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中国观”中国“新机遇观”20世纪初,在世界的大调整中,一个辉煌的“美国世纪”降生了。那么,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大调整将会如何刷新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英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在今年6月出版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可能的未来景象:哈佛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指着地图上的上海说:“这里,我的梦想在这里”;在非母语国家旅行的游客拦住一位当地人问:“请问您会讲普通话吗?……”在2009年,无论是伦敦“20国集团(G20)”峰会、“金砖四国”峰会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所受到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世界的新“中国观”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用“创造性破坏”一词来分析大萧条。他认为,周期性的衰退和萧条扫荡了陈旧的经济体系,使新的结构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衰退无疑是加速国际格局变动的有利因素。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的“力量”。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看来,金融危机使得许多国家经济出现了困难,也使得他们对中国市场出现了更大的需求。为了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他们在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方面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额达5217亿美元,超越出口额为5216亿美元的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交易额达312亿美元,比美国的162亿美元和英国的137亿美元之和还多。国际经济调查机构“HIS环球透视”在8月初预测说,中国到2015年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经济正在彰显力量的证据无处不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全世界收购企业、技术和资源。在全球银行的排名榜上,三年前,中国还没有一家银行的市值跻身世界前二十名。2009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列前三名。中国持有超过八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今年6月,当美国财长盖特纳访华,在北大演讲时说“中国在美资产非常安全”时,全场响起一片意味深长的笑声。今年4月,曾在1998年至2000年负责白宫亚洲政策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侃如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这样表示:“在过去两个月,我相当惊讶地发现,中国像一个大国那样谈论事情。中国可能会第一个或者紧跟美国之后摆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且到危机结束时,中国将是极少数不需要政府债务高筑就摆脱危机的国家之一。”如果还需要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明显影响的例子,7月27召开的第一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其一。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表示,两国关系会“影响整个21世纪的进程”。主席也表示,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最近在欧洲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受访者甚至认为中国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强国”。也许这一结论有些夸张,反映了遥远的西方民众对庞大而发展并不均衡的中国的不够了解,但是这也说明,金融危机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早在1985年,就有人提出了中美共治的概念,就是G2,但是没有人重视这一概念,美国人在金融危机中提出来后,马上就炒作起来了。”阎学通告诉记者。中国政府和许多社会精英并不赞成“G2”的提法,但是,“世界开始谈论中美共治世界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位是大幅度提高了。”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告诉记者。他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在去年10月的亚欧首脑会议之前,中国国家主席表示中国会“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办事。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告诉记者,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姿态反映了国际格局中中国的话语权变化。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时代,几乎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对当时衰弱的世界经济局势选择袖手旁观。不过,仍有不少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经济重要性并不会完全转变为地缘政治分量。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构成其成为真正全球大国的因素,例如军事影响力、文化影响力等,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新“机遇观”在这一年里,从首尔到伦敦,很多媒体都在喧嚷着中国已成为“大国”。今年6月的美国《国家周刊》刊发了题为《美国之后:中国世纪》的文章。文章中,美国人忧心忡忡开始讨论“中国若成第一,美国应该怎样”这个假设命题。“倘若有朝一日美国醒悟,发现它不再是世界首屈一指,换成中国人坐在最高位置上,那时美国可能最终不得不进行长期遭到抵制的必要改革,这些都涉及到美国面对形势如何做出调整。”《国家周刊》这样说。“中国世纪”对美国来说就是末日来临吗?这是美国一些人的担忧。19世纪英国被一战拖垮,国内财力消耗殆尽,那时的新兴债权大户美国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极为抢眼,但还并没有在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对于这样的情况,历史学家通常的解释是:英国无力为之,而美国则不愿介入。有人认为,如果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上次大萧条时期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那这场戏就应该如此上演:在当前对于谁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的争论上,美国出演当年英国的角色,一个气喘吁吁精疲力竭的债务国,而中国则取代当年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认为,金融危机使得几个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会进一步提升,特别是“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四国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行元首峰会,这也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副产品。”