动力和条件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7世纪末期，英国经济思想家威廉·配第将土地和劳动看作财富和价值的两个基本要素，这是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生产经验的概括；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要素论，这是对第一次产业革命新现象的科学总结，其特点是强调了资本作为一种独立要素的作用；19世纪末期，马歇尔提出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增加经营管理这个要素，此即四要素论，是对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如实写照，表明企业经营管理和组织已经上升到突出的地位；20世纪中期，人们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或知识应被首肯为一个新要素的重要观点，这就是五要素论。可以预期这个认识过程还要继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相继被认可的新要素总是该时代生产力发展中最先进的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经营管理等，在历史上都曾充当过这种领先的角色，当今时代这种领先角色已经落到了科学技术的身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这种历史趋势的精辟概括。这个论断的意义不限于它的科学性，更在于它的时代性，这是同志对中国和人类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科学技术作为当代第一生产力的根据，在于它能不断加深对未知世界的状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不断地将原有的和新发展的知识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作用虽不自今日始，但从未像当今那么突出和强烈。这当然是同人类在20世纪在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各个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有关。就市场需求价值的决定来说，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综合体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基本前提；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是又一个基本制约因素；当然还直接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还有风俗习惯、心理活动以及地理和气象的条件等。社会财富及其价值正是在这样一种多元多层次关系中被决定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动态体系，其主要内涵就是第一层次的天人合一论、第二层次的供求均衡论、第三层次的生产要素供给论和需求要素论等。而一般的常规的基础性劳动（也就是劳动价值论所说的唯一的创造价值的源泉）仅是第三层次中生产要素供给论的一个要素罢了，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劳动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商品价值关系毕竟因人而起；满足人的需要的商品要通过人的劳动去制造；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这些要素是一般的常规劳动要素的分化和升华，而土地和资本要素本身，除了土地原始的生产力和资本原始积累的生产力外，新的生产力还要靠劳动不断地加以开发和增值）可以说劳动创造了财富和价值，不过应当强调指出，这样说的条件是如此之多，以致于它只能是价值“通则”中的一种“特例”，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即使如此，这种特例所表示的也是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论，无论在价值概念和价值源泉等实质问题上它都同传统经典劳动价值论不可同日而语。四要素贡献论与合法产权收益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的必然趋势。生产要素的贡献是指它们为社会提供了多少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社会服务。这种贡献率可以一定的百分数表示出来；如资本的贡献率、科技的贡献率和一般劳动的贡献率等。在中国当前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大约占CDP的35％）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合法产权收益可以视为对其所有者本人或其前人所做生产贡献的回报。要素贡献率可以在宏观和微观的各个不同层次上加以计量。不消说，这必定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计量、比较和均衡的体系，牵扯到诸多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但应该相信能够确定这种标准，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要方法对头，资料齐备，假以时日，终能达成。有了要素贡献率也就有了要素分配的基本依据和尺度。这个尺度应该是统一的，对所有部门和所有工作者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尺度统一是实现公平合理分配的必要条件，也是分配是否公正的首要标志。既然尺度是统一的，这就既可排除“一家独享”的不平等，也可排除“吃大锅饭”的不平等。应当坚持分配制度上的三项原则。一个是生产力原则。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收入分配的前提，也是建立一种合理分配制度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各国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首先决定于各自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各国自己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各自生产力的状况和变化。二是市场原则。收入分配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素的收入分配数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表现为各种要素的市场价格，它们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也要受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市场会对要素的贡献做出评价，这是一个趋势，离开市场调节，要素的价格及其报酬便无从决定。三是宏观调节原则。国家对要素价格及其报酬负有宏观调节的重要使命与责任，以防范和克服市场调节的局限和缺失。将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相结合，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高度统一，可能是处理分配问题的上策，也是西方国家屡试不爽的经验。如果承认非劳动要素也是价值源泉，那怎么看待剥削？发出这种疑问是传统经典劳动价值论思维惯性的表现。其实，劳动价值论所认定的剥削只是一种极端情形，完全没有理由断言价值多元论就一定会否定剥削，而只是要给它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即认为剥削是指对社会财富或别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这是分配不公的结果，而同价值多元论无关，区别在于依照一元劳动价值论，剥削必定存在，而依照多元价值论，剥削可能存在，尽管要素贡献论与合法产权论体现了公平分配和排斥剥削的要求。同样，生产资料私有不一定必然导致剥削，小生产者是小私有者，但他们掌握和使用的生产资料不构成剥削的条件。企业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如果对工人支付了同工人的劳动贡献相应的报酬，也对国家财政做出了应有贡献，则他们手中的私有资本也不是剥削的条件，只有将生产资料作为榨取别人劳动成果的手段，它才会带来剥削，因而生产资料的公有也不一定能保证同剥削无缘，如果它们被某些人转化为谋取私利手段的话。怎样看待资本及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现阶段的作用呢？资本的作用首先取决于它的来源。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原始积累是“血与火”的历史，那里不仅有对小生产者的疯狂掠夺和对雇佣劳动者的无情榨取，而且往往伴随着肆无忌惮的海外殖民扩张，当然还有小生产者的分化。但中国现阶段的情况大不相同。虽然确有一部分私人资本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和手段聚敛而来的，这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受到谴责和取缔。但是应当说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家的资本是通过诚实劳动和辛勤劳作逐渐积累而成的，那是他们劳动成果的积累。资本的作用还取决于使用它的方式。如果资本来路干净，对资本的使用符合社会的需要，并且能够做到诚信经营、遵纪守法，对国家和职工做了该做的一切，没有做不该做的一切，就没有理由将他们应得的收入视为剥削。应当说，中国现阶段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为繁荣经济、活跃市场、增加产品、吸纳就业、方便人民生活、增加国家税收等做出了重大贡献，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如果考虑到中国民营企业家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发展历程，更应对他们投去新的目光。要知道他们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走上致富之路的，其中很多人原先就是国家干部、公职人员或共产党员，他们在个人致富的同时还带领其他群众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在光彩事业、扶贫开发和希望工程等等事业之中，无不闪现着这些年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家的身影，其中许多人已经跃居全国最富裕阶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活生生的见证。用这种眼光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众最憎恨那些滥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资财和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贪官污吏了。传统的“剥削”理论对这些真正的威胁无能为力，却会不加分析地将矛头指向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这是它的双重错位和悲哀。如果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视知识和人才，那还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是把工人阶级同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错误地对立起来，并且误以为他们各自的构成永远固定不变，误以为先进生产力总由固定的人群为代表，这些其实都是过时的陈旧观念，“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实质是要始终依靠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哪部分人。这样，会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者或中产阶级呢？这恐怕不可避免，但这不是坏事，更不必惧怕。毕竟革命和建设的目标不是制造更多的无产者，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过上了富裕生活，拥有了一定资产，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这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大有好处。中产阶级占社会构成的相当大比重，是当今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事实。当然，对以非法手段获得暴富必须加以取缔，对过高收入应加约束，对低收入者和其他弱势群体应予扶助。国家对分配的宏观调节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参考文献】[1]晏智杰.古典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晏智杰.关于中国现阶段财富形成问题的解答[N].中国改革报，2002-01-21.[4]晏智杰.关于中国现阶段财富分配问题的解答[N].中国改革报，2002-03-04.[5]蔡继明，李仁君.广义价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6]钱津.劳动价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