然而,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一幕幕戏会以抓人眼球的方式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再次上演吗?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看来,本次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是“程度性”的,而不是“性质性”的。“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改变了大国之间在金融领域或经济领域的实力对比,没有改变在军事、政治这些领域的实力对比。”金融危机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地位,还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阎学通认为,金融危机改变了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中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很可能就此确立。不过,阎学通认为,中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绝对实力的增长,而应该主要归因于别人绝对实力的下降。“这对国人产生的影响比国际社会还大。有人开始怀疑自己的一个判断:本世纪最初的20年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如果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那为什么在全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机会反而更好,而不是更坏?”阎学通反问。在他看来,过去解释战略机遇期是说和平和世界经济高增长,现在世界经济低增长,世界经济遭到巨大伤害的时候,给中国提供的机会反而比世界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机会更大。这是不是说,也许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机遇期,在各种状况下都会有机遇,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无数的机遇,问题在于中国是不是能抓得住?“所以,中国领导人要求增强机遇意识,要抓住和运用机遇。我认为,中国能不能崛起不是靠我们有没有机遇期,而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随时出现的机遇。”阎学通告诉记者。中国要有新“危机观”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曾引发巨大的争论。肯尼迪认为,以前的大国都败于“帝国过度扩张”,这一看法当时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许多美国人对里根时代的预算赤字以及日本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表示担心。20年过去了,同样的担忧再次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监管着美国复杂的情报机构体系,该委员会每4年发表一份全球趋势报告递交美国总统。去年11月20日其最新的一次报告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在报告发布的次日,英国《卫报》的头版赫然写着“2025年:美国统治地位的结束”。该报告称,“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世界各国政府(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许会得到提升。”而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也将会削弱――它将不再是冷战结束后再无对手的超级大国,而是一个更加松动、更加平衡的世界中的“平等成员的大哥”之一,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再也站不住脚。这种新的“美国衰退论”,反映在金融危机这一年的种种预期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后美国世界》一书,据说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读过的唯一一本关于外交事务的著作。扎卡里亚在书中指出,中国是未来的“非对称超级大国”。此外,他还提醒美国人,在“他者崛起”的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再我行我素。第一次“美国衰退论”是在60年代,当时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先进入了太空。1988年,当日本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并对美国造成冲击时,美国也曾出现过“美国衰退论”。最新一次的“美国衰退论”几乎完全由金融危机造成。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看来,“美国衰退论”是美国社会非常健康的现象,“这是一种特别积极的舆论,其积极意义在于不断提醒美国人――我们面临着衰退的危机,这使得社会和民众不断反思美国犯了什么错误。”“正是有衰退论,才使得美国衰退不断向后推迟。没有美国衰退论,美国衰退可能发生得更早一点。”阎学通说。“中国现在缺乏的是中国危机论。如果中国不断有中国危机论,那对我们的发展和崛起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美国衰退论对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起到了重大的贡献。”阎学通告诉记者。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将使我国经济环境不断改善,政治环境也会有所改善,但速度慢于经济环境,而安全环境恰恰相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金融危机后我们有可能在国家主权方面面临的争夺会更加激烈,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国家更多地看重自然资源,在边境、领海,专属经济区这些主权利益方面的争夺可能会变得激烈。”阎学通告诉记者。金融危机还带来了哪些挑战?在阎学通看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最大挑战是我们不适应新来的这个机会,不知道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问题。“人家很多人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当世界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时候,我们国内还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机遇,但这个机遇能否抓住和利用,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应对伴随而来的挑战。所以,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显得同等重要。对此,阎学通的建议是:“第一,我们要利用这次危机改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外需型发展转向内需型发展;第二,我们要改变对发展目标的认识,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要发展综合国力,而不能只靠增加财富;第三,妥善应对这次危机,并在应对中建立起中国的战略信誉。”(《环球》2009年第19期,作者为该刊记者及实习记者)。